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帮客街的弃儿

回顾战时的伦敦，我养成了一堆怪异的习性。我会突然把脖子往前伸，反复几次，像抽搐一样。我生怕踩到人行道上的裂缝——所有小孩对此都有点偏执，但我则太过极端了。最重要的是，我喜欢和公交车赛跑。我常从芬斯伯里地铁站跑出来（这地铁站就像矿井巷道般向上爬升），看到开往高门的212路公交车一启动，便沿着路边，或在公交车前方狂奔个几百码，直到过了学校保健室，以考验自己。

我后来才发现我患有阅读障碍，经常换学校也不会有所改善。战时疏散结束后，我连最简单的东西都无法读，当然，拼命啃的单词也无法消化。在那年代，对学习迟缓的人只有一种补救教学：藤条或耳光。发怒的教师似乎觉得暴力能督促你进步。但在我的例子里，暴力却使我大大退步。我刚回到伦敦时很怕挨打、挨揍，以及挨拳头，那都是教师的合法管教。有个教师为了让我通过十一岁学测，抓住我的头往学校墙壁上撞。不过，凭良心说，芬斯伯里公园小学那些恐怖的教师面对的是最恶劣的一票男童。

我们这些从乡下回来的人都感受到，要重新适应贫苦的都市家庭有多困难。我了解贫穷的味道，如同我了解防空洞与养鸡场的臭味。对我来说，那是发霉与湿气、永远肮脏且因没有热水而永远不洗的抹地布，以及太多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的臭味。即便妹妹已经不在，我们还是经常在家里东挪西移，设法适应那个冰冷狭窄的地下室，好让我父亲得到最多温暖。我记得自己常在他整夜不停的咳嗽声里入睡。然而我童年的家境使我日后面对最穷苦的人时得以谦卑自持。不用别人告诉我，我清楚地知道他们过着何等生活。

我们住处附近的芬特希尔路上有条帮客街，恶名昭彰、人尽皆知。贫穷还不足以形容这地方，《伦敦北区最糟的街道》上有精确的描述：罪恶渊薮，里头有小偷、打群架的混混，及所有叫得出名堂的罪犯。帮客街居民对付警察的手段，跟人们在潘普洛纳奔牛节对付牛的那一套没什么两样。而且，还不限于警察。帮客街的小孩常触动写着“紧急事故、火警”的红色警报箱，以引来消防队。他们还常在炸毁的建筑里放火，好让警报更真实。消防队到达后，他们就丢石头，或割断消防水管。帮客街的孩子都在我那所小学上课。

我们的好时光都在校外。我藐视权威，所有男孩都如此。我们把轰炸过的废墟当成秘密基地，那是我们种种劣迹的竞技场。我们会买几毛钱的马铃薯片当午餐，把薯片挤进长条罐里带进废墟，爬到最高处，坐下来讨论事情，仿佛自己置身国会殿堂。通常我们都在争论如何破坏学校。在千疮百孔的建筑物里，有时我们会从顶楼往一楼砸东西，假装我们是在轰炸德国。这一切都很怪异，虽然毫无疑问，德斯蒙德·莫里斯会把这看成正常的动物行为。它呈现了纪律的崩解，当局对人民统治的崩解。

这其中有一座废墟在我日后的生命里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炸毁的房子不是避风港，就是暴力的牺牲品。我们把铅管扯下来卖给金属贩子，把残存的地板拆下来，切成木条卖给老太太当起火料，每捆两便士。残败楼房的地下密室带给我们乐趣和极大快感。尤其是楼梯都不见了，从这层楼摸到那层楼更是刺激无比。对我们来说，那有如攀登艾格尔峰，我们会在秘密基地盘踞几个钟头，避开怪异成人世界的眼光。

年纪更大后，我们进一步享受完全逃离学校的乐趣。学校的医务室是逃学的中转站。若你擦破皮或受了点小伤，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我会在医务室先登记上自己的名字，然后逃得远远的，钻进地铁里，到终点站考克佛斯特才下车。我还会穿过铁轨折返，以躲过检票员，然后直奔乡间，寻找鸟蛋、蛇之类的东西。我常逃课，通常会有几个伙伴同行，他们跟我一样，身上的伤越来越多。

伤口通常是真的，我打了一大堆架。我不是天生的战士，之所以和别的男生斗殴，是由于我不愿受欺负。直到今日，只要能够抵抗，我都不会退缩，而我也已经碰到过各式各样的恶棍。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很奏效的，虽然常惹来皮肉之痛。

学校里最受崇拜的男生是群架好手，有时同一家子的哥兄弟会有六七个人，而且惹到一个，就等于惹到一伙人。但最受尊敬的是偷盗大师，那些男生会半夜潜入科芬园偷新鲜葡萄，第二天在学校休息时间拿出来卖。伦敦市中心有上千个未遭轰炸却暂停使用的场所，等着那些男生去练习入侵的技术。我对这类勾当不那么热衷，倒不是我天生有守法的本能，而是觉得偷窃最有可能使我失去自由。

