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大禹，反对以邻为壑

翻开中华民族的史册，我们会发现，治水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大禹治水，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意义，不但平治了经年不息的严重水患，拯救了水深火热中的华夏族，而且使当时松散的氏族部落联盟逐渐形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功劳盖世，堪与日月同辉。先秦儒家对大禹都很推崇，将他恭恭敬敬地放在了儒家道统的序列中——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文武（周文王、周武王），成为赫然并列的“圣王”。孔子对大禹的评价是：“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服冕，卑宫室而尽力于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大禹啊，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自己吃的食物很粗糙，供奉神明的食物却很精致。自己穿的衣服很简陋，祭祀天地祖先时穿的祭服却很讲究。自己住的房子十分小，但却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带领人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上。大禹啊，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孔子虽然认为大禹“无可挑剔”，评价很高，但赞语比较概括，涉及的实质内容不多。孟子呢？他是先秦诸子中对大禹治水体会最深的两位思想家之一（另一个是墨子），《孟子》一书，提到大禹有30次之多，而且多用具体的事例说话。比如，他曾不惜笔墨地向我们展示了大禹治水的伟大功绩，以及治水对华夏民族文明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上者为巢，下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孟子·滕文公下》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倡人，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的上述描述，十分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由野蛮转向文明，由渔猎转向农耕过程中治水与人类生存的重要关系。远古时期，由于人类尚未脱离蒙昧的状态，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面对滔滔洪水，只能逃而避之，筑巢营窟，群而居之。直到大禹横空出世，率领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治水——疏浚排洪，“掘地而注之海”，即将主干河道疏通，加速洪水的排泄，再将两岸加开若干排水渠道，使到处漫溢的洪水迅速回归到河槽中，“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从此人类由渔猎时代转向农耕时代，通过“耕之”，使“中国可得而食也”。同时，由于大禹领导民众平治了水患，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于是，大禹的儿子启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夏王朝。

孟子不但对大禹治水的功绩进行了详细记述，还对他为民造福的奉献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大禹的做法才是真正的王道（“王道”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又一表现形式，他认为只有广施仁德于民众的政治才是真王道）。在《孟子》中，他多次举出大禹治水为民除害造福的业绩，盛赞他实行王道的仁德。他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孟子·离娄下》）大禹想到天下有遭水淹没的百姓，就像自己使他们淹没一样。为了救民于水患灾难之中，禹继承了其父鲧未竟的治水大业，薄衣食，卑宫室，栉风沐雨，历尽艰辛，“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孟子·滕文公上》），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使人民安居乐业。孟子赞美大禹，除了他自己对大禹的人格事功佩服得五体投地外，更重要的是期望当时的统治者效法大禹：以天下为己任，尽心竭力为民造福。

孟子推崇大禹，还因为大禹治水采取了“行其所无事”的科学态度，即在治水中采取了遵循水之本性的治水方法——“疏导”，为后人树立了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光辉典范。他说：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者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

——《孟子·离娄上》

如果聪明人像大禹治水那样，就不至于厌恶聪明了。大禹的治水（使水运行），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如果聪明人谈论人性也能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那可算是大聪明了。由此看来，孟子可能是先秦诸子中对大禹治水认知最深的一位，他总结大禹治水经验是“无事”，也就是遵照水的本性（“水曰润下”）来治水，真是精当之论。尽管孟子的上述宏论是由人性问题引发的，但却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大禹治水之所以获得成功，在于他能够根据水往低处流的特性，因势利导，将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昭示人们，做一切事情，应切忌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按自然规律办事，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孟子客居魏国时，与梁惠王手下一个叫白圭（名丹，字圭）的大臣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位白圭虽然是个水利专家，但也是个心术不正的家伙，为了魏国的一己私利，竟把自己擅筑堤防的技艺用在损人利己上——以邻为壑，通过造“曲防”将洪水引到别的国家。对此，白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次，他竟得意洋洋地向孟子炫耀：“丹之治水愈于禹。”孟子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早就看不惯白圭的作派，今天见这家伙做了坏事还如此恬不知耻，禁不住义正辞严地反驳道：

