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美学七问(阮义忠谈艺录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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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摄影在台湾的死结

阮义忠:你离开台湾十年而甫一回来,对本土的摄影环境,有着什么最强的感受?

陈传兴:普遍看来,从摄影家的表现形式来说,都显得很单薄;而由观赏者的立场来看,几乎都欠缺摄影史的观念。每一位创作者好像都想突破,大家都在尽量吸收资料。而看照片的人,都只从个人熟悉的背景及风格去接受影像。尽管这样,我还是对摄影在本地迅速普遍化与日渐专业的趋势深受刺激。不过,我对一个在域外来说是绝无仅有的特殊现象,感到十分诧异而不可解:台湾的摄影家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沟通,不同风格的人几乎是互不往来的。而在其他地方,人文摄影和纯摄影的创作者,他们并没有把界线划分得那么明显的,大家是好朋友,互相刺激、互相吸收、互为借镜。因此影像的表现形式就显得十分丰富而多样……

:这是不是台湾创作者表现形式会陷于单薄的病因?

:我们的摄影家太急于把自己的风格固定下来,好像急于为自己的影像贴上一个标签一样,以便让大家靠标签去认识自己的风格;而贴上之后,又怕把它撕掉。

:急于建立风格的努力,会造成什么缺失?

:很容易把自己的创作潜能局限住了,而僵死在一个框框里,并且比较不容易容纳别种风格,“自动排除”自动排除(Forclusion):由Lacan所引进,在精神分析理论里这术语用来称呼一最基始的排斥行为,将某些不想见到的现象、事物以表征符号方式逐出象征秩序之外。此种行为经常会衍生出一些后遗效用,最极端的就是被逐出者以“幻象”方式(Hallucination)重返出现在现实世界对排斥主体构成威胁;此外尚有一些较间接性的和缓形式,如以“崇物主义”(Fétichisme)方式让排斥者成为一崇祭对象。在文化、社会层面我们也发现此种“自动排除”现象之存在,它附生在,举例来说,本土主义之夸大形式上,它将一些本土文化里(不可避免)的一些盲点、缺失改装成为一极端巨大之“崇物”(Fétiche),借此来回避。但究竟偶像之下也有阴影,崇祭之物也会对归教者造成威胁与不安。类似的情形在摄影创作行为里,那些一味迷信好相机、以为依赖较精确的机器就可有好作品的心理即是一种“科技崇拜”之现象,借用科技之象征秩序来弥补其创作想象行为之贫乏。  参见“Forclusion”条例在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 (J. Laplanche, J. B. Pontalis. 6e édition. PUF Press, 1978),页163—167。了很多表现的可能性。

急于建立风格,也许在表现技巧上可能会有很快的突破,但一点也不能丰富自身的美感经验,到最后甚至会看不懂不是自己风格的影像。因此,有些风格极强的摄影家,就变得极端自我膨胀,其实这是没有信心的缘故;就本质来说,这种自我膨胀是不安和焦虑的病态现象。

:如何才能打开这个死结?

:大概可循的办法有三个:一,汲取外面的资讯;二,摄影家彼此互相沟通;三,摄影教育的普及化。

:正确的摄影批评之建立是不是也该算上一份?

:这倒是个大问题,台湾一直没有所谓的摄影影像批评。批评会不会出现,全赖创作本身的气候是否已经成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由社会经济层面来说,一定要让摄影普遍被大众所接受,承认它是一种视觉艺术;从知识层面来说,要建立台湾的摄影史,使摄影在本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清晰的脉络可循。有了这两点,气候才会形成,正确的批评才会出现。无论是哪种批评行为,它必然有一定的经济、政治背景作为其决定性因素;对于一个缺乏艺术批评的社会,想要让摄影影像之批评能产生,不可避免地需先考虑到摄影艺术自身的特殊性(其政治、经济基础和其专有之美学形式),然后进入到一般性之定义(和他种艺术之差异比较),最后在上述之基层结构上再敷予历史骨架,将摄影创作之生产形式落实在一具体的时空背景上。经过如此历史性、区域性检验后,我们对摄影创作之体认不再是局限地由个人经验之累积而成的片面主见,此时才会产生一所谓的“知识论之断裂”,而由外输入的资讯也才能在一较为批评性、较不专横独断的态度下被汲取转化。或许此种知识论之断裂能帮助我们避开一向泥滞不化的中西文化论战之盲点(如横的移植,或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诸种问题)而建造出系统性的批评理论。到底照相机是个洋玩意儿,它的科技特性是彻底西方的,而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摄影史里已有不少先进想以传统的中国绘画空间来压制、改造它;也有些批评家、美学家想抹拭掉相机的科技本质,硬套上一些中国美学的范畴名词来评介照片。这些做法,时间已经证明它们是割裂性的片面见解。再说明得彻底些,摄影(及其他机械影像)能让我们更加反省习受之视觉经验的某些特性,质疑并且摇动我们传统美学里对图绘空间的一些哲学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