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现实背景和理论来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之一，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面临国际国内新情况新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顺应民心，合乎民意，引领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尚。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有着错综复杂的现实背景，有着丰富深刻的理论来源。只有弄清楚这一点，才能更加准确、深入地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现实背景

任何重大的思想和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时代和现实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中体现和表征了当代中国的价值诉求，同时也反映出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在思想价值领域的复杂现状。一方面，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多元价值观的碰撞、冲突甚至斗争日趋常态化、严峻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急剧变迁时期，文化价值观变革与转型的广度和深度显得尤其突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心聚力，才能在世界潮流中保持战略定力，从而积极稳妥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战略部署。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国际背景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比拼，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愈显突出。意识形态、文化、民族精神等都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软实力的诸多因素中，文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软实力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干扰，当代中国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高度重视、切实提高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

学者们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应对国际格局变化和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新挑战的需要，是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输出”的需要。“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世界仍然很不安宁。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尤其发达国家在政治对话、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上占有明显的优势，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一些地区的局部冲突、争端和热点问题不断涌现，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互相交织在一起。”西方发达国家以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实力为后盾，所谓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控制“文化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这也导致后发国家，包括中国，面临非常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有学者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挑战，在竞争中会放大后发国家的劣势，会影响国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甚至会削弱国家、民族意识。”很显然，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崩溃论”，从根本上说都不过是一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说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又海纳百川，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创新、进步的思想精华，是这个时代的人类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价值旨趣和精神家园。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国内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进入了一个矛盾凸显期。市场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既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面对机遇和挑战，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稳定、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主动把握机遇，积极迎接挑战，提出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又表达人民心声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凝聚人心，增强向心力与活力，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因此，提出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

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方面可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素养和文化素质；另一方面可以“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软实力。廖小平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迁，主要表现为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从神圣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从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转变，以及社会核心价值的解构与建构的辩证运动”。冯平、汪行福等从现代性的角度认为，“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三大张力之中。这三大张力彰显出确立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所面临的三大难题，是我们认清中国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位置，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的思想坐标。为解决难题，需要建立‘复杂现代性’理念，并以此作为分析中国面临挑战的分析框架和探寻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方法论原则。同时，需要建立与‘复杂现代性’相应的思维方式，构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

国际和国内两大背景密切相关，我们不能彼此孤立地看待和对待。国际上的价值思潮多元化与国内价值观的多样化、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与中国本土的价值观念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一定程度的“化学反应”。国际背景与国内背景相互影响、相互呈现、相互作用。同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当代中国复兴中华文明和“中国现代性”崛起的需要，也是中华文明和“中国现代性”探索不同于西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需要。这一探索对于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化、和谐发展而言，意义重大。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来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以及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其中，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包括其中国化发展，是其根本来源。

张雷声专门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关系问题：“在任何社会中，社会意识可以多样化，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则只能‘一元化’。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内在地规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性质、理论内涵和命题形式。”罗文东、谢松明从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占统治地位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入手，认为“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之基、理论之源。

李德顺、孙美堂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历史发展线索和内涵逻辑的角度，系统梳理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世今生”。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奠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探索、社会主义价值实践与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奠基和当代确立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劳动及‘两个尺度’，关于人的需要和利益，关于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问题，以及关于政治、道德、艺术、宗教、审美、社会文化理想的论述，都包含着丰富的价值论思想。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社会主义道德、党性和阶级性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中同样具有经典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其价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物化’和‘异化’现象的批判反思与倡导‘人道主义’两大方面。毛泽东的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人民主体思想，邓小平则重新阐释了利益、富强与社会主义价值诉求的关系。当今中国思想理论界则以实践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内容，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继承和创新，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立足中国国情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孙伟平、张传开主编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书还系统地梳理了当代中国涌现出来的新的时代精神，譬如抗洪抢险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来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和理解。

中华文明是每一位炎黄儿女身上天然的“标记”，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君子和而不流”（《礼记》），“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惟进取也故日新”（《少年中国说》）……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映现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之中，清晰地体现在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之中，深刻地反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内涵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不断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它主要体现在儒家、道家、佛教的传统思想文化之中。例如，儒家始祖孔子的“仁”。它的根本出发点是“爱人”，也就是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舍己为人，实际就是如何做人的道理。由此派生出的礼、义、诚、信、廉、耻、孝等，成为世代中国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儒家在财富分配方面崇尚“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社会治理方面坚持“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价值观。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方面，方克立提出“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说，这是对“一元主导”与“多元兼容”思想的具体发挥。对儒家传统思想的“扬弃”，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能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有力的理论补充和思想支撑。关于老庄道家价值观，孙伟平把它概括为：“‘人道合一’的价值主体意识；‘道法自然’、以‘道’为本位价值；‘齐善恶’等相对主义价值标准；‘绝圣弃智’、‘无为而治’的价值行为取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价值实践方略；返璞归真、‘小国寡民’的素朴价值理想。”关于佛教价值观，孙伟平依据价值观的基本理论结构，在“缘起说”、“四圣谛”与“涅槃说”等佛教义理的基础上把它概括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空’的‘超主体（人）’意识；‘一切皆苦’、克己忍耐、业报轮回的价值取向意识；虚无性、相对性、差异性的善恶标准和评价标准；‘止持戒’与‘作持戒’相辅相成的价值规范意识；注重获得‘慧解脱’的修习、践行等的价值实践意识；断除妄惑、灭尽烦恼、求得‘涅槃’的价值理想境界。”无论是道家的“清净无为”，还是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它们一直都以价值观念的形式引导、教化民众，都劝导人心向善，杜绝恶行，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内在融通的，都有必要、有条件成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敏锐地洞见到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全球一体化。在近现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社会价值观对我们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资本主义价值观，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它与封建主义的价值观相比，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肯定过一个基本事实：“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积极成果，包括它的某些合理的价值观，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对此要大胆吸收。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绝对不能无视或者完全回避西方价值观，而是要批判性“扬弃”，创造性转化，“拿来”为我所用。戴木才等认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法治等价值理念，不仅是资产阶级联合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理论武器，也是无产阶级用来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思想理论武器。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缺陷，不在于价值理念本身，而在于这些价值理念表现为资产阶级性质和它的虚假性。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不在于无产阶级要彻底地抛弃和反对这些价值理念，而是要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这些价值理念，使之更加具有真实性、现实性，并日益完善。”资本主义价值观从根本上只能流于形式和说教，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如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所谓的自由只可能是“资本的自由”。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封建主义价值观相互纠缠，“钱本位”和“权本位”相互勾结，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严重障碍和“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