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所用资料及其相关概念
（一）所用资料的分析
1.档案资料是学界公认的比较客观且接近历史原貌的第一手资料，深受史学研究者的青睐。本书主要利用的档案资料分为两种：
第一，未刊档案资料。江西省万载档案局藏有万载县民国档案共10976卷。这些档案资料涉及保甲、兵役、教育、粮食、宗族、役政、救济、警察、地方武装、农村合作、摊派、区署、乡镇、保政权建设、妇女队、壮丁队、少年团、童子军、官员履历、各种公文及呈文往来等各个方面。笔者在书中所引用的许多档案资料均为尘封多年之后的首次利用，这为本书写作构筑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第二，已刊档案资料。《新县制及地方自治法规汇编》（内政部民政司编，1944年），《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下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江西省政府公报》（江西省政府秘书处发行，1927—1949年），《万载人民革命史料》第1、2、3集（中共万载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86年），《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1985年），《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些资料在空间上涉及了中央、省、县三级层次，为从大历史角度解读历史提供了便利。
2.民国时期的著作。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中华书局，1936年）；《新县政研究》（汗血书店，1936年）；李宗黄《新县制之理论与实际》（中华书局，1945年）、《现行保甲制度》（中华书局，1945年）；陈柏心《中国县制改造》（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1941年）；粟显运《新县制的实施》（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1941年）、《新县制的理论》（国民图书出版社，1940年）；程方《中国县政概论》 （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1940年）；高亨庸《县政机构之改造》（正中书局印行，1941年）；等等。这些论著大多出版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关注的是“新县政”和“新县制”颁行以后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县制的演进过程，为后人的研究建构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背景。
3.县志。县志是关于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万载自明朝成化年间始修县志，至1941年，前后共计8次修缮。本书使用的张芗甫、龙赓言二人主编的《万载县志》是在1940年修缮完成的。民国版的《万载县志》在体例和叙事上综合了自明代成化年间以来万载县志的主要成果，尤对本书具有价值的是，县志中有许多关于战后万载地方政权建设及其地方社会的评价资料，如行政区域沿革、武备、仓储、食货、宗族、学校教育、国民党党务、田赋、职官等方面的资料，这给本书的撰写提供了便利。此外，1988年出版的《万载县志》虽然出版时间较晚，但在时序上和事件上续补了民国《万载县志》，因而使资料具有连贯性。
4.文史资料。文史资料以其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而为区域社会史学者所青睐。本书所利用的《万载文史资料》第1、2辑记载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万载县域的部分情况，如族董会的产生，商会的沿革，族学的兴起，土纸、夏布的生产，万载人民革命史等方面的资料，这些均是撰写本书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
5.其他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个人撰述的资料，不同时期编辑的有关赣省乃至万载县域的民国史料。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申报月刊社，1934年）；刘治乾主编《江西年鉴》（江西省政府统计室编印，1936年）；《游客话江西》（汗血书店，1937年）；江西省政府秘书室编《赣政十年》（江西省民生印刷厂第三厂，1941年）；焦如桥著《县政资料汇编》上下册（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1947年）；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江西地方教育》（江西省教育厅编印，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度江西省教育统计》（江西省教育厅编印，1935年）；《江西统计月刊》（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编，1939年）等。以上资料，有个人对战后万载县域的观察、调查研究，有政府的工作回顾与总结，有政府的统计材料，有由机构或个人编辑的资料集，材料翔实，可信度高。
（二）相关概念的说明
为了更好地阐述本书，以便于读者理解，有必要对本书研究区域、研究时限以及涉及的权力、话语、社会控制等相关观念做一些界定和说明。
1.研究区域
江西省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东、南、西三面环山，重峦叠嶂，中部丘陵广袤，北临鄱阳湖，因赣江贯穿南北而简称“赣”。江西省的地理地形和土地利用可谓是“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其西部地区则大致包括万载、宜丰、上高、袁州、铜鼓、萍乡、新余、分宜等地。该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幕阜、九岭、罗霄等山脉依次绵亘，山脉之间狭小的山间谷地是本区重要的农耕地带。本书研究的万载县，古称阳乐、康乐，在吴之头楚之尾，系赣省西北边陲，扼湘赣交通要塞。万载设县始于孙吴黄武年间（222—229年），县治初设于东北部罗城，唐武德五年（622年）迁东南部康乐，至今未变。明清时期万载县隶属袁州府，民国时期初属庐陵道，后分别属第八行政区、第二行政区。土地革命时期，万载大部分地方为苏区，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归湘鄂赣省管辖。万载今属江西省宜春市管辖，南接本省袁州，东至上高县，东北与宜丰县接壤，西北连铜鼓县，西和湖南省浏阳市毗邻，面积为1719平方公里，人口在2010年约为48万。民国《万载县志》云：“万载地势隐然，负山带江。山势嵂崒而嵯峨；河道紧窄而滩险石峻。”[28]县域属亚热带湿润性气候，境内山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耕地不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道光《万载县志》云：“万邑在群山之中，田不过十之二三。”万载土产以花爆、夏布、表芯纸等最为发达。清光绪间年产表芯纸约十余万担，行销于芜湖、南京、上海等处。其中以高村辛茂堂纸行和大桥瑞丰纸行为最大，资金甚巨，年收购量均达七万担以上，有“船市表芯”与“桥市表芯”之称。《袁州府志》载：万载表芯，“通行南北，商贾皆聚”。