毫无意外，我未能通过十一岁学测，因此和一群同学从小学升入托灵顿公园初级职业技术中学。班上同学有半数进入感化院或教养院，我很幸运逃过一劫。我住的地方虽粗野，但仍有某种忠诚符号。你的大门通常是敞开的。到了夏天晚上，所有门窗都会打开，居民通常坐在窗边，因为他们不会像日后看电视那样，脸老是朝内。他们习惯朝外看，多多少少也会守望相助。

在那些日子里，家庭也有种和谐感。我记得在火炉前的小盆子洗澡时受家人宠爱的感觉。我们轮流洗澡，父亲先洗，大家共享那几勺子热水。想起那些时刻，我仍觉得温馨，即便是我刚出生的弟弟先洗，而他常常尿在澡盆里。

有时我母亲大发雷霆，家庭的和谐便瓦解了。我父亲常到哈林格赌狗，或许那是他生病或无业时寻回自尊的方式，但也让家里的经济更加恶化。

我母亲十分依赖分期付款和当铺，好让家用宽裕些。在这种家境下，我的角色至关重要，现在看起来像是狄更斯赚人热泪的小说，但在当时却是再真实不过。星期一早上我会拿着父亲的西服到当铺去，星期五再赎回来。西服总是包在床单内。

这码子事令我觉得难堪。当铺老板是个名叫卢坎先生的小个子，秃头，戴着无框眼镜，留着一小撮胡须，总是穿着细条纹的灰色西服，衬衫的领子很白。女人们不愿意上他的门，因为他老是在给当票时握住她们的手不放。我也不喜欢去那里。典当让我在很小的年纪就觉得，宁偷不乞。

星期六早上我会出门付分期付款，然后跑到洪塞路的唐诺先生家付房租。我的另一项差事是对上门收款的人撒谎：“我妈不在。”小小年纪就开始说谎，对孩子的成长，代价过于奢侈，但也是老妈持久战中的一部分，好维持我们一家子温饱和体面。

我们的衣物来自杰西·查普曼太太经营的二手店，那店看起来像是有人刚倒进了一卡车的面条。在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总有我或许能穿的。我母亲会把衣物带回家，想尽办法除掉二手货的可怕臭味。

由于父亲生病，母亲变成家里的强悍角色。她经常得出门挣钱，好买回一家人的面包，尤其是冬天父亲身体最虚弱时。大战期间，英国妇女扛下一些相当粗重的活，我老妈在飞机制造厂工作，或到国王十字车站把火车上的货卸到卡车上。她是出了名凶悍的斗士，有一回就和隔壁体格粗壮的太太干上了。当时妹妹从收养家庭回来探亲两个星期，隔壁太太叫她滚到别的地方去展示她优雅的腔调。母亲当街狠狠揍了她一顿，街上顿时变成竞技场，所有窗户都打开了，每个人都在看好戏。在那之后，母亲又出过一次重手，因为有个女人数落我行为不端。我同学都说他们爱看纳什太太打输时露出灯笼裤，母亲也变成地方上的英雄。

我觉得这一切令人相当反感。在萨默塞特，我被分发到比妹妹更下层的阶级，或许那自卑感使我当时变得有些势利眼。我尊敬母亲，但我的英雄是温柔的父亲，他和我相处的时间比较多。虽然他很沮丧自己不能当兵，但当我看到他为民防局抬担架时，他成了我的英雄。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温柔。

晚餐后，老旧餐桌上吃剩的奶酪、面包屑及茶杯收走后，父亲开始为我和弟弟制造玩具，摇摇马或火柴盒教堂。他教我做小拖车、手推车，甚至还有大篷车，迈克尔在前面跑，手里拿着橡皮筋手枪，我扮阿帕奇印第安人在后面追。

我也常画我父亲。我会把纸钉在墙上，有时画出了纸外，等我把纸拿下来，墙上会留下一块白色的方形，四周是散向各方的线条。他不断鼓励我，我也开始学会一些技能。我爱父亲，也感觉到他对我深深的爱。我可能是小区里唯一没遭父亲痛打过的男孩子。我最大的恐惧是他会过世，但我陪着他抵抗病魔，以克服恐惧。那通常只是简单地跑跑腿，像是从附近的煤场偷点煤炭给他取暖。我主要的贡献是陪着他，这时我会作些画。我们也一起看电影。

那时我已不再看星期六早上的儿童电影（有个男孩会先溜进电影院，趁带位人员没注意，打开安全门让我们进去），而改看早年的战争片。有天晚上，我准备好和父母出门看电影时，有个女人敲门，跟我母亲说我常在托灵顿公园的防空洞里和她女儿胡来。那当然是真的，但也只是你情我愿的实验。

我记得，当母亲嗓门越来越尖时，父亲控制住场面。“去洗个澡，”他说，“我们要去警察局。”

我在澡盆边被扒去衬衣，母亲从厨房的一头追着我打到另一头。

“如果我们还想去，最好现在就出门。”我听到父亲这么说。我以为他们这回会很不好过。他一路上一定强忍着笑，因为我们根本没走近警察局，而是到我们最喜欢的亚斯托利亚电影院前排座位。他们像是带着十三岁的儿子外出，庆祝他变成了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