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篇

第一章　美索不达米亚：星占学之源

第一节　巴比伦的有关历史背景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一词，源出希腊语，意为“河间之地”（两河之间），指西亚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地区。这片土地今天基本上在伊拉克共和国境内。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那种认为此地是人类文明共同源头的观点，现今固然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就星占学这一具体事物而言，美索不达米亚作为共同源头的地位，则在很大程度上至今还未能动摇。

在一些通俗性读物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名声似乎不及巴比伦（Babylon）来得响亮。也有人认为这两者似乎是一回事。其实，美索不达米亚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即古希腊人所说的“河间地”）。当然，它也常被用来笼统地代指这片土地上的古老文明；而巴比伦则既是两个王朝的名字，又是一座城池的名字，同时也常被用来笼统地代指两河流域的古老文明，还被用来泛指不同时代活动于这片土地上的民族——这会引起混淆。

美索不达米亚可以算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多民族政治舞台。许多民族征服过这里，许多强盛的王朝在这里如日中天，最后又土崩瓦解。几千年间，这里的居住者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六千多年前——约公元前4300年。那时苏美尔人（Sumerians）已活动于两河流域的南端，人类最早的文明就在这里诞生。另有一些考古发掘甚至表明这一文明能上溯到约公元前5000年，1946年开工挖掘的埃利都（Eridu）遗址就被认为是证据之一。学者们现在相信，保存在《圣经》里的关于创世和大洪水的古老传说都是源于苏美尔人的；而这又与保存在泥版上、现已被释读出来的苏美尔人关于埃利都的传说联系在一起，因为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所有土地都成为一片汪洋。之后就建立了埃利都。

当然，洪水之事的真实性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苏美尔文明从发端直到约公元前2900年，通常都被称为“史前史”。从公元前2900年开始，则称为“苏美尔早王朝”时期，这一时期为时颇短，不久之后，苏美尔人的北邻阿卡德人（Akkadians）向南入侵并征服了苏美尔各城邦。约公元前2370年，著名的萨尔贡一世（Sargon Ⅰ）统一两河流域南部，建立起阿卡德王朝，持续到约公元前2230年灭亡。文化相对落后的阿卡德人学习苏美尔楔形文字的造字逻辑、苏美尔语中的许多词汇，还有书写工具——泥版与芦苇，用苏美尔文写记阿卡德语，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历史文献，包括星占学文献在内。在阿卡德王朝衰亡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阿卡德文字一直是两河流域地区的主要文字，甚至成为近东各国外交上的通用文字。

阿卡德王朝衰亡后，又经历了一段异族入侵的混乱时期，接着苏美尔人有一段短暂的复兴，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00—前2000年），乌尔城（Ur）成为整个帝国的首都。

接下来，“巴比伦”之名才正式登场。巴比伦，在阿卡德语中意为“神之门”，原为一城邦，后来成为“古巴比伦王朝”的王都，遗址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约90公里处。古巴比伦王朝之第六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帝王汉谟拉比（Hammurabi）于公元前1758年大振军威，统一了两河流域。他颁布了一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法典》，镌刻在一根3米高的石柱上。《法典》使汉谟拉比名垂千古（连同那根刻着《法典》的石柱，历尽劫波，至今仍保存在巴黎卢浮宫），汉谟拉比则使巴比伦的名声传遍四方。

古巴比伦王朝持续至公元前1531年，此后美索不达米亚一度处于卡西特人（Kassite）统治之下。此时亚述人（Assyrian）已经崛起，不久成为巴比伦的主人，在两河流域地区开始了长达近千年的“亚述帝国时期”。在此期间，巴比伦曾多次反抗以谋求独立。强悍的亚述军队和残酷的四方征战使这段历史充满血腥味。亚述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作为的名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于公元前669年登上亚述王位，为挽回帝国昔日的光辉，他穷兵黩武尽力征伐。公元前662年远征埃及，将埃及首都、历史名城底比斯夷为平地；公元前646年攻克巴比伦城，使得老大帝国的回光返照看起来竟像是“中兴”光景。亚述巴尼拔是星占学的热烈支持者，他在帝国首都尼尼微（Nineveh）建立起王家图书馆，里面除了当时巴比伦、埃及等国星占学家提供的各种星占学文献之外，还有医学、数学、地理、历史、巫术等方面的大量书籍。19世纪中叶，英国考古学家在这座图书馆遗址中发掘出泥版文书两万余块。

