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本卷缘起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率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踏上了亚洲的土地，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东方远征，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4—前30年）由此拉开了序幕。在三个多世纪中，亚历山大及其继业者们建立的帝国或王国重构了从爱琴海到兴都库什山脉的广袤区域内的政治格局，将希腊人与希腊文明带至时人难以想象的遥远地区，在东西方文明交融互鉴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卷所研究的希腊化钱币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当然，它不过是希腊化时代的诸多遗产之一，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却堪称最为深远、最为广泛。
所谓的希腊化钱币可溯源至马其顿王国的钱币，但真正的成型却在亚历山大东征及继业者战争期间。后来各希腊化王国虽然自行发行钱币，但都保持了希腊化王像钱币的基本特征。就古希腊钱币体系而言，希腊化王像钱币可以说是它的最后发展阶段，但就其影响而言，它却是大部分丝路沿线国家钱币和罗马钱币模仿和改造的对象，并由此奠定了世界性货币体系主要源头之一的历史地位。
1．希腊化钱币是促进希腊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重要工具
古代钱币或称金属铸币，是一种标准化的货币单位。在古代经济中，充当交换等价物的物品多种多样，贵金属、粮食、牲畜、布匹乃至日用品都可以在一时一地成为社会接受的货币。但是，钱币则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它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贵金属铸币，蕴藏的核心理念就是标准化。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古代两河流域，早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就已经广泛使用白银充当支付媒介，(1)但是巴比伦尼亚的白银一直都是计重的，无形中使得商品交换的过程环节更多，也更复杂，因此很难用于小宗商品贸易和日常支付之中。相比之下，由古代希腊人发扬光大的金属制式钱币具有突出的优势。它以国家财富作为信用保证，有着统一的重量与兑换体系，在使用过程中无需称重和校验成色，可以直接投入到商品交换中，既便捷可靠，又易于储存。因此，希腊城邦国家发行的钱币很快被地中海地区接受，甚至传播到波斯帝国统治的小亚和巴比伦尼亚，为古典时代希腊城邦国家的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约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以个人名义发行了金币斯塔特，伊苏斯战役结束后又发行了银币，金银币都采用阿提卡币值标准，希腊化钱币由此肇始。据估计，从公元前333年到前290年，仅亚历山大的王室造币场就打造了6000万枚四德拉克马银币，6600万枚德拉克马银币，1200万枚金斯塔特，按金银比率1∶10折算，大约相当于9.1万塔兰特的白银以通用货币形式流入市场。(2)
希腊化货币并非伴随着军事征服以强制方式进入当地市场，但是得到了广泛接受。公元前325年之前，希腊世界仍存在着多种金属铸币体系，到了公元前300年左右，地方造币急剧减少，很多城市，特别是小亚的城市，放弃了自己的钱币类型，开始仿造亚历山大型钱币。有些城市会同时打造阿提卡标准和地方标准两种类型的钱币，这种改变并非为了效忠亚历山大，而是地方城市希望进入通用货币体系以谋求经济利益。公元前190年之后，很多小亚希腊化城市获得了独立的造币权，但它们仍然统一打造亚历山大型银币，这充分表明希腊化钱币在这两百年中得到了广泛流通。总之，希腊化钱币继承了城邦时代钱币的标准化和便捷性，作为一种新型希腊钱币广泛传播，为促进希腊化世界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作出了重要贡献。
2．希腊化钱币是“希腊化认同”的重要标志
