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惊人的解脱

当母亲对后院的防空洞发起攻击时，我知道战争真的结束了。她和我拿着家里的小铁锤合力拆了它。这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还改变了地面的高度。完工后，母亲开始布置小花园。

我还没准备好追求和平。真正的士兵退伍返家时，我参军了。我们这队人马年方十二三岁，在汉普斯岱草原展开决战。我们自己制作武器。我总做布伦机枪，还做得很精确。那是当时英国的轻型自动武器。我也带着我父亲的民防局老医药箱，好提供“急救”。这些残酷的丛林战斗发生在肯伍德别墅后方，在我们幻想的“杀戮战场”上。在那里，我们乐于阵亡，对出色的表演引以为傲。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任何人知道罗伯特·卡帕那幅在西班牙内战时拍摄的名为《共和国战士之死》的惊人作品，但那是我们最喜欢的阵亡模样。

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结束了，后遗症是整整一代的城市孩童在想事情时，都只能以打仗来解决。我痛恨战争，电影则加深了愤怒。亚斯托利亚电影院放映的大多是《光复菲律宾》之类的电影，由约翰·韦恩（John Wayne）或艾罗尔·弗林（Errol Flynn）主演。

我也有机会接触到最好的英国玩具兵。一些邻居太太常带回铅制的玩具兵，一大堆装在大托盘里，做她们所说的家庭作业。她们在家为玩具兵着色以赚点外快，就像今日有人提供打字服务一样。所以我和迈克尔有源源不绝的新士兵可在后院玩战争游戏。

等到我十三岁成为真正的“军校生”，穿上笔挺的制服时，我已是老鸟了。我一身皇家步兵团的装备，我还记得将团徽（烈焰四射的炮弹）擦得雪亮时内心的激动。我们在布隆贝里的布伦斯威克广场附近一间操练堂里集合，几个周末都在奥斯特雷公园扎营，接受空弹匣和爆破管的正规训练。那就像模拟的战争，我觉得很棒。

即便如此，我的军人生涯并未维持多久。父亲和老师帮助我找到比较温和的兴趣。绘画是我上学期间唯一没被消磨殆尽的才华，也是少数几样托灵顿公园的男孩可以接纳，甚至羡慕的技能。语文或数学成绩好的人，会被认定是老师的宠物或纨绔子弟。画图还算好，那很特别，像是魔术。我不敢确定我的才华有多出众，但库珀先生帮我申请到商业美术奖学金，并进入哈默史密斯工艺美术与建筑学校就读。这学校位于莱姆·格罗夫制片厂对面，学生里同时有砌砖匠和崭露头角的艺术家。

这学校还比不上斯莱德美术学院，但已经令我觉得仿佛有人给了我一张通行证，一把钥匙，通往充满色彩与光芒的神秘花园。另外，哈默史密斯学校有女学生，而我还没和女孩子同堂上课过。当然我并未显露求偶意图，对任何女性都不屑一顾，所以也没能很快获得女孩的青睐，但我已和帮客街的男孩子完全不同，跻身备受瞩目的一群人之间。似乎有根魔杖挥过芬斯伯里公园，而我获得了赦免，得到了美好许多的生活。

接下来，我的世界忽然失去了根基。我赢得奖学金，父亲是最为兴奋的，但他的身体也日益危急。他的病情越来越糟，体重锐减，我常常整夜无眠，只盼他能活下去。但事与愿违，当时有百万座煤炭炉子往冬日天空泼洒黑烟。有天晚上他被送到海格特那家像座旧工厂的圣玛丽医院，弟弟和我被送到邻居家，这家人相当优雅，男主人在哈洛德百货公司上班。我僵直地坐在客厅，翻阅一本名叫《国家地理》杂志的东西。在我家，有时可以看到《世界新闻》，在理发店等候时我也会翻翻《图片邮报》和一本名为《画报》的杂志，但《国家地理》杂志呈现的摄影方式，在我来说是前所未见。我被深深地吸引住，忘了父亲病危住院，直到警察来敲门（当年芬斯伯里还没几个人有电话）。我记得大人压低嗓门谈话，不用别人跟我说，我也明白最坏的事发生了。

我父亲曾是一米七八的魁梧汉子，去世时体重才三十八公斤。他享年四十。日后有个朋友告诉我：“不管你当时几岁，父亲过世那天的感觉就像蛋给踢到一样。”对于我的感受，这是相当精确的描述。我父亲断气的情景、燃烧的蜡烛及其气味，我永远无法忘记。

那年我十四岁，是否继续待在美术学校已无需讨论。长子必须接下父亲的角色，开始赚钱养家。至少当年找份工作还不难，虽然多数工作没啥前途。母亲在铁路局的同事随即把我弄到蒸汽火车的餐车上当小弟。我通常搭彗星号列车，早上九点四十五分从伦敦开往曼彻斯特，专载商人，黄昏时再从曼彻斯特折返。我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肮脏、邪魔般的北方城市，工厂高耸的烟囱喷着黑烟。空气污染管制法如果尽早施行，我父亲可能还活着。除此之外，我还享有自由。我可以每天离开芬斯伯里到英格兰各地旅行，而我也善加利用这机会。

在内心深处，我生上帝的气，假如有上帝的话。他随随便便就把父亲从我身边带走。在我生命里，是父亲让我觉得悲惨的贫穷日子不那么难熬。我否认上帝。在我开始自怨自艾时，有股力量浮现了。表面上我仍吊儿郎当，在火车驶过高架桥时把盘子摔出窗外，看看有啥效果。我是酷哥一个，口袋里有30先令，有时拿到两倍的小费，但怒火正燃烧，就在内心不深处。

“Teddy Boy”，芬斯伯里公园，伦敦，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