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结构特征模型之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与社会学分别从不同研究视角对劳动力市场微观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将在中国转型背景下继续探讨这一议题。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可谓劳动力市场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视角。本章在三大理论视角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双重地位获得模型。本章的主要观点有二：第一，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存在不同的微观影响机制，应该区别对待；第二，关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微观求职过程，应该将这些理论置于体制分割背景之下。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是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重要维度，一直都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由于两个学科的基本假设与研究视角不同，对此问题关注的角度与研究问题的方式，以及理论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首先，主流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的研究，实际上源于寻求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微观决定机制，试图解释形成经济收入差异的原因。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者孤立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可以被统称为“社会性孤立”，或者说是一种纯粹个体主义的视角。无论是求职过程还是流动过程，求职者显然应当以追求更高的工资待遇、劳动报酬为目标，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边际生产力定价原则，求职者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是获得高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其次，相对于经济学的“社会性孤立”，社会学的劳动力市场研究更关注人们职业流动中的社会地位获得机制，认为任何个体的职业流动都不能离开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强调社会结构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与制约。在经验研究方面，社会学的地位获得模型将家庭背景等社会结构因素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侧重从社会结构制约的角度研究职业流动与地位获得。最后，经济学与社会学均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只不过经济学偏重于内生的市场分割，而社会学关注外生的市场分割。

劳动力市场求职既是收入获得的过程，也是其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又受到劳动力市场宏观结构的制约。在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中建构地位获得模型，将会更为深刻地认识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中的因果机制。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关注的问题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求职过程的教育回报率？求职过程的经济地位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机制是否相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其产生多大影响？

二 求职过程与人力资本模型

（一）人力资本模型

1963年舒尔茨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日经济的快速发展原因的考察，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Schultz, 1963），一年后贝克尔从微观角度详细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Becker, 1964）认为劳动力市场收入来自求职者人力资本，劳动力价格或工资取决于其边际产值。一个求职者拥有的人力资本越高，他的生产能力就越强，相对于其他生产者就会有较高的边际生产力与较高的边际产值，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或是其他形式的补偿。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的测量有三个最主要的指标：一是接受正式教育的时间长度，教育时间越长则劳动力本身的能力就越强，潜能越大；二是工作经验，劳动者在某一个工作岗位上的经验越多，则通过劳动过程得到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和知识就越多；三是在职培训，尤其是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大型企业，一般都要对员工进行在职培训，旨在使员工掌握本企业特有的劳动技能。其中，又以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最为常用的一个测量指标。舒尔茨曾经指出，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来提高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而学校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重要的投资方式（Schultz, 1963）。关于教育水平能否测量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是诺贝尔奖得主斯彭斯（Spence, 1979）提出的“信号理论”，认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只是其能力的外在信号，并非直接表示其生产能力，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只是“信号传递”的手段。其二是社会学将学校看作接受主导意识形态、发展人际关系的场所，可以习得文化资本，并积累社会资本。学校级别越高，在校时间越长，则劳动者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就越丰实、越强化、越有效（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2008）。但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理论已经得到了实证上的广泛支持。

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教育收益率（Rates of Return to Education）的衡量，是对个人或社会因增加其受教育的时间而得到的未来净经济报酬的一种测量。从理论角度，贝克尔（Becker, 1962）证明了均衡的教育回报率的存在，明瑟首次对人力资本的个人回报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经验研究包括三个模型：基准模型、标准模型与扩展模型（Mincer, 1974）。依据明瑟基准模型的结果估算，当时美国社会的教育收益率是7%。但是，若在收入函数中省略工作经验，会导致教育回报率有所上升，因为学校教育和工作经验倾向于负相关，在任何年龄阶段，受教育时间越长，则必然会导致与同年龄段其他劳动者相比拥有越少的工作经验。在加入了工作经验影响后的标准模型中，教育收益率增长到10.7%。在扩展模型中，教育回报率为12.5%。

（二）数据、变量与实证结果

1．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边燕杰教授主持的2009年“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SNET2009）大型社会调查，分别在长春、广州、济南、兰州、上海、天津、厦门和西安八个城市进行抽样调查。每个城市作为单独总体，抽取约1000个样本进行入户调查（长春、济南与厦门为700个左右）。先随机抽取足够的社区样本，然后每个社区抽20户，复查率为10%，问卷回答率为60%。最终获得了有效样本7102个。