与城邦时代希腊诸城市国家发行的钱币相比，希腊化钱币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本卷中，“希腊化王像钱币”被视为希腊化钱币的主要类型和基本特征。它与马其顿阿基德王朝钱币一脉相承，但是更突出了王权神化和王朝崇拜的主题。在希腊化钱币中，国王的侧面头像取代了希腊城邦钱币正面的神像，钱币的背面则是王朝创建者的祖先神或者家族保护神，铭文书写王名的属格形式，即“某某国王的”，明确了钱币的发行者是统治国家的君主，钱币由君主授权发行，体现出王权的威严与信用。此外，希腊化王像钱币大多采用阿提卡重量标准。这一种由王像、神像、王名共同构成的钱币样式组合在各个希腊化王国发行流通，形成了一种统一而持久的钱币风格，钱币上的三元素可以随着统治者的更替及其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改变，但是形制、材质以及币制都基本不变，因此，希腊化钱币不仅便利了希腊化世界的贸易往来，也成为统治者宣传统治合法性、表达王权观念的工具，体现了新的希腊化认同，成为定义“希腊化世界”的标志之一。
3．希腊化钱币是希腊化时代东西文明交融互鉴研究的标本
希腊化时代是一个世界主义的时代，伴随着亚历山大帝国与诸希腊化王国的建立，希腊文明与东地中海区域、小亚、两河流域、中亚和西北印度等东方之地诸文明的交流融合逐渐深入、扩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明融合进程并没有随着希腊化王国的消亡而中止。希腊化时代结束后，无论是掌控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帝国，还是东至中亚、印度，甚至中国新疆和田的丝路沿线广大地区，都沿用了希腊化钱币的基本模式，从而成就了以希腊式钱币为基础的世界性货币格局。
与希腊化时代留存的遗址、艺术品和文献片段相比，希腊化钱币数量众多，体系完备，保存较好，构成了一个稳定而丰富的史料来源。希腊化钱币上的图像和铭文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文化，我们可以由此观察希腊化世界的王权观念、君主崇拜乃至重大事件。通过比较希腊化钱币上的王像、神像和希腊语铭文在随后的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贵霜帝国等钱币上的流变，我们可以推测希腊化文明对于周边地区的影响程度如何，不同地区如何接纳、吸收和调适了希腊化的钱币类型与背后的政治文化，这些吸收和改变背后又有哪些原因。由此可见，希腊化或希腊式钱币及其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研究，是我们理解希腊化时代东西文明交融互鉴的一个重要窗口。
二、主要内容
本卷名为《从马其顿到粟特——希腊化钱币与丝路钱币》。我们所说的希腊化钱币指希腊化时代希腊—马其顿统治者发行的钱币，主要包括亚历山大本人发行的钱币及希腊化诸王国钱币，以及中亚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及由此分化出来的印度—希腊人地方小王国的钱币。丝路钱币指张骞通西域之后，由丝路沿线国家非希腊人（当地民族）统治者发行的仿希腊化钱币或希腊式钱币，包括帕提亚（公元3世纪中期脱离塞琉古王国）钱币、贵霜钱币、萨珊波斯钱币、粟特钱币、嚈哒钱币等。这些国家基本都建立在原来希腊化世界的故地之上，其钱币在形制、图像和铭文上深受希腊化钱币的影响，发行和流通时间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到公元7—8世纪。卷名“从马其顿到粟特”旨在凸显两大类型钱币先后相继、一脉相承的时间和空间联系。作为丝路终端、主导地中海世界的罗马人的钱币，事实上也是希腊化钱币影响的结果。随着海上丝路的开通，罗马的钱币也传入到印度和中亚，5—6世纪时则大量涌入中亚，甚至在中国西北地区也有流通。所以，罗马—拜占庭钱币也属于丝路钱币，本卷特设两章对此加以论述。
为了让读者对从希腊化钱币到丝路钱币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与丝路钱币联系最为紧密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钱币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本卷总论收入了杨巨平教授和奥利维尔·波尔多博士的两篇论文。其后的正文内容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由十一个专题研究构成。
杨巨平的论文虽然发表时间较早，但他吸收增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希腊化钱币的起源、形成以及其后在丝绸之路上的流通、演化作了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希腊化钱币和丝路钱币作了新的分类，即二者可以在广义上统称为希腊式钱币，但具体可分为希腊化钱币（希腊人国王发行）、仿希腊化钱币（非希腊人统治者发行）两类。后一类钱币也可视为狭义上的希腊式钱币。仿希腊化钱币也有二仿甚至三仿之分。该文重点关注了希腊式钱币与中国中原王朝钱币在新疆和田地区的结合，揭示了中华文明有容乃大、为我所用的博大胸怀。
