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法相与法性——中观与唯识的判教之异

据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8）来华的中印度僧人地婆诃罗所载，当其在中印度摩诃菩提寺、那烂陀寺游学期间，那烂陀寺最有影响的两种佛法分判体系分别出自戒贤与智光两位论师，两人“并神解超伦，声高五印，六师稽颡，异部归依，大乘学人，仰之日月如，天竺独步，轨范成规，遂各守一宗互为矛盾”^[32]。考诸玄奘《大唐西域记》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载那烂陀寺前后两任住持戒贤与智光的情形，地婆诃罗的这种说法在时间上颇相吻合。

一 戒贤之三时教

戒贤（īlabhadra，音译尸罗跋陀罗，约528—651/529—645）是戒日王时代那烂陀寺的住持，是公元7世纪前期印度瑜伽唯识学派的核心人物，他见证了印度佛学最后的辉煌与灿烂。戒贤出身东印度三摩咤国王族，属婆罗门种姓,少好学，遍历诸师，求学访道。后至摩揭陀国那烂陀寺谒护法，从之出家，学有成就。戒贤深究瑜伽唯识论，精通因明、声明等学，声誉颇隆。30岁的时候，戒贤代表师护法与外道辩论获胜，为王嘉赏，为建伽蓝，享有盛誉。^[33]此后，戒贤担任那烂陀寺住持一职，讲授《瑜伽师地论》，弘传唯识教义。当时那烂陀寺常住僧人四千多，加上临时来往僧俗，常逾万人。玄奘访印时，戒贤年事最高，为那烂陀寺大长老，受人崇敬。玄奘拜他为师，从学多年，从之听受《瑜伽师地论》，前后共计三遍，历时九月。此外，又从之听受《顺正理论》、《显扬论》、《对法论》、《因明》、《声明》、《集量》、《中论》、《百论》等书。因此，他在佛学思想上对玄奘的启发与影响至深且巨。玄奘在印度期间屡挫诸外道、小乘与中观诸派，高扬唯识法幢，也是戒贤在印度佛教中巨大影响力的一个说明。玄奘归国后，在回复昔日那烂陀寺同门智光的信中，犹盛赞戒贤的学行、功德与成就，称他是“三乘半满之教，异道断常之书，莫不韫综胸怀，贯练心府。文盘节而克畅，理隐昧而必彰，故使内外归依，为印度之宗袖”，时人皆敬称其为“大正法藏”。^[34]

戒贤的理论学说均被玄奘传至汉地，其学说主要来源于玄奘所译的《瑜伽师地论》，华严法藏曾述其思想学说：

戒贤则远承弥勒、无著，近踵护法、难陀，依《深密》等经、《瑜伽》等论，明法相大乘，广分名数，用三教开宗，显自所依为真了义。谓佛初鹿园转于四谛小乘法轮，虽说人空，翻诸外道，然于缘生定说实有。第二时中，虽依遍计所执，而说诸法自性皆空，翻彼小乘，然于依他圆成犹未说有。第三时中，就大乘正理，具说三性、三无性等，方为尽理，是故于因缘生法，初时唯说有则堕有边。次说于空，则堕空边。既各堕边，俱非了义。后时具说所执性空，余二为有，契会中道，方为了义。是故，依此所说，判《般若》等经多说空宗，是第二教摄，非为了义。此依《解深密经》判也。^[35]

据此可知，戒贤依《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把佛教判为有、空、中三时，即“三时教”。第一时教为“四阿含”等经。指佛成道最初在鹿野苑所说的小乘法，虽说人我空，还未说法空。第二时教为诸部《般若经》等。虽依偏计所执自性说诸法性空，但还未说依他起、圆成实唯识道理等。第三时教为《解深密经》等，就大乘正理，说三性、三无性等唯识二谛。从戒贤对三时教的判定可知，他认为只有第三时的唯识大乘才是真正的了义之教。

相传戒贤的著作有十余部，今多不存，仅有藏译的《圣佛地经解说》行世。^[36]即便是这仅有的一部也因为与亲光所著的《佛地经论》内容重合，容易令人滋生疑惑。又清代钱谦益钞《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卷十（之一）收录有一篇题名为“西域那烂陀寺戒贤论师”的《祈观音文》，其中有：“闻性空持妙无比，思修顿入三摩地。无缘慈力赴群机，明月影临千涧水。”恐系讹传。

二 智光之三时教

按地婆诃罗所述，智光“远承文殊、龙树，近禀青目（或作提婆）、清辩，依《般若》等经，《中观》等论，显无相大乘，广辨真空，亦以三教开宗，显自所依真为了义”，显然传承的是龙树、提婆的大乘中观之学，与前述戒贤所传弥勒、无著之瑜伽唯识学派迥异。所以，他在判教时是站在中观派的立场，认为：

