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概况

目前，就笔者的目力所及，从事实与价值这一问题出发，对维特根斯坦哲学进行的系统研究不是很多。不过，在一些论文和著作中，已有学者多多少少提及了这一问题。

有关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徐弢在《论〈逻辑哲学论〉的第三条解读路径》一文中，首先回顾了新旧两条对《逻辑哲学论》的解读方案，即正统的或形而上学的解读和治疗的或果断的解读，并对这两条解读方案各自具有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明确提出了第三条方案，即逻辑—伦理解读方案，并指出“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构成了《逻辑哲学论》潜在的思想结构。笔者在原则上同意第三条解读方案，但认为我们不应将这一方案局限于对《逻辑哲学论》的解读，而是应将其扩展到对维特根斯坦整体哲学的研究上。

在《〈逻辑哲学论〉研究》一书中，韩林合指出：“维特根斯坦实际上将人们通常所说的价值和事实的区分推向了极端：所有真正的价值或具有这样的价值的事项——不仅仅是所谓的神秘事项——都处于事实世界之外，都是不可言说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维特根斯坦以逻辑分析为手段，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划出了一条严格的界限。事实的世界是可说的，以命题的形式呈现出来；在事实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绝对价值的世界，而绝对价值是不可说的。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唯有保持沉默。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前期维特根斯坦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出了一条严格的界限。

前期维特根斯坦在对事实与价值做出严格区分的同时，也认识到有一些价值问题是与事实纠缠在一起的。但他将这样一些价值称之为“相对价值”。在前期维特根斯坦看来，价值是绝对的，因此，“相对价值”不是真正的价值。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转变，他逐渐放弃且较少谈及绝对价值的问题了。与此相伴的，是他对语言实际用法的高度关注。

维特根斯坦本人在其后期哲学中，对事实与价值的问题并无多少直接的讨论。但通过他对日常语言实际用法的具体分析，我们认识到，事实与价值的两分，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有的学者就此指出：“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论证，在我们语言的实际使用中，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往往是交叉在一起的，如 ‘这个人救了一个落水的小孩’或 ‘这个人偷盗’之类的句子既包含事实判断，又含有价值判断。我们对语言的使用涉及遵循语言用法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受到生活形式中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要想严格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往往是不可能的。”

在事实与价值的问题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对一些新实用主义者如普特南、古德曼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事实与价值的问题，普特南做了相当多的讨论。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有两章内容涉及此问题，即第六章“事实和价值”和第九章“价值，事实和认知”。而在《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一书中，普特南更是聚焦于此，对事实与价值的两分提出了彻底的反驳。

普特南的总体性思路认为，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是一种相互“缠结”的关系，而不是截然两分的。他就此指出：“实在 ‘世界’是依赖于我们的价值的（反之亦然）。”“一个没有价值的存在也就无所谓事实。”为了更好地理解引文中的观点，我们以自然科学为例稍做说明。在一般人的理解中，自然科学所面对的是一个事实的世界，因此与价值无关。但普特南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即使是在自然科学的探究活动中，价值因素也是无法避免的。普特南说：“事实和价值的二分法至少是极为模糊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我们赖以决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一个事实的科学探究惯例，就已经预设了种种价值。”在这些预设的诸种价值中，包括“融贯性”“简单性”“美”和“自然”等。

古德曼在《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一书中，也谈到了科学对“简单性”的追求，他说：“大多数科学法则是这样的一类法则：不是关于详细资料的殷勤报告，而是彻底的强求一致的简化。”

普特南否认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截然的二分，但他并不像某些后现代主义者那样，认为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区分。普特南明确指出，在某些可能的条件下，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用的。他就此写道：“如果我们缩小事实与价值的两分法，我们得到的将是：在伦理判断与其他种类的判断之间引出的一种区分（这种区分在某些语境中是有用的）。……但是，从存在这种（温和的）意义上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不能推出任何形而上学的结论。”

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中，事实与价值相互“缠结”，从这一角度出发，似乎很难得出事实与价值两分的结论。那么，事实与价值的两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普特南从语言的角度给出了如下分析，他说：“当我们把事实和价值分开来考虑时，我们一般将 ‘事实’看作是由某些物理主义或官腔十足的术语表达的，而将 ‘价值’看作是由最抽象的价值词（如 ‘善’‘恶’等）来表达的。在事实本身处于 ‘粗心’‘只想着自己’‘为了钱什么都干’这样的层次上时，坚持价值独立于事实就困难得多了。”这表明，我们之所以会得出事实与价值两分的结论，是因为我们在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仅以有限的例证作为最终的凭据，因此患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哲学上的一种“偏食症”。

此外，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L·麦凯在《伦理学：发明对与错》一书第三章“责任和理由”的第一小节“‘是’和 ‘应该’”中，讨论了事实与价值的两分及其所面临的当代（尤其是塞尔）挑战。B．威廉斯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一书的第七章“语言转向”和第八章“知识、科学、会同”中，亦论及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托雷·诺顿斯坦在《从“是”到“应当”——演绎还是阐明？》一文中，认为在“是”与“应当”之间，“并没有什么鸿沟需要跨越”；作者还就塞尔和阿佩尔对此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批评。

陈嘉映在《事实的说话方式》《事实与价值》和《事物，事实，论证》等文章中做了颇具个人风格的探讨。在方法上，陈嘉映熟练运用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等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的分析方法，对相关概念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总体说来，陈嘉映认为，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存在截然两分的问题；但在某一些场合或活动中，比如在学术研讨会中，我们更倾向于一种事实的说法方式。

抛开事实与价值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文献数量巨大，笔者也难以读尽。国外学者的研究，就一般通论性的著作而言，笔者主要参考了艾耶尔、大卫·皮尔斯、饭田隆、汉斯·斯鲁格、威廉·恰尔德和谢尔兹等人的著作。巴特利、诺尔曼·马尔康姆、瑞·蒙克和亚历山大·沃等人所写的维特根斯坦及其家族的传记，对了解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世界亦有帮助。

国内学者中，韩林合和黄敏对《逻辑哲学论》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本书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较多地参考了他们的著作。对所谓“中期”或“转型期”的维特根斯坦，江怡和徐英瑾在他们的著作中做了比较多的讨论。笔者虽参阅了这一部分的内容，但在本书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因论题所限而极少谈及。而就后期维特根斯坦，笔者较多地参考了陈嘉映和张庆熊的相关研究。此外，笔者还在不同程度上参阅了陈启伟、赖成彬、李国山、苏德超、涂纪亮、王路、徐燕杭和徐友渔等学者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