波尔多博士的论文是在他的导师奥斯蒙德·波比拉赫奇教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该文从钱币学角度，以中亚和印度西北部地区的希腊化钱币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希腊化时代之前，兴都库什山以南就已经存在组织相对完备的银币生产体系，流行波斯、印度等多元钱币。在这样的背景下，希腊国王们发行的金银铜币迅速取代了本地钱币，其原因令人深思。作者全面介绍了这一地区希腊化钱币的图像和铭文特征，钱模与国王谱系的关系，币面固定符号（花押）的内涵，涉及许多尚待探索的新问题，展示了这一地区希腊化钱币研究的广阔空间与难度。
本卷正文分为四编十一章。
第一编（第一、二章）是希腊化钱币的起源与演变，重点是亚历山大式王像钱币的形成。
第一章追根溯源，明确提出马其顿阿基德王朝钱币是“希腊化王像钱币”的重要源头。马其顿的王国政治和国王崇拜有别于希腊城邦，政治与宗教影响了马其顿人对钱币图案，即国王形象和保护神的选择。随着希腊—马其顿人的征服，他们又将这种钱币传统带到了东方。亚历山大发行的四德拉克马银币从重量标准到币面设计，主要沿用的是阿基德王朝钱币的传统。本卷的标题“从马其顿到粟特”就体现了这一观点。
在第二章中，作者探讨了“王像钱币”形成过程中亚历山大及其部将的作用，认为亚历山大式钱币在“希腊化王像钱币”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指亚历山大式钱币承袭了马其顿阿基德王朝钱币的设计理念，“启后”则强调了以亚历山大东征为契机，他的继业者们通过对“亚历山大式”钱币的仿造与变革，开创了“希腊化王像钱币”的新时代。国王头像取代传统城邦钱币正面的神像，是希腊化钱币最突出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也可将希腊化钱币统称为“王像钱币”。
第二编（第三、四章）是希腊化王国时期“王像钱币”的发展。
第三章分别论述了各希腊化王国，尤其是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钱币的特点。它们都各有自己的保护神、重量标准和王朝政治特征的反映，但总体上都属于希腊化钱币的范畴，是丝路钱币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塞琉古王国的钱币对后来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王国钱币的影响直接而深远。在某种意义上，后来的丝路钱币就是在塞琉古王国钱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中最重要的的二传手就是从塞琉古王朝独立出来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钱币。
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以及后来的印度—希腊人王国、印度—斯基泰王国、印度—帕提亚王国发行的钱币。严格来说，这四种钱币确实有着密切的连贯性。但就发行者而言，希腊—巴克特里亚人和印度—希腊人的钱币由希腊人或其后裔发行，从大的分类看，属于希腊化钱币；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的钱币由当地的非希腊统治者发行，属于仿希腊化钱币。后三者同地发行，虽有先后之别，但也有共存之时，因此合为一章，予以分别论述。这些钱币流行的时间是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1世纪初，体现出希腊化文化与当地文化逐步混合的趋势，出现了带有希腊语—佉卢文双语铭文的钱币，钱币背面也开始刻有印度神像和印度风格的动物图案。这些钱币向我们揭示出，随着希腊化王国的建立和希腊化钱币的流通，中亚和西北印度地区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王统治的合法性自此与希腊化风格的钱币结合起来。印度—斯基泰王国、印度—帕提亚王国的统治者是非希腊人，但是他们发行的钱币仍然可归属于“希腊化王像钱币”类型。王像与变形到无法释读的希腊字母组合在一起，意味着希腊化风格的钱币已经成为古代印度西北部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希腊化时代利用钱币宣传王权的理念落地生根。
第三编（第五至九章）是对丝路主要国家钱币的专题研究，旨在揭示它们与希腊化钱币的传承源流关系。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印度—希腊人王国之后，从中国西北地区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大月氏在中亚和印度建立了贵霜帝国，游牧文化与原有的希腊化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和地方传统相互碰撞、融合，推动着新的文化格局的诞生，这种变化也反映到钱币当中。