转眼到了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的末日来临，尼尼微在巴比伦与米底（Medes）王国联军的兵锋下化为废墟，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了“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公元前611—前540年）。由于这一王朝系由居于苏美尔-阿卡德故地的迦勒底人（Chaldaean）所建，故又得名“迦勒底王朝”。后面这个名称在后世更为响亮，因为这个短短的王朝却是星占学大放异彩的时代。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迦勒底人”后来在西方人笔下成了“星占学家”的同义词。迦勒底王朝的名王是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约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他曾征伐犹太王国，将其中的王公贵族及部分居民掳至巴比伦，即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他在巴比伦城中所建马杜克（Marduk）神庙内的塔庙就是《旧约》中所说的“巴别塔”（Babel，即“通天塔”）；而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又正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为取悦他的米底王妃而建的。这些行事，连同他宫中那些通天通神的神秘星占学家，足以使他成为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

强盛的迦勒底王朝也只是昙花一现，两河流域不久又处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39—前331年）。美索不达米亚既已成为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它的星占学也开始向周边扩散。随着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崛起和他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东征，庞大的波斯帝国又在转瞬间土崩瓦解，公元前331年他胜利进入巴比伦，这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希腊化”时代的开始。亚历山大万里远征之后，又回师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他以33岁的英年染疾病逝于巴比伦城中。

亚历山大去世后，他那由军事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大帝国也归于分裂，一些重要的将领据地称王，建立起独立的王国。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由塞琉古一世（Seleucus Ⅰ）创建的塞琉古王朝（Seleucid，公元前312—前64年，又称叙利亚王国，亦即中国史籍中的“条支”）统治，这是当时希腊化诸王国中版图最大的。塞琉古王朝虽然直到公元前64年才亡于罗马帝国，被并为帝国行省，但其中两河流域地区早在公元前141年就已并入伊朗的帕提亚王国（Parthian，即中国史籍中的“安息”），后来又长期处于伊朗萨珊王朝（Sāsānid）统治之下，直到伊斯兰阿拉伯人征服该地（公元637年）为止。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丰城（Ctesiphon）是帕提亚和萨珊两朝的都城。

就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星占学而言，塞琉古王朝时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在此期间，虽有希腊与波斯的长期统治，但是巴比伦-亚述文明作为一种较高级的文明，依然继续存在并对周边产生着很大影响。近百年来的考古学发掘和研究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在塞琉古王朝时期，有一个高度发达、令现代人惊叹不已的数理天文学体系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它的起源和形成当然还要更早。现今已发现的巴比伦星占学-天文学原始文献（泥版文书），绝大部分属于这一时期。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之所以要发展这些数理天文学体系，是因为星占学活动需要这种体系作为工具。正是在塞琉古王朝时期，随着异族统治带来的多种文明的撞击和交融，作为星占学家的迦勒底人将“迦勒底星占学”广泛传播到中近东和欧洲各地。

第二节　巴比伦星占学

一、星与神

古代巴比伦人是信奉多神的，有些最基本的神来自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但也有些重要的神来自别的民族，同样得到巴比伦人的崇奉。我们这里只谈与星占学关系较为密切的诸神，以及他们与天象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提到安努（Anu）、恩利尔（Enlil）、埃阿（Ea，又常作Enki）三神。安努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天之神，他的祭祀中心在乌鲁克城（Uruk）。恩利尔本为风与权力之神，从苏美尔早王朝时期开始，他长期成为美索不达米亚诸神之首，祭祀中心在尼普尔城（Nippur）。上述两城皆为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中的重要遗址，先后出土了大量与此两神有关的文物。

关于埃阿神，现代人知道得更多一些。他是水与智慧之神，又是巴比伦城的主神马杜克的父亲。在巴比伦史诗《上界》（原文的拉丁转写为Enûrna Elish，字面意思是“在最高处之时”）所述神话中，埃阿用咒语法术杀死了他的父亲——原因是父亲企图将埃阿及众兄弟杀光；父亲被杀后母亲发誓为夫报仇，埃阿及众兄弟（也都是神）惶惧无计，乃求埃阿之子马杜克出场，马杜克神力无边，杀死了祖母，且将她的尸体撕成两半，一半造成天，一半造成地；马杜克又与埃阿一起用血造成人类；最后马杜克被众神奉为至高无上之神。这个残酷血腥的神话真实寓意何在，是西方神话学家颇有讨论兴趣的课题之一。

安努、恩利尔、埃阿三神在天空中各自管领着一些星群。这方面的情况可以通过一份出土文献获得颇为详细的了解。在已发掘出来的泥版文书中，有一种约成于公元前700年的作品，系综合了此前的星占学-天文学知识而成的纲要性文献，故不妨就简称之为《纲要》（西方著作中习惯以此文件开头一词作标题，拉丁转写为：MUL. APIN）。《纲要》有一种版本上署有明确年份，由推算可知为公元前687年，发现于亚述城遗址；另一种版本则注明“录自巴比伦”。《纲要》中载有如下内容的表：