2．变量与实证结果

我们采用明瑟（1974）的三个实证模型测算中国城市居民的教育回报率，并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因变量与自变量均以劳动者进入职业时为标准进行测量，使得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更符合逻辑。自变量教育与工作经验分别是进入职业时的受教育年限与工作年限，工作经验计算方法为：工作经验=进入工作年-受教育年-6年。因变量为入职收入，指的是进入当前的工作时的收入。现实的情况是，自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物价的巨大增长，目前的物价水平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物价水平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测量收入水平不能简单直接使用问卷中得到的工资数额，问卷中测量的工资实际上是“名义工资”，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各城市物价指数，可以计算求职者获得的“实际工资”，用此数值衡量求职者的收入获得水平。具体的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当年的物价指数。以1978年的物价水平为基期，令其为100，则1979年的物价指数=（1979年物价水平/1978年物价水平）× 100。根据各城市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资料（表），我们通过下述公式计算居民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名义工资/该年物价指数。然后，对所得到的实际工资取自然对数得到因变量。人力资本模型主要变量基本分布状况如表1-1所示。

表1-2为人力资本模型实证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在基准模型中，教育回报率为16.8%，由于教育水平与工作经验的负相关关系，标准模型中的教育回报率为21.3%，在控制了交互项的扩展模型中又下降到12.5%。这一结果高于明瑟估计的美国的教育回报率，也略高于国内其他学者（李春玲，2003；刘精明，2006）的估计结果。

三 求职过程中的地位获得

（一）地位获得模型及其扩展

社会学家并不满足于对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的简单研究，而侧重于将二者的关系置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将收入置换为社会地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背景与社会地位获得之间复杂的因果机制，形成了著名的地位获得模型。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 1967）的地位获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偏重于比较导致社会地位差异性的自致与先赋因素。该模型以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作为因变量衡量当前社会地位，以父亲教育程度、父亲职业为先赋性因素，本人教育程度、本人初职地位为自致性因素并作为自变量，建立了五个变量的因果关系模型。他们的基本结论为，社会地位获得同时受自致与先赋因素的影响，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虽不可忽视，但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

学者们在布劳-邓肯模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和发展，其中包括：Swell等人在介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之间加入了以智能为主的社会心理变量（Swell et al., 1969）; Jencks等人去掉了初职变量，增加了本人幼年和成年的认知能力两个中间变量，还增加了收入变量，目的是说明当时的美国社会中各方面不平等的状况，尤其是家庭背景、智能、教育程度、认知能力对经济成就的影响等（Jencks et al., 1988）。有些学者跳出了微观层次的个体因素，将结构性因素引入地位获得的研究中，如Treiman探讨了工业化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他们强调在个人地位获得的研究中不应仅仅局限在个人特质的影响上，还应关注结构性因素如劳动力市场的特质、阶级等因素对社会地位的影响（Treiman, 1970）; Bourdieu加入了文化资本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他的文化资本论解释了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代际阶层再生产功能（Bourdieu, 1986）。

在中国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型当数林南和边燕杰1991年提出的“单位地位模型”。他们改造了地位获得模型中的变量测量，使其更加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西方社会，职业声望是职业劳动者社会地位的直接反映，而在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好的工作单位远比获得一个好的职业重要（李汉林，1993；李汉林、李路路，1999）。通过“天津千户调查”的资料，他们发现中国社会成员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成员所在的单位地位，而非职业地位。在中国社会的再分配体系中，资源获取主要是通过所在单位的地位完成的。因而，直接分析职业地位获得的方法在中国社会基本无效（Lin & Bian, 1991）。他们的办法是先分析单位地位，然后测量职业地位，同时在模型中加入政治身份，也就是党员身份的测量。他们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父亲单位类型、本人初职单位类型、现职单位类型、党员身份变量，建立了更为复杂的新模型，其理论假设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可以看出，地位获得模型不足之处在于：其一，忽略了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性，从而无法与人力资本理论进行对话；其二，在实证方面，不够重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同时模型的控制变量较少，没有控制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二）求职过程中的地位获得模型

如上所述，衡量社会地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实际上来自人们对某职业的评价，虽然与经济收入有关，但也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有一定的主观性，后者则属于客观指标。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职业的社会地位更多地受其挂靠的单位级别、福利待遇所影响，外在的经济收入只是一个因素而已。基于此，我们将区别对待经济地位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并将其置于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中，分析求职者的先赋性和自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获得影响的差异性。在变量衡量上，用入职时的收入自然对数衡量经济地位，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用入职单位声望衡量求职者获得的社会地位。在自变量中，除教育水平外，增加政治资本即党员身份、工作经验作为自致性因素；以父亲的教育程度与父亲的社会地位为先赋性因素，其中父亲的社会地位也用其单位声望衡量。同时，选取了年龄、年龄平方项、性别、职业流动、入职年代、地区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3所示。