第五章梳理了贵霜钱币的形制、图像及其整体发展的进程和特点，认为贵霜钱币的发展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立足和立国初期对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印度—希腊人王国、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亚人钱币的仿制，其中包括对罗马钱币影响的接受。第二阶段是贵霜钱币的成型期，主要发生在第三任国王威玛·卡德菲塞斯时期。可能是出于商贸的考虑，他对铜币的重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钱币面值虽然依旧以希腊式钱币的德拉克马为单位，但四德拉克马的重量已经从原来印度希腊化钱币的9克左右上升到16克左右。为了与之配套，威玛·卡德菲塞斯还发行了二德拉克马（8克）和一德拉克马（4克）两种较小面额的铜币。同时，受海上丝绸之路开通所传入的罗马金币的影响，以及当地金矿资源的开采，金币也在威玛·卡德菲塞斯时期出现，并成为贵霜帝国时期的主要币种之一。第三阶段是迦腻色伽及其以后，钱币的重大变化是钱币上印度、波斯神祇的大量出现，以及铭文由希印双语变为用希腊字母拼写的巴克特里亚语。这些地方神祇往往与希腊神祇结合，以新的混合形象出现。总之，从迦腻色伽一世开始，希腊化文化逐渐衰落，琐罗亚斯德教和印度教的神逐渐成为贵霜钱币上神祇形象的主流。作者认为贵霜钱币反映了贵霜帝国中希腊化元素的衰微和地方化的崛起。
第六章专论帕提亚钱币中的希腊化特征。作者认为，帕提亚人不仅继承了塞琉古王国的造币传统，也继承了他们通过钱币传达王朝政治理念的宣传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帕提亚钱币整体都可被视作塞琉古文化或者说是希腊化文化的遗产。具体层面上，帕提亚钱币的制作技术依赖已有的希腊化造币工艺和基础设施，呈现出相当高的技术和艺术水准。币制标准也沿用了塞琉古钱币体系，材质以银和铜为主，钱币重量以阿提卡币制为基础。银币正面均是国王的头像或胸像，这是希腊化钱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铭文则完全用希腊字母书写。总之，帕提亚王国自塞琉古王国脱胎而来，帕提亚钱币也以希腊化钱币，尤其是塞琉古王国钱币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探讨了帕提亚钱币上的国王像、弓箭手图像、希腊神像以及铭文书写，并由此得出结论：帕提亚人虽然在钱币铭文中标明“爱希腊者”，但出于现实政治统治的需要，帕提亚钱币在延续希腊化传统的同时也表现出诸多的地方和王国特色。帕提亚钱币上的“众王之王”希腊语铭文体现了古波斯政治传统，是两河流域及伊朗高原地区对于国王的至高赞誉。这一头衔也大量出现在印度—斯基泰、印度—帕提亚钱币上，很可能是受到西邻帕提亚钱币的直接影响的结果。贵霜早期的钱币也延续使用了这一头衔，我国汉朝时期于阗王国汉佉二体钱上的“众王之王”头衔显然与这些贵霜钱币有关。
第七章聚焦于萨珊帝国，它继帕提亚帝国之后统治两河流域与伊朗高原。作者重点讨论了萨珊王室的兴起之地波西斯（Persis）的造币状况。此地的独立造币始自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其形制以塞琉古钱币为基础，既有希腊化钱币的一般特征，又充分彰显了波斯传统文化，尤其是琐罗亚斯德教宗教传统的特色。此外，波西斯钱币的图文有时也受地方政权与其宗主塞琉古—帕提亚帝国政治关系的影响。波西斯地区也是萨珊钱币的起源地，萨珊钱币由波西斯钱币发展而来。随着帝国势力的扩张，贵霜沙（萨珊—贵霜）、寄多罗以及嚈哒、粟特等钱币均受到萨珊钱币的影响。
第八章讨论了早期丝路钱币研究中的难点——嚈哒钱币。嚈哒帝国在公元4—6世纪控制了丝绸之路中亚段的大部分以后，一度垄断了中国与萨珊波斯之间的陆上商贸往来，在利用萨珊波斯的岁贡弥补与中国贸易逆差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丝绸之路的商业网络当中去。尽管嚈哒帝国缺乏统一的货币体系，境内不同地区通常都会发行较个性化的钱币，但它作为中亚地区的新生政权，也不得不遵循旧有的货币惯例，以保障往来交换的顺利进行。所以，嚈哒帝国的大部分钱币具有辗转传来的希腊化钱币元素，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可以被视为对“仿希腊化钱币”的再改造、再利用，而被列入到丝路希腊式钱币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嚈哒钱币上所见的希腊化元素并非自己主动模仿的结果。事实上，在萨珊波斯帝国兴起以后，中亚地区的外来政权就很少像帕提亚人、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亚人、早期贵霜王朝那样，有意识地继承所谓的希腊化钱币遗产，嚈哒帝国更多的只是将这种经贵霜王朝、萨珊王朝钱币传承下来的钱币类型理所当然地为己所用。但正是这种非自觉的继承，才真正表明了希腊化钱币的传统在中亚和西北印度地区的影响深远，成为上述地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带有希腊化钱币元素的嚈哒钱币就是最后的极为有力的例证。