恩利尔：33颗星

安努：23颗星

埃阿：15颗星

以及关于这些星相互之间位置的指示。除了个别例外，属于安努神的诸星都分布在赤纬±17°的环带之内；而“恩利尔之路”的诸星在此环带之北；“埃阿之路”的众星则在其南。

顺便一提，上述《纲要》中还载有36颗恒星初见于地平的日期表，另有一些表指明此36星（有些是星座）中某些初升时另一些正因周日视运动而隐没不见。通过考察有关三神之星及36星的各种表，研究巴比伦星占学-天文学文献的专家如贝措尔德（C. Bezold）、库格勒（F. X. Kugler）、沃尔登（B. L. van der Waerden）等人已经辨认出了许多巴比伦人的星座。《纲要》中还载有一种恒星与时刻的对照表，借助于一份由当时星占学家留下的信件，可知这种表能用来确定交食时刻。

在古代巴比伦人那里，日、月也各有其神。日神名沙玛什（Shamash），是公正之神，月神名辛（Sin），有时也被尊为“天空之主”。巴比伦人常在一些天文表或其他铭刻中雕上这些神的形象，比如一件年代约在公元前870年的作品，上有日神沙玛什，御高冠，坐于其神龛中，面前置有大型的日轮象征物；而一位祭司和一位女神正在接引一位王者来到他面前；在日神的头部上方，悬挂着三个象征物，依次代表日神、月神和金星女神伊什塔尔（Ishtar）。日神通常被当作正义的化身，是最公正的仲裁者，君王们都喜欢在那些夸大其词的皇皇典诰中攀引沙玛什，以示自己公正无私。比如汉谟拉比王的《法典》绪言中给自己安了几十种荣耀的头衔和称谓，其中有一项就是“听沙玛什话的人”。月神辛的地位也很尊贵，因为在黑夜中，月亮的光芒压倒群星，所以月神被视为“显示天与地”之神，汉谟拉比称自己是“辛创造的人”。

至于金星女神伊什塔尔，意蕴更为丰富。她原是古代塞姆人（Shem）的战争与爱情女神，与她对应的苏美尔人的女神是伊南那（Inanna）。在神话中，伊什塔尔是安努神的女儿。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古代名城如尼尼微、亚述等都有自己崇奉的伊什塔尔女神。这位女神是美艳的，妖魔曾为她的姿色所倾倒；她又是忌刻乖戾的，能够“让你妻子在你面前投入敌人的怀抱”；她神通广大，曾进入阴间冥府（苏美尔神话中有《伊南那降至冥世》，阿卡德神话中则有《伊什塔尔降至冥世》）。在苏美尔-阿尔德神话中，这位战争与爱情女神及其丈夫有许多故事。古代巴比伦人相信五大行星各有其神，也都加以崇奉，但金星女神看来在其中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星占学首先是为帝王的统治服务的——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找不出什么例外。而星与神之所以会有密切的关系，还能找到更深一层的思想背景。古代巴比伦人笃信“王权神授”之说，帝王总是宣称他们的统治权是诸神授予的（而这些神所管领、所代表的众星则通过预示吉凶来帮助他们进行统治），因而至高无上，天经地义，唯我独享。写成于距今约3800年的文献——《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极好的例证，《法典》绪言一开头就明确陈述“王权神授”理论：

当至高的安努、众神之王，和恩利尔、天地之主、国土命运的主宰，将全人类的统治权授予埃阿神之长子马杜克，使他显赫于众神；呼唤巴比伦崇高的城名，使它出众于万方，并为马杜克在此城中奠定地久天长之王权。彼时，我，汉谟拉比，虔诚敬神的君王，为使国中正义出现，邪恶消亡，强不凌弱，我像太阳一样升起于民众之上，给国家带来光明。安努与恩利尔为了民众的福祉，呼唤了我的名字。我是汉谟拉比，恩利尔选中的牧人……[1]

在陈述了282款法律之后，汉谟拉比又攀缘诸神，对违法者进行诅咒和威吓，其中安努是“我任期的任命者”，恩利尔是“扩大我王权的神”，埃阿是“延长我生命的神”，沙玛什是“我所信任的君主”，辛是“创造我的神”，伊什塔尔是“为我准备武器的女神”，等等。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流行的观念。比如在一种称为《王表》的泥版文书文献中（有一种版本恰好约略与汉谟拉比同时），常可看到关于古代王统和诸王的记叙，其中“洪水以前”有八位属半传说性质的统治者，“洪水以后”则是“王权来自天上”的诸王了。