从表1-4的结果看，先与传统的人力资本模型进行对比，在控制了大量的结构制约因素之后，教育回报率为7.4%，与未控制其他变量之前相比，几乎下降1/3，这仍高于其他经验研究（李强、刘精明，2000；李春玲，2003）。可见，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人力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的影响，教育回报率被大大高估。此外个人的先赋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代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均有显著影响，而父亲的社会地位对子代的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不影响子代的收入水平。此结果说明父亲的教育程度高，并不等于父亲的社会地位就高。在中国社会中，父亲的社会地位高，往往与父亲的单位性质与权力紧密联系，这样的家庭背景更加看重子女的工作单位以及长远发展，而不一定在乎当前的经济收入。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水平、政治资本均对子代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个人的职业流动只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不能提高他的社会地位，进入体制内部门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却只能得到较低的收入。实证结果表明，教育水平、政治资本能够衡量个体的综合能力，从而使求职者得到更高的收入与较好的社会地位。从职业流动的角度看，职业流动对入职收入有正向影响，而对职业地位的获得没有显著贡献。简单讲，换过工作的人收入比没有换过工作的人收入要高，而职业地位上与没有换过工作的人没有明显差异。依据“人往高处走”的说法，高收入比高地位更能吸引劳动者更换工作。

从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度来看，以父亲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以本人教育程度为代表的自致性因素，均对劳动者入职时的职业地位与收入获得有显著影响，由于单位测量的一致性而具有可比性。在社会地位模型中，教育程度增加一年，获得职业的社会地位上升大约1.5个单位，父亲教育程度增加一年，社会地位上升大约0.16个单位。在经济地位模型中，教育程度增加一年，获得职业的收入上升7.4%，父亲教育程度增加一年，收入上升大约1.6%。可见，相比较而言，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

其他变量也显示出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不同影响。男性比女性的收入普遍要高，而男性的职业声望普遍低于女性的职业声望；年龄大的求职者相对于年轻者，获得工作的收入相对较少，社会地位则无显著差异；已婚者获得的职业社会地位较高。

四 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求职过程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虽然地位获得模型为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但它对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处理不尽如人意。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界出现了新结构主义，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Kalleburg, Althouser & Wallace, 1981）。之前的人力资本模型、地位获得模型都从个体的角度看待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与职业流动，忽略了宏观层次上的市场结构分割现象。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进而深入研究市场是如何分割的，以及分割又是怎样形成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分为两种视角：内生的市场分割和外生的市场分割。内生的市场分割理论认为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是内生的，是由经济力量本身造成的。比如，由经济力量造成的弱肉强食，及其所引发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分。又如，高技术和大科学的出现和兴起，使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一跃成为高额利润产业。外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认为，造成市场分割的原因是经济之外的力量造成的，接近社会学的观点。例如那些显而易见的由性别、种族等原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这种分割因素是外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很难对其进行修复。

社会学家Kalleburg批评了经济学的市场分割理论，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多样性，不单纯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Kalleburg, 1981）。社会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造成劳动力市场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个人层次的原因，劳动力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结构位置极大地制约着微观的劳动力市场过程。这种结构视角有两种主要的分析思路。第一，经济组织具有二元性特征（Organizational Dualism），企业有宏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分，宏大企业存在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有保护作用。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市场压力，劳动力的流动相对频繁。因此，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面临的劳动力机会差异是非常大的，这种差异不是由劳动力的个人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企业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的。第二，行业分割（Industry Segmentation）的观点不是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的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行业分割并非仅由经济力量造成，社会所设置的制度结构是造成巨大行业差异的重要原因，探讨社会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与结果的制约是社会学家的重要使命。

（二）体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但是，在市场一体化尚未完全形成的今天，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一直存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分割不是简单的组织分割或是行业分割，而是“体制”分割。市场制度和再分配制度在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造成了在运行模式、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制度性断裂。在市场化改革推动下，大型国有企业的内部机构、运营机制等并没有因改革带来根本性变化，非市场化的部门、机构依然存在，形成了一道无形的“体制壁垒”。体制内外劳动者在职业地位获得、经济回报、非经济补偿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两种机制形成的结构分割的封闭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进而对身处其中的个人地位获得的过程和结果产生较大的不同影响。体制内外成员在收入上的差异、职业地位上的差异都是一种表象，其背后的差异是资源的配置机制不同。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市场分割问题进行分析，分析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刘精明，2006）；通过构建收入的区域差异模型，估计包括国家垄断部门在内的政治变量造成的部门分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郝大海、李路路，2006）；以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为出发点，分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下对应的不同分配机制等（张丽娟，2007）。学者们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不仅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控制和管理的手段，也是国家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主要渠道，各级单位都是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社会的整合和管理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分配到各个单位，再通过单位扩展到全社会（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2006）。国家的这种再分配是依据工作单位在国家行政级别中的地位和单位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将资源有差别地分配到各个单位中。这种资源配置机制显然不同于市场机制。

