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改革棋子

或许只是历史中的一粒尘埃，但1993年确是极富戏剧冲突、值得回味的一年。

这一年，宏观经济呈现出异常沸腾的图景：经济过热的势头凶猛，投资与消费急剧膨胀，全年物价上涨13%。股市大起大落，集资债券遍地开花，大量资金体外循环，银行正常贷款不能保证，一些基层银行甚至支付都有困难。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并进，全国批建了多达1.5万平方千米的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突破7000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31%左右。而原本就资金紧张的铁路、公路、电信等领域的资金“瓶颈”更加严重。

1993年前后，也是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期，当年国家财政收入仅为4349亿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2.6%。加之严重的通货膨胀，保吃饭、保运转的压力都很大。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在1993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于经济失衡、偏热的局面，金融秩序混乱、纪律松弛要承担一定责任：“违章拆借是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¹⁾

当时，金融体系的各类角色尚如襁褓中的婴儿，既无独立性，职能分工也极不成熟。人民银行还经营一部分政策性贷款，无法独立履行中央银行职能。而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银行既统揽全国政策性业务，还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传导渠道。所有问题都指向一个症结——传统的投融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投融资体制运行的核心部门是位于北京月坛南街的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这个部门被视为中国权力最大的部委之一，在民间素有“小国务院”之称。不过此时，国家计委的人无法高枕无忧，物价高攀、白条子横飞的现实让他们倍感压力。时任计委副主任姚振炎是其中思维活跃、锐意改革的一分子，他一直为如何改革投融资体制而苦苦思索。作为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之一，他极为推崇的一个举措就是将政策性融资与商业性融资分离，建立中央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组建政策性银行。

现在，我们无从知晓组建国家开发银行（简称国开行）的提议最早来自于谁，但在当时看来，它是开启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二选择，是这一历史命题的破题之策。因为它能完成当时最需要担负起来的历史使命：让国有银行卸下政策性贷款任务，回归商业性金融的本位；让人民银行从资金供应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割断政策性贷款与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让人民银行能专心调控基础货币，也使失控的固定资产投资得以控制。

1993年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政策性银行的概念：“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要成立政策性银行，从事专项贷款业务，并适当增加一些商业银行。”

以此为依托，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很快组织了一个政策性银行筹建文件起草小组，并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地完成了筹备、审批、通告等工作，直至1994年4月14日正式开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