佛初鹿园，为诸小根转于四谛小乘法轮，说心境俱有。次于第二时，为中根说法相大乘，境空心有，则唯识义等，以根犹劣，故未能全入平等真空，故作是说。于第三时，方为上根，说此无相大乘，显心境俱空，平等一味，为真了义。又初则为破外道自性等，故说因缘生法决定是有。次则为破小乘实有，说此缘生但是假有，以恐彼怖畏此真空，故犹存有而接引之。第三方就究竟大乘，说此缘生即是性空，平等一相，此亦是入法之渐次也。^[37]

在这里，智光把《般若》等经视为真了义，而把包括法相唯识所说的各种法相名数看作不了义，是方便说。地婆诃罗还补充说，这种判教方式出自智光《般若灯论释》引《大乘妙智经》所说。《大乘妙智经》是何经尚未清楚，或以为即是《般若经》之异称。至于《般若灯论释》，波罗颇蜜多罗译于唐贞观六年（632）的汉译本作分别明菩萨所撰，地婆诃罗以之为智光。

地婆诃罗所说的这位智光是否就是玄奘在印度时见到的智光呢？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智光于大、小乘及彼外书、四韦陀、五明论等莫不洞达，即戒贤法师门人之上首，五印度学者咸共宗焉”，玄奘在给智光的信中说他“夙承雅训，早升堂室，攀恋之情当难可处，奈何奈何”，又说“今法将归真，法师次任其事，唯愿清词妙辩，共四海而恒流，福智庄严，与五山而永久”，由此可知，智光应是戒贤的弟子，戒贤殁后，智光“次任其事”，当是传承戒贤法脉。而根据地婆诃罗的记述，戒贤与智光一主中观，一倡唯识，从学理上看，这似乎与戒贤、智光师徒相承的身份不合。但是，对佛法的分判，或对唯识、中观的选择，抑或许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须知那烂陀寺在当时本就是一所兼容佛教与外道、大乘与小乘、唯识与中观的开放性寺院。^[38]

三 亲光《佛地经论释》的“三身说”

汉译《佛地经论》七卷，题为“亲光菩萨等造”，系玄奘于唐永徽年间所译。因为《圣佛地经解说》与《佛地经论》内容相近，人们对戒贤与亲光（Bandhu-prabha/Prabhā-mitra）的关系有不同的揣测。或认为他与戒贤皆为护法弟子，二书的基本立场与思想皆承袭护法。又有人发现亲光似乎对护法、戒贤以来的佛果思想有所发展，由此认为亲光很可能是戒贤的弟子。^[39]

《佛地经》首倡佛具三身说，即自性身、受用身和变化身。亲光在《佛地经论》卷七释经文“自性法受用，变化差别转”时说：“自性法者，即是如来初自性身，体常不变，故名自性；力、无畏等诸功德法所依止，故亦名法身。受用即是次受用身，能令自他受用种种大法乐故。变化即是后变化身，为欲利益安乐众生，示现种种变化事故。体义、依义、众德聚义，总名为身。”^[40]此三身以五法为体，五法即佛果的境界。佛果在弥勒和无著的论著中是以断果和智果摄尽的。亲光承前人之说，以清净法界（真如异名）为断果，摄佛地的无为功德；分智果为四法，摄佛地的有为功德。此四法分别是：

（1）大圆镜智，由第八识转依所成，能任持佛地一切功德，穷未来际无有断尽。

（2）平等性智，由第六识转依所成，常与大慈大悲相应，无住涅槃即依此智而建立，受用身的影像也由此智所示现，是妙观察智的不共所依。

（3）妙观察智，由第六识转依所成，能任持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在大众会中说法断疑。

（4）成所作智，由前五识转依所成，能在一切世界随应示现佛变化事，利乐一切有情，依这一智的业用成立如来化身。

把佛地的一切功德摄入五法加以阐明后，佛的三身的意义也就随之确定下来。

《佛地经》末尾的四颂总摄经义，《佛地经论》最后两卷详细解释了四颂之义，其中颇多精要，如真如义、二障义、断惑义、化业义、三身差别义、三身形量义、如来三身有别无别义、如来化缘共不共义等，都使异说杂陈的疑难得到很好的解释。

总之，《佛地经论》所涉及的内容可以说是本于护法，成于戒贤，最后在亲光这里得到更详细的阐发。而从大乘佛教的发展历史来看，它可以说是自龙树以来关于佛果问题的集成之作，佛的果德问题由此得到更为精密周详的阐明。