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孟子·告子下》

可以想见，孟子当时的脸上一定写满了凛然正气，目光犀利如炬且声调高八度：白先生啊，你大错特错了！大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的本性而疏导，使水流注于四海。如今你却高筑堤坝使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水逆流而行叫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泛滥），会使民不聊生，是仁者非常厌恶看到的。我的白先生啊，你真的大错特错了！在此，孟子一方面通过赞扬大禹按照水的本性加以疏导，使之入海而获得成功的事例，表达出不论治水还是做其他事情，都要顺应客观规律的思想；另一方面，则表达出对以白圭之流损人利己、嫁祸于人的深恶痛绝，对以人为善、睦邻友好的无限向往。

原来，春秋战国时，黄河沿岸的各诸侯国为了防止河水泛滥，纷纷在黄河两岸修筑堤防。由于诸侯林立，互不相统，各自从本国利益出发，“壅防百川，各以为利”的现象比较普遍。当时，齐与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两国的地势较高，齐国的地势低下，黄河发水齐国首当其冲，齐国见自己吃亏太大，便率先沿黄河修筑了一条长长的堤防，于是“河水东抵齐堤，则西迄赵、魏”，水势便直奔赵、魏而去。赵、魏亦如法炮制，在本国境内的黄河岸线上大筑堤防。更有甚者，齐和赵、魏还纷纷在自己一岸修筑“曲防”，把洪流“挑向”对岸，这就是孟子口诛笔伐的“以邻为壑”。据《孟子·告子下》记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宋国的葵丘（今河南省民权县境）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这次会盟堪称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中的最后一次，其所签订的“国际条约”中，有“无曲防”的规定，即禁止修筑危害别国防洪安全的堤防——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水利法规条文之一了。

细读《孟子》，我还意外地发现，书中记载了不少水利、水名及水的流向的知识，说明孟子这位大思想家对水利、水文地理等方面的问题也有涉足。

《孟子》中留下了黄河、长江、淮河、汉水、济水、汝水、泗水、溱水、洧水、漯水等河流的名字，这些都是春秋战国典籍中常见的。孟子对战国时期一些河流流向的描绘，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如在《滕文公上》中有这样的记述：“禹疏九河……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就是说，大禹疏导九河，浚通汝水和汉水，疏通淮水和泗水而流到长江之中。

对孟子的上述说法，后人多有争论。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汝、泗则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谓四者皆入江，记者之误也。”当代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经过仔细考证，对孟子的这段记述提出了新说，他指出：对孟子的这一记述古今争论最多，人们普遍认为孟子搞错了，因为除汉水外，汝与淮、泗都不入江。一些儒者为尊者讳，不时为孟子打圆场，说孟子不过申述禹治水之功，未必字字实在，所以不必拘泥。事实上，错的并不是孟子，而是朱夫子们。春秋战国时期，淮河进入长江有两条水道：东道，淮河由邗沟入长江；西道，在淮河中游州来（今安徽凤台城关）附近，溯东淝水南下，经寿春（今安徽寿县），行于施水（今南淝河），到达合肥，入巢湖，穿湖而过，进入裕溪河入江。孟子之前的春秋时期，楚庄王和楚平王时代，曾多次利用西道水路行军打仗。后来，由于黄河夺淮的影响，东淝水中游淤为瓦埠湖，下游也逐渐淤高，淮河、东淝水已不能通流。由此可见，孟子时代的淮河、长江是能够沟通的。

孟子还熟悉古代和当时的水利工程，如《孟子·告子上》记载：“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这里的“激”，指的是古代修建的横断河床的堰坝，用来阻挡水流，抬高水位，引水入渠。孟子记述的这种“激”的水工技术，到秦汉以后已大量使用。《淮南子·诠言训》中就有“激”水技术应用的记载：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

孟子不愧为文化巨匠，他的知识真是渊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