（三）体制分割下的求职过程

我们从两种视角看待体制分割：横向的与纵向的体制分割。从横向来看，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从纵向来看，劳动力市场可分为1992年前的再分配主导时期与1993年后的市场主导时期。根据进入单位属性与入职时间，下文分别将总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宏观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及其差异性。

表1-5右边两列表现的是体制内外各变量对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左边两列反映的是体制内外各变量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先来看经济地位获得模型，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在体制内对入职收入有正向影响（上升1.9%），在体制外无影响；在体制内外父亲职业地位对收入均无影响。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程度在体制内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为7.2%与6.6%。政治面貌与工作经验在体制内对入职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体制外的影响较弱或无影响。说明体制内更重视工作经验背后的资历与政治身份，二者均能使求职者获得更高的收入。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中，在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中，个人教育水平、父亲职业声望、党员身份等均对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同时发挥了作用。反观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对社会地位获得发挥重要作用的几乎可以说只有一个因素即个人的教育程度。这是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唯能力论”特质的一个体现，家庭背景、政治身份都不重要，职业地位的获得只能依靠个人的后天努力，就是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

下面比较一下各因素在两个模型中的不同表现。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子代入职收入，不影响入职声望；父亲的职业声望影响子代职业声望，却不影响子代的入职收入。这一结果显示出社会地位具有更强的代际传递性，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内涵有明显差别。在自致性因素中，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对收入与社会地位均有正向影响，政治面貌仅对体制内的收入与社会地位获得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入职时的工作经验仅对体制内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说明教育程度更好地衡量了求职者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治面貌具有较强的体制分割特征，在体制内外的影响截然不同，说明其意识形态方面的蕴含依然存在。

表1-6反映的是纵向市场分割下的地位获得模型。同样，右边两列是经济地位获得模型，左边两列是社会地位获得模型。先来看经济地位获得模型，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在两个时期对入职收入均有正向影响，而父亲职业地位在两个时期对收入均无影响，这一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比较一致，但也有一定差异。

在经济地位获得模型中，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程度在两个阶段对入职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教育增加一年，收入分别增加7.1%与9.7%。政治面貌在市场主导期对入职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入职收入高出25%，但在再分配时期没有影响。此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结果比较可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党员身份入职回报逐渐攀升。工作经验在再分配主导期对入职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多一年工作经验，入职收入增加2.8%，但在市场主导期对收入无影响。说明再分配主导期更重视工作经验背后的资历，能使求职者获得更高收入。

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中，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职业声望对子代社会地位获得在两个时期均有显著影响，而父亲教育程度却没有影响，进一步凸显出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本质并没有受到改革进程的影响，只是影响程度有所减弱。父亲的教育程度很难对子代的社会地位产生影响。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水平均对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在市场主导时期更能得到更高的职业地位，与横向分割模型比较可知，党员与非党员差异更多地表现在市场时期的体制内部门，市场改革提高了体制内党员身份的回报，此结论与经济地位获得模型有一致之处。

下面进行比较分析。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子代入职收入，不影响入职声望；父亲的职业声望影响子代职业声望，且在再分配时期影响较大，却不影响子代的入职收入。这一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再次证明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性，以及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性。自致性因素中，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对收入与社会地位均有正向影响，对入职收入影响在市场主导期较大，对入职地位影响在再分配时期较大。比较有趣的是政治面貌的影响，无论是社会地位获得还是经济地位获得，党员在市场主导时期均有更高的回报，显示出市场改革强化了党员身份在体制内的回报。

五 小结与展望

结合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本章建构了基于市场分割的双重地位获得模型，有以下几点研究发现。

第一，人力资本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异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求职过程中的教育回报率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的结果，由于因果机制的错位影响，教育回报率往往会被低估。在控制了大量的结构性因素之后，教育回报率明显下降，但仍能够略高于其他的经验研究。

第二，求职过程双重地位获得模型存在明显差别。先赋性因素更多地影响社会地位获得，自致性因素则更多地影响经济地位获得。其中教育水平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三，体制分割对先赋与自致因素对收入、地位获得的作用是有影响的。体制内和再分配主导时期，教育程度对地位获得的影响相对于体制外与市场主导时期较大；党员身份在市场主导时期及体制外市场更有收入优势；工作经验在体制内和再分配主导时期能带来更多的入职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