第九章对粟特和花剌子模钱币中的希腊化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粟特地区曾经是塞琉古王国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领土，先后受到大月氏—贵霜帝国、萨珊波斯帝国、嚈哒人、突厥和阿拉伯帝国的控制和影响，本地文化与多种外来文化长期并存、融合。粟特诸国钱币也经历了从希腊化钱币、希腊化仿造币、希腊化仿造币的再仿造到萨珊波斯式钱币的演变。公元前3世纪初，粟特各地以亚历山大钱币、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一世钱币、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欧泰德姆斯一世钱币为原型发行地方钱币。在大月氏—贵霜王朝统治时期，粟特依然延续了希腊式仿造币传统。从公元4世纪70年代到公元7世纪初，粟特先后处于萨珊波斯、嚈哒人和突厥人的统治和影响之下，但钱币依然沿用了希腊式造币体系，即以阿提卡币制为基础打制而成，钱币正面基本为国王头像，背面为希腊神，币值主要有四德拉克马、德拉克马、奥波尔等。早期的钱币上希腊语铭文较为标准且清晰，但后期图像、字母有些变形甚至难以识别，甚至铭文语言也由地方语取而代之。总体来说，粟特钱币呈现出承继与变化并存的钱币演变特征，是丝绸之路上经济、地缘政治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在粟特地区的交流与融合。本章的第二节讨论了花剌子模（中心地区为今乌兹别克斯坦西北乌尔根奇）钱币。与花剌子模政治历史演变相伴随，钱币上的文字经历了从希腊文到希腊文与花剌子模文双语，由此双语到花剌子模文，再从花剌子模文向粟特文与花剌子模文双语的转变。早期花剌子模钱币呈现了典型的希腊式特征，采用阿提卡标准，带有变形的希腊文，正面是国王半身像，并沿用四分之三的比例。尽管花剌子模并非希腊—马其顿人的直接管辖之地，但能保留、延续使用、仿造希腊式钱币，也是其影响广泛深远的一个佐证。
第四编（第十、十一章）关注与希腊化钱币和丝绸之路有密切联系的罗马—拜占庭钱币。在贵霜帝国初期，罗马钱币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被罗马商人带到印度、中亚。公元4世纪以后，拜占庭金币通过绿洲丝绸之路也传到中亚乃至中国，成为丝路钱币家族的一员。
第十章讨论了直接承袭希腊化钱币要素与特征的罗马钱币。本章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系统考察了希腊化钱币在不同时期对罗马钱币的影响。第一节将视角转向共和国时期。当时罗马人学习希腊化钱币的形式、图案，但结合罗马社会自身的文化特色与需求，在希腊化货币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罗马钱币的基本类型。第二节关注罗马帝国时期货币的发展。此时罗马人对希腊化文化的吸收深入到政治思想层面，本节以胜利女神形制在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初期及至拜占庭时期寓意的发展演变为线索，揭示不同时期货币文化的变化规律。
第十一章则跟随公元5—7世纪拜占庭金币向东传播的轨迹，结合当时中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变化，考察拜占庭金币在推动中亚的希腊化钱币传统延续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作者指出，正是拜占庭金币在中亚的大规模仿制与继续向东传播，推动了中古初期欧亚大陆上以钱币为载体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附录部分是希腊化钱币演变及其影响的图示。从马其顿钱币开始，经过亚历山大钱币、继业者和各希腊化王国钱币的几个发展阶段，以“王像钱币”为基本特征的希腊化钱币得以形成，后来的丝路西线的国家和民族在取代希腊人统治的同时，也接受了这些钱币，并对其加以改造、利用，仿制甚至再仿制、再改造。但无论如何变化，希腊化钱币的三大基本要素——王像、保护神和铭文，在阿拉伯人到来之前还大致保留可辨。该图表选取了各个时期统治者的代表性钱币，并对其作了详细的说明，既可以补充正文中钱币信息的不足，也可提供一个从希腊化钱币到丝路希腊式钱币的发展轨迹。
（林 英）
(1)欧阳晓莉：《乌尔第三王朝白银的货币功能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
(2)崔丽娜：《定义希腊化世界：亚历山大型钱币的出现和传播》，《全球史评论》2020年第2期，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