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众化影像传播为贵州乡村文化传承带来新机遇

从电影的创作角度来看，乡村文化可以说是我国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根基。乡村文化研究者胡彬彬指出：“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不仅存留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精神，而且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文化依托。”因此，从电影创作的角度来说，一部电影要称得上优秀，甚至能被世界称赞，那么这部电影就必须表现出自己本民族所拥有的优秀本质，而这种民族性所呈现的优秀本质恰恰来自传统的乡土文化。

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具有视听再现与影像复原等特征，比起文学等其他传播方式更加具有内容上的生动性，更容易搭建起与接受者之间的文化交流桥梁。例如改编自贵州作家山峰的小说《骑士少年的歌声》，描写水族乡土生态的电影《山那边有匹马》，以水族和侗族的栖居村落作为故事背景，无论原初文本对贵州乡土村落的描绘多么逼真，影像所呈现的村寨、祠堂、骏马、山川都更为真实生动形象。视觉带来的直面冲击，将原生态村落文化以更为直接的方式为受众感知。而在苗语乡土电影《寂寨》中，当地村民使用苗语等民族地域方言所呈现的乡土文化，是用文字在传播乡村文化时无法呈现的。这种生动性还体现在视听影像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电影依靠影像来表达它的所指之物，其指向性更加明确。正如观众在电影里真实感受到的千户苗寨的秀美和苗家美妙的山歌，视听的真实还原复刻向观众更加直观地传达了这个村落的某些文化现象，这一特征也可以看作是其画面生动性的衍生物。而这种直观生动的影像与声音表达，能使观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种与本体文化存在差异的村落文化形态。

同时，乡村电影的商业化也完成了村落文化的二次传播。一部电影，从前期编剧到生产制作再到后期营销，都有着强烈的产业价值和商业效果，而这也正是电影宣传的手段之一。著名编剧、演员、导演都能引发产业效应，电影生产线上相关的各个环节也都能在营销中带来产业收获。而这种产业效果最终都会因传播效力而产出商业利益。这是因为编剧、导演、演员等角色在一部电影的生产到传播过程中，都参与了某种议程设置。因此乡村电影剧情的走向如何、人物的情感关系如何安排、场景的选择以及演员对环境的态度等，都成了编导与演员事先设置的一种议题，最终观众对影片的态度与情感必定会受到这种议程设置的影响。

对于乡村电影而言，电影的产业效应还不仅仅作用于电影的宣传上，乡村电影所具有的明星效应会对电影中所表现的村落文化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在乡村电影中编导与演员都对这些村落文化进行了议程设置。如导演将电影的场地选择在某村拍摄，那么这个村落的样貌与环境就成了议程设置的一部分。电影《菊豆》的导演张艺谋将拍摄场景选在安徽黔县县城西南五公里处的南屏村。南屏村的自然风景和建筑艺术都具有独特的人文情调和艺术魅力。这是张艺谋选址于此的原因，但是当它们经过艺术加工透过影像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些建筑艺术等文化形态就成了导演在这部电影中所设置的一个议程问题。这种议程设置会使得受众更易于接受，曾有一段时间，“杨家染坊”因为电影《菊豆》而成为旅游热点。

不仅如此，一些好的乡村电影所产生的产业连锁反应，更会使得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村落文化得到第二次传播。所谓第一次传播指的就是观众在观看乡村电影时，透过影像对某些村落文化形态进行解码从而获得信息，这就是完成了第一次传播。如观众从电影《菊豆》中得到一个信息：“杨家染坊”是一座古老的染坊。所谓第二次传播，其实是一次受众主动参与获取信息的传播过程。当受众从乡村电影中获得某些村落文化形态的存在信息时，这些信息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然而电影终究不是研究村落文化的专门工具，受众如果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电影中所表现的村落文化形态，就不得不通过互联网等其他传播媒介去获取相关资讯，从而造就了村落文化在受众间的再次传播，也是一次更为深入的文化传播。在看完电影《花腰新娘》后，有的观众对电影中表现的贵州本土花腰彝族的服饰感兴趣，有的观众对电影中表现的“归家”风俗感兴趣，还有的观众会对电影中表现的女子舞龙文化感兴趣。这些在电影中无法获得答案的问题，观众们自然会通过别的传播媒介去主动搜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