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无形之手”思想发展及其影响再探讨

赵茂林 任志安

一 引言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 是英国工场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是经济学说史上一位开宗立派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巨人，他对经济学的历史以至于近代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在对重商主义政策进行评述的过程中阐述“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的思想，他用于解释为什么个人的自利行为会无意识地造成社会财富的增长，奠定了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从而形成现代经济学的第一个完整的体系，该思想被誉为“经济学皇冠上的宝石”。对于“无形之手”思想的讨论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众多讨论中不乏思辨批评的评价。例如，Emma Rothschild给出了对“无形之手”这一隐喻的详细说明，在她看来，斯密使用这一术语不过是开着一个“温和的、充满反讽的玩笑”。约翰·米尔斯 (John Mills) 认为，斯密的“无形之手”把“自利”贯穿始终的一条起统一作用的原理，被置于经济激励的核心地位解决了关于激励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他提出的新理念 (诸如自利、竞争的重要性、劳动分工的重要意义等) 所具有的明晰性和精确性，以及他在所倡导自由贸易的好处和宣传消除贸易限制和垄断的好处时所表现的热诚，就是一些巨大成就。最重要的是斯密眼界开阔。他关注经济学在形成人类的整个状况方面所具有的威力。斯密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再如此广泛的探讨。但是，“他关于价值和价格的分析以及他关于价值和价格为什么会按各自所是那种情况得到分配的论述，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和信服”。“显然，涉及物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的是成本而不是劳动，特别是除了劳动之外还有地租。有一点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在成本中，还应当把基本装备的供应的人应得的回报包含在内。总的来说，斯密实际上倾向于认为劳动生产成本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留下的遗产，促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一种是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受到广泛接受的传统，认为各种生产要素之间是一种协调一致的和谐关系，而那些激进的批评家倾向于认为剥削才是应当抓住的关键特点所在。”

第三，缺乏对政府行为的自私性的分析。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对其进行了扩展，产生了对“政治市场”的分析。

二 亚当·斯密“无形之手”的思想渊源

首先，其第一个重大思想渊源于苏格兰“自然法”哲学的思想的影响。“自然法”哲学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5~1274)，一直延续到17~18世纪，逐渐被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锻造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这种哲学思想的基本信条是：在物质世界中存在着某种根本秩序；通过对所研究现象的论辩或直觉的感受，可以发现这些秩序；遵循自然法则便可达到最好的状态。自然法体系可以被进一步引申为如下的基本信念：自然法是不能被人为地加以变更或取消；自由是达到和谐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自然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亚当·斯密生活的18世纪的启蒙时代 (Age of Enlightenment)，是彻底清除封建专制残污、进行理性主义反抗的时代，自然法哲学家从基督教中“天赋自由和平等”神学思想中进行跪着反抗，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核心是对“人类本性”(human nature) 的重新估价和定位。在斯密看来“对宇宙这个巨大有机体的管理，对一切有理智和有知觉的生物的普遍关怀，是神的职责，而不是人的职责。人们对自己的幸福、对他的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关心、朋友和国家的幸福的关心，被指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但是，这却是一个更适合他那绵薄之力，也更适合他那窄小的理解力的范围。”

其次，其第二个重大思想渊源于牛顿经典力学思想。斯密的“无形之手”思想还深受与其同处一个时代的牛顿经典力学理论的影响。斯密把牛顿体系描绘成“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发现”。牛顿的自然哲学观把世界看成和谐的、有秩序的、质量卓绝的机械装置，斯密非常推崇牛顿体系，认为牛顿体系将成为所有科学体系的典范，在斯密创立经济学体系的过程中，他把世界是一个和谐而有秩序的机械装置这一思想运用于社会经济关系。斯密认为，如果经济运行过程是由上帝的手进行调节，那么他就不需要任何改进。试图改进经济运行的努力只能扰乱这种机制，打乱它按一种规则的方式发挥作用的能力。

最后，自由法则和私有产权思想的影响。斯密在国家和私有财产的起源上与洛克、休谟等人持有本质上相同的看法。他曾说：“自然权利的来源是十分明显的。一个人有权利保护他的身体不受损害，而且在没有正当理由剥夺自由的情况下有权利保护他的自由不受侵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取得的权利如财产权，则需要进一步的说明。财产权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财产权的保护和财产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而财产权的状态总是随着政权的形式而有所不同。”现代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三个：“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斯密认为，“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简单的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取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和资本和其他任何人或其他任何阶级相竞争”。斯密呼吁天赋自由和自由放任时是有洛克的政治哲学作为支持的后盾的。斯密认为，公共利益要求自由放任，因为对私利的追求在竞争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能够创造公共利益，而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干预与其说有助于公共利益不如说通常会妨碍它的实现。