2.本书之“权力”系指国家权力，即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机器来实现其意志和巩固其统治的支配力量。国家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力，是通过国家政权发生的政治权力关系。其权力的形成来自于国家各机构，因此也可以叫作治权或政府权力。其所表现的最高统治形式是国家主权，它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权力”，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源泉。
3.本书的社会控制系指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国家通过政治权力等国家机器的占有，运用各种手段，包括制度设计、经济资源与知识资源的垄断、正统意识形态之确立与推广以及对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不同程度的干预，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并不断强化此种控制。与之相反，民间社会的生存空间受国家挤压而日益缩小。
4.关于“剿匪”、“赤患”、“赤化”、“赤军”、“奸匪”、“奸党”、“收复”、“围剿”、“苏区”、“铲共义勇队”等词语的说明。本书在材料的引用和行文中，上述一些词语时有出现。这些词语折射了国民政府和时人鲜明的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不能代表笔者的政治倾向。之所以如此，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便于行文流畅；二是保持历史的原生态面貌；三是便于读者理解当时的历史场景。
[1]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美］斯科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刘北成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3]［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6—147页。
[4]［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2卷，陈海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5]［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6]［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
[7]［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刘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沈松侨：《从自治到保甲：近代河南基层政治的演变（1908—1935）》，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9年第18期。
[9]［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0]［美］张信：《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岳谦厚等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
[11]［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岁有生等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
[1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13]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载《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
[14]于建嵘：《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治理方式变迁》，载《文史博览》2011年第1期。
[15]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6]张鸣：《乡村社会权力与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17]张国茹：《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政权建设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
[18]王春英：《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以1928—1949年川康地区县政整改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4年。
[19]黎瑛：《权力的重构与控制：新桂系政府行政机制和政府能力研究（1927—1937）》，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
[20]李巨澜：《失范与重构：1927—1937年苏北地方政权秩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
[21]吴素雄：《政党下乡的行为逻辑：D村的表达》，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
[22]《万载人民革命史料》，万载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86年版。
[23]《万载人民革命史》，万载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93年版。
[24]谢宏维：《和而不同：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
[25]罗艳春：《祠堂、宗族与地域社会——以十六世纪以来的江西万载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7年。
[26]施由明：《明清时期宗族、乡绅与基层社会——以万载县辛氏宗族为例》，载《农业考古》2008年第4期。
[27]罗艳春：《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8年第9卷。
[28]张芗甫、龙赓言：《万载县志》卷1《方輿·形势》，1940年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