2013公益转型年：公益转型带动社会转型

朱健刚^[1]

2013年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一系列改革政策得到落实，扫除了一年大部分时间的猜疑和揣测，尤其是公益慈善领域的改革政策鼓舞人心。仅仅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2]和“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3]这两条，就让人们看到国家进行公益慈善事业改革的决心。王振耀指出，这个决定标志着社会体制改革时代的到来，他甚至指出未来政治的重心将是“社会”^[4]。但是，2013年中国社会领域的变化不仅如此，看起来雄心勃勃的改革遇到的却是更加迅猛的社会转型。2008年“5·12”地震救灾打破了原来公益慈善界的小圈子以后，社会各阶层开始纷纷卷入。2011年郭美美事件带来了整个行业的公信力危机，同时也推动了公益慈善界出现跨界合作、策略联盟和专业转型的新趋势^[5]。2013年，在青年人的带动下，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开始颠覆性转型。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积累已久的民间公益经验在很短的时间就被公益青年们所舍弃，代之以互联网思维、跨界公益、社会运动等新动力。这让中国的公益慈善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但也让公益的影响力很快扩展到公众层面，甚至超越了慈善的传统界限，与整个社会转型密切连接。2013年，传统的计划慈善正在往“公民公益”的方向快速发展。

更重要的是，在2013年我们观察到公益转型开始带动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2013年可以称为中国的公益转型年，公益慈善的转型正在带动整个社会转型。本书的各个报告将按照公益与转型这个主题，从公益慈善自身的转型、公益带动社会组织体制和政策的转型，以及华人的公益慈善文化与传统的转型三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

[1]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

[2] 2013年11月，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第48条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3] 《决定》第44条也提出，“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

[4] 见《华夏时报》对王振耀的采访，http://www.chinatimes.cc/hxsb/special/rendaocishan/131120/1311201943-132012.html。

[5] 朱健刚：《2012中国公益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