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现代国家文明的新维度：公益慈善力

2013年，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以及社会治理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组织编写的《中国公益慈善发展报告2013》（下文简称《报告》），对过去一年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总结和展望，这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

公益慈善领域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都十分关注与推动每年的公益慈善报告，希望通过微观的观察和超越微观层面的宏观评估，去勾勒中国公益慈善发展的曲线，并探索其对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要点和意义。同时，也为全球公益慈善发展与社会变迁，提供自身的经验和行动力证明。

《报告》首先指出，2013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型。在青年新生代及互联网的相互推动下，公益慈善不再被单纯理解为好人好事，而是转变为现代公民践行权利和责任的意识觉醒与行动。过去个人的道德与慈善行为，正在逐步转变成具规模、有组织的公益慈善行为；公益也从过去单方面的施与受的行为模式，逐渐发展出公民之间进行结社互动自治的共同互惠构建公共空间的行为模式。《报告》还观察到，2013年这场自下而上的公益慈善事业的转型，正在带动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体制自上而下的初步变化。2013年，各地政府在公益慈善领域开展了有益的探索，改革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向全面开放社会组织直接登记。2013年，先后有广东、云南等19个省、市政府响应十八大精神，取消主管部门，登记制度尝试由双轨制转变为向单轨制，从制度上明确了公益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的未来变革方向。最近，广州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注册资金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尤其具有进步意义。

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成为趋势，广东、上海、山东等地政府通过文件颁发，试图在公益慈善领域增加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并且试点程序公开。2013年各地用于购买服务的资金达150亿元。在此过程中，有些城市探讨新的模式，避免改善购买服务中容易导致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老板与伙计的关系”，培养契约关系，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三、逐步开放公募权。2013年，云南省政府退出公益募捐市场，为公益领域由市场配置资源迈出了关键性的示范性步伐。有些城市的探索，更是先行一步。广州2011年通过《广州市募捐条例》，规定红十字会、慈善会、公募基金会尤其是官办慈善组织，同样需要备案。另一方面，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团队、民办非企业单位可以通过申请项目公募资格，进行公募。这种行为对未来公募权的改革有非常大的意义。

除此之外，全国各地也开始探索官办慈善组织的“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多个地方政府放低商会等行业协会的登记门槛，并且允许行业逐步实现一业多会。另外，国家层面颁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方案，进一步把配置资源的职能转让给社会和市场，促使政府向现代职能型政府转变，实现政社分开，权责明确。

中国目前正在发展的公益慈善事业，不仅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助推力，也为理解和评价一个现代国家的文明程度，提供了一个重要而崭新的维度。现代公益慈善力，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软实力标志。中国自1978年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历经三十多年的变革，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经济总量上，中国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GDP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但是国家财富积累，为积极公民的出现提供了现实条件。公民通过自由结社的形式，建立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依赖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行动力和智慧构筑公共空间，实现公共利益。公益慈善力代表着一个国家公民的道德水平和自我治理的能力，以及社会整体的多元性、开放度和理性力。因此，中国要成为真正的现代文明国度，还需要更大力度上提升公益慈善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山大学的同行，记录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变迁，为社会改革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才刚刚开始，但值得社会各界之公益先驱们加以鼓励和期待。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
何道峰
2014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