三 对亚当·斯密“无形之手”含义的正确理解

一般认为，“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即其本质是市场机制，笔者认为进一步讲，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通过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剩余价值规律。蒋自强等在《经济思想通史》中认为，它指的就是今天的市场机制，他引述了《国富论》(下卷) 第199页，说明“无形之手”就是经济系统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负反馈机制，它消除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看不见的手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对于把人们从封建时代的宗教伦理意识中解放出来起着进步的作用。……在欧洲中世纪，追求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明确宣布的思想意识，是不被赞赏的，在个人主义与社会公益之间架设一个桥梁，就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个愿望”，“无形之手”正好起了这种桥梁作用，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追求个人利益了。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这就可以掂出它的作用了。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互相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这是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这种“自利”和“利他”，确实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

“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国富论》(下卷) 第27页。

“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若由于他们把资本过多投在此等用途，那末这些用途利润的降落，和其他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即使他们改变这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不同用途。”《国富论》(下卷) 第199页。

斯密还谈到了市场机制运作的先决条件：

第一，“自由竞争”。亚当·斯密把听任个人完全自由或听任个人自然发展的制度，称作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完全废除了一切个人经济特权、特惠或限制，政府不必对私人产业和私人投资进行干涉，也不应去具体监督和指导私人产业的发展。在斯密看来，每个人处在他自己的位置和境遇中，对自身的真正利益了解得最清楚。

第二，“经济秩序”。斯密一直把政府视为发挥“秩序赐予功能”(order-bestowing function) 的核心力量，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中，政府不光承担重要的公共工作，即随着商业社会的扩展提供斯密所说的“有利于商业社会的制度”，斯密反对的是将政府行为与自由市场的工作混为一谈。对于斯密来说，政府 (国家) 是一个商业社会赖以运转的最重要的制度，因为政府 (国家) 所提供的权威与安全是“人类自由、理性和幸福”得以旺盛成长的必要条件。而且，他相信一个良好运转的市场经济所生产的财富将使政府带来的经济负担变得可以承受。斯密关于法律的演讲中，就清晰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同时，斯密关于现代国家功能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现代商业社会核心制度会产生的消极后果的分析。市场的成长与劳动分工的扩展诚然是文明社会利益的来源，同时它们可能是许多危险的源泉，而这些危险则有赖于立法者 (政府) 来加以避免，有赖于政府运用必要的手段来克服市场的消极后果维持市场秩序，这是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机制正常发挥功能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

四 亚当·斯密“无形之手”的思想的发展

亚当·斯密之后，“看不见的手”所揭示的和谐经济秩序思想总体上沿着两条不同的出场路径向前发展。一条是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思想后，即汲取了“古典经济学”的有益成果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另一条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沿着他们所界定的“古典经济学”而发展的庸俗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这一种经济学体系内部则存在有众多观点和主张相异的经济流派。那么，总体上划分为两条出场路径的依据是什么呢？从前文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是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家划分的时段与人物不一样，二是研究范式与分析框架也不一样。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马克思在汲取了斯密劳动价值论理论的合理成分之后，将分析的重心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也就是集中在剩余价值生产的领域。通过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区别与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实质，也揭示市场经济运行中“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本质。马克思强调，这个“看不见的手”指引经济运转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是特殊的社会组织的一种产物。正是在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揭露，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真正的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其次，被马克思称作庸俗经济学的资产阶级学者抛弃了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将分析的对象转向了交换、消费 (需求) 领域。

西方经济学家则将经济分析重心放在交换和消费 (需求) 领域。他们在不否定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市场经济内在的缺陷，对“看不见的手”在市场调节中的局限性，作了全面反思和深刻批判，从而提出了众多治标不治本的经济政策和主张。在西方经济学学派中，对“看不见的手”在实现和谐经济秩序中的作用的看法与认识主要有以下两个主张。

第一，在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看来，“看不见的手”的经济理论证明了自由的市场竞争使得社会和谐的经济秩序作为一个整体成功地实现了总体满足最大化。“当古典经济学家肯定市场社会中所有成员的正当利益和谐的原理时，他们强调两点：一是每个人都从维护社会劳动分工中得利，因为这种制度使人的劳动生产率倍增。二是在市场社会中消费者的需求最终引导所有的生产活动。”这样使得“在买者的利益和卖者的利益之间，在生产者的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之间，没有什么冲突”。因此，国家的作用就是充当自由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自20世纪40年代早期以来，哈耶克激活了“看不见的手”的经济理论的传统价值理念，这就是被称为“自发的秩序”传统。这个传统强调制度的进化，强调社会和谐后果的确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但不是实施任何人为设计与干预的结果。这个观念并不否认利益冲突，也不强调任何特别的社会福利原则，更不强调任何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乐观，而是强调一种不是信赖某种直觉产生的，而是按一定秩序产生的结果的可能性，这种结果不是来自人为的精心设计，而是来自独立活动的个人自然的相互作用。用哈耶克的话说，“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只能以某种有限的方式在一些小团体中有可能行得通”，如果用强制手段把整个团体的行为限制在这种目标上，会使每个成员之间相互合作的努力受到破坏，因为“相互合作的团体的成员的大多数生产活动一旦超出个人知觉的范围，遵守天生的利他主义本能这种古老的冲动，就会实际阻碍更大范围的秩序的形成”。这与斯密对一种自发秩序能否产生善果所作的判断是存在差异的。斯密是从一种具体的道德眼光并在一种具体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中去判断的，斯密的道德眼光本身就是这个制度的参与者的道德眼光。哈耶克是基于自由的市场制度下的判断，他认为，比起在18世纪英格兰仍在实行的重商主义管制的制度，现代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的处境无疑要好多了。但人类行动的非故意的结果而出现的那种秩序的优良与否，最终取决于人类在其中行动的规则与制度的种类，以及他们面临的各种真实的选择。在哈耶克看来，“看不见的手”固然能够使市场经济运转，但不一定能够保证结果最佳。