四 胜军的唯识种子说与种姓义

就瑜伽唯识学的传承而言，胜军是戒贤的弟子。不过，若就学识而言，胜军或许比戒贤更为广博。他与戒贤年岁相当，都是当时负有盛名的佛门巨擘。

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载，胜军（Jayasena，阇耶犀那）原为西印度苏剌佗国人，刹帝利种姓，“幼而好学，先于贤爱论师所学《因明》，又从安慧菩萨学《声明》、大小乘论，又从戒贤法师学《瑜伽论》，爰至外籍群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医方、术数，无不究览根源，穷尽枝叶。既学该内外，德为时尊”^[41]。摩揭陀国主满胄王闻其学德，曾派遣使者迎请他为国师，并封赐二十大邑，胜军辞而不受。满胄王殁后，戒日王继位，又以乌荼国八十大邑为封邑，请他担任国师，胜军仍然坚辞不受。后于杖林山（Yai）聚徒讲学，从其问学者常有数百人。除佛教徒外，婆罗门外道异学、国王大臣、长者豪右亦所在多有。胜军讲学的盛况，在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所记甚详：“志尚夷简，情悦山林，迹居幻境，心游真际。内外典籍，穷究幽微。词论清高，仪范闲雅。诸沙门婆罗门外道异学国王大臣长者豪右，相趣通谒，伏膺请益。受业门人，十室而六。年渐七十，耽读不倦。余艺捐废，惟习佛经。策励身心，不舍昼夜。”^[42]玄奘曾在其门下二年，学习《唯识决择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以及瑜伽、因明等方面的义理。

70岁以后，胜军专意佛经的研习与修行，讲说大乘佛教经典，尝立“诸大乘经皆佛说宗”论，四十余年未曾遭遇对手。^[43]于讲经之余，胜军常以香泥作小塔，并置经文于其中，即当时人所谓的“法舍利”。胜军毕生造塔无数。

胜军虽没有著作传世，不过其思想与学说在玄奘及其弟子的经疏中时有引用。如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中云：“故有大名居士，声德独高，道颖五天，芳传四主，时贤不敢斥其尊德，号曰抱蹉迦，此云食邑。学艺超群，理当食邑，即胜军论师也。四十余年，立一比量云，诸大乘经皆佛说宗，两俱极成，非诸佛语所不摄故，因如增一等阿笈摩喻。”其说既出，很久都没有人敢对此提出反驳，玄奘到印度从其问道期间，即对此学说提出疑问，并矫正其说，认为如果将其改为“诸大乘经皆佛说宗，自许极成，非佛语所不摄故，简彼《发智》等非自许故”，就不会有瑕漏。^[44]

窥基《瑜伽师地论略纂》、遁伦《瑜伽论记》等著述中，对胜军以唯识立场解释“种姓”、“种子”等相关名相皆有引述。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列举印度注释《唯识三十颂》的十大论师时，指出胜军在解释“种子”义时所持的“新熏说”是祖述难陀之义。《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摄决择分中五识身相应地意地之二”云：“诸出世间法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非彼习气积集种子所生。”对其中的“真如所缘缘种子”，印度当时有三家解释，包括胜军的“唯新熏宗”、护月的“本有宗”与戒贤的“新旧合”。胜军之说“自有两解：一云诸佛菩萨由证真如，展转流出十二分教。见道已前胜解行地缘彼经教作所缘生。从本为名名从真如所缘缘生。二云初地出世圣道。一从世第一法为增上，无间二缘而生。二从真如所缘缘生”。

遁伦《瑜伽论记》明“二种姓（性种姓或本性住种姓，习种姓或习所成种姓）义”，立五门分别，于第一辨体门，引胜军之说：“无别姓种姓体，但彼身中二种障，有可断义，云立本姓住种姓，后时值善知识闻法，发心求菩提等，地前熏成，有四闻熏。初从福分有漏善，渐修成道分，道分渐修增长，熏成无漏种子，名习种姓，即生无分别智等。”于第四门“为缘通塞”引胜军之说云：“性种性无体，是故不论。习种望初地无分别智有两解：一云有因缘，何以故？同是道谛故。一云唯有增上缘，如小乘苦忍无自分因。”第五门“对佛果别”复引胜军说云：“平等性智、妙观察智，熏成种子故，能生佛果八识四智。”^[45]

玄奘及其后学在引述胜军之“种子说”与“种姓义”时，还将其说与护月论师、戒贤论师的相关解释做比较。护月（Candragupta）或译为月藏，事迹不详，亦为中印度那烂陀寺沙门，约与护法论师处同一时代，尝造《辩中边论释》，说赖耶缘起论，倡本有种子说。由此可以看出胜军虽为在家居士，而他关于唯识的诸种学说实可与那烂陀寺的前代名宿护月及当代住持戒贤比肩，因此成为印度当时三位最具影响力的唯识学派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