第二，在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看来，“看不见的手”是有内在缺陷的，因而调节经济和谐运行的作用是有限的。每个成员之间相互合作的努力受到破坏，因为“相互合作的团体的成员的大多数生产活动一旦超出个人知觉的范围，遵守天生的利他主义本能这种古老的冲动，就会实际阻碍更大范围的秩序的形成”。这与斯密对一种自发秩序能否产生善果所作的判断是存在差异的。综观西方国家干预学说的历史，主要有三个不同时期的理论学派的主张：一是19世纪初的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F．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强调经济学的国别性和民族性，在各国、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自由贸易有利于发达国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会从中受益。他批判斯密没有就社会全体作完整的观察，没有把个人利益合并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没有把国家放在个人的前面来考虑。二是20世纪初的福利经济学，从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研究市场经济的优劣与效率。A．庇古提出“市场外在性”的理论，他认为只有在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等时，资源配置才能达到最优。在存在市场外在性的条件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通过“看不见的手”根本就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所以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三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J·M．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针对1929~1933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对传统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提出为极为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以“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为假设前提构建的市场自动调节经济运转与资源配置的理论，最终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造成商品过剩和失业。因此，他采用“总量分析”(宏观分析) 的方法，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和政策。他认为国家不再是“守夜人”，而应是市场经济的积极干预者，去弥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不足与缺陷。在战后二十多年，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到了70年代却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滞胀”问题，“凯恩斯主义”理论本身出现了危机。自70年代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理论建构都是在批判和修补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

五 “无形之手”的思想对加快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转换的启示

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在完善市场经济的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等方面得到很多的启示。中国经济在进入新的增长阶段之际，面临着新的经济增长机遇，能否抓住前所未遇的历史机遇，就在于我们能否借鉴斯密关于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培育经济的内生增长驱动力和市场活力，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关键是要切实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和政策调整。

(一) 对斯密经济增长理论的评价

第一，把考察经济增长的视角主要放在生产和供给方面，并判断出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首先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其次是参加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增加或比例提高。这种思想又进一步引出斯密对分工、资本、市场规模等各种因素的重视，从而认识到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因为在斯密的时代，影响生产率的主要因素是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而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又取决于资本和市场规模，因此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此外，斯密还认识到社会总资本的数量也是整个社会维持产业和雇佣劳动数量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或者反过来说，经济增长常常受到资本数量的限制或制约。

第二，斯密从对经济增长的基本认识出发得出的另一个正确结论，是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三，斯密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观点是自由放任。

第四，关于经济增长的前景斯密也有论述。斯密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讨论经济增长不仅要注意当前，而且要考虑未来。

(二) 斯密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的表现

局限性的第一个方面的是其财富观的狭隘性。虽然其财富理论比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财富观念科学得多，但斯密只承认物质产品的价值，他认为只有可以积累或者储存起来的有形的劳动产品才是财富的观点却是错误的。其观点无法解释服务业占主体的现代经济的增长问题，而且还会导致对服务业的忽视，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利影响。

斯密增长思想第二个方面的缺陷是对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其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对需求因素的忽视。第二是斯密背弃了自己关于劳动是财富生产和经济增长第一要素的正确的初始认识，滑向了“资本决定论”。

第三，斯密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认识同样也有不足。斯密对自由贸易的无条件支持是有缺陷的。

第四，斯密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一味强调自由放任也是片面的。

(三) 斯密经济增长理论的启示

启示一：必须学习古典经济学家的“大理论”传统，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全面科学地加以分析，而不是割裂开来看问题。

启示二：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必须既重视供给方面，也重视需求方面，而且特别要重视人类的主观努力、人类行为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

启示三：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和理解各种理论，对任何理论都不应该盲目迷信，应该勇于理论创新。

(四)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的政策思考

第一，推动我国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领域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切实放宽准入，引入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外部投资者。

第二，加快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继续着力扩大就业，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第三，加大收入分配领域改革。既重视改善民生，更促进机会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