二、国王们的星占学

古代的种种星占学说及星占活动，极而言之，本质上就是一种通天巫术。这种旨在沟通上天与人世的巫术，对于古代专制王权的确立及保持，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对此张光直有过很好的论述：

通天的巫术，成为统治者的专利，也就是统治者施行统治的工具。“天”是智识的源泉，因此通天的人是先知先觉的，拥有统治人间的智慧与权利。……统治阶级也可以叫做通天阶级，包括有通天本事的巫觋与拥有巫觋亦即拥有通天手段的王帝。事实上，王本身即常是巫。[2]

那么帝王们依靠怎样的机制而成为先知先觉者？上天的知识又怎样体现？对此本书作者曾就古代中国的情形做过研究：

答案既简单又明显：靠天学。各种星占著作中的大量占辞，就是上天所传示的知识，其中有着关于战争胜负、王位安危、年成丰歉、水旱灾害……几乎一切古代军国大事的预言。历法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数术，归根结蒂也有着同样的性质和功能。掌握着星占历法等奥秘的巫觋——重、黎、羲和、巫咸，以及作为他们后任的古代天学家——就是先知先觉者，他们服务于某帝王，就使该帝王获得了统治的资格和权利。[3]

这虽是就古代中国的情形而言的，但这种情形在古代“东方式”专制王权中普遍存在，巴比伦也不例外。

巴比伦军国星占学最有代表性的文献，可以举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征兆结集》为例。一项所谓“征兆”（omen），由观察到的天象以及该天象的星占学意义组成，举一个较早期的征兆实例如下：

若金星在二月（Airu月）出现于东方，大、小双子星环绕着她，且此四星连同金星皆晦暗，不明亮，则埃兰（Elam）王将患病而亡。

《征兆结集》由70余块泥版组成，包括7000余项征兆。它很可能写成于公元前900年之前，而此后被广泛引用。对于此类征兆还可再举几例：

若金星移近天蝎座，将有不可抗拒之大暴风雨袭我国土。暴风雨之神阿达德（Adad）以他的倾盆大雨、水神埃阿以他的无尽水源，洒向大地。

若火星变暗，未来大利而吉；变亮，则不利而凶。

若某行星之亮度凌驾众星，连恒星都显得逊色的话，那将有一国君王扫荡六合，统一天下……

这类星占文献有时被西方学者称为“征兆星占学”（omen astrology）。

征兆星占学的运作机制是这样的：比如某位亚述国王想要知道幸运吉利之星何在，宫廷星占学家就去观天，并将观察所得的星象与旧有的征兆系列进行参照，然后他以信件的形式写一份报告上呈国王，汇报所见之天象以及该天象所兆示的意义。这类书信报告的泥版文书原件留下了不少（写于公元前722—前612年），其中包括恒星表、圆形星空图，以及许多构成《征兆结集》的内容。举一例如下，这是宫廷星占家写给亚述巴尼拔王的报告：

……荣耀属于国王！尼布（Nebo，水星之神）与马杜克将降赐恩惠于陛下。伟大的诸神将赐陛下千秋万代龙体安康、圣心欢悦！……此前臣曾奏闻木星情况，谓木星在天秤座（即zibanitu天区）内安努神的道路上大放异彩。因新月之角消失时木星沉于地平线之下，无法观测。……兹特再次禀告陛下，因木星运行迟缓，目前仍未能观测……木星尚处在天秤座诸星的下方……

这类征兆星占学早在古巴比伦王朝及亚述王朝时期就已盛行。

有的学者认为，这类征兆星占学（也就是本书导论中所定义的军国星占学）是完全不依赖于黄道十二宫（zodiacal signs）的，依赖黄道十二宫的生辰星占学直到迦勒底王朝时期方始萌芽。[4]在我们上面所引的例证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黄道十二宫的名称，如天秤座、天蝎座等，但这只是早期的星座名称及划分，与黄道十二宫体系的形成不能等量齐观。

古巴比伦王朝和亚述王朝时期的宫廷星占学家可以说是开启了西方世界此后由星占学家供奉宫廷的传统，这种传统直到17世纪之后才趋于消歇。但是巴比伦宫廷星占学家的名字，载于文献而得以保存至今的，最早也只是亚述王朝的以萨哈顿（Esarhaddon，公元前681—前668年在位）、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9—前627年在位）两王宫廷中的若干人。供奉于以萨哈顿王宫廷中的星占学家有如下诸人：

阿古拉努（Akkullanu）

巴拉西（Balasi）

伊什塔尔-舒默里西（Ishtar-shumeresh）

纳本-阿丁舒（Nabun-adinshum）

纳布-黑里巴（Nabua-heriba）

在亚述巴尼拔宫廷中的有：

阿达德-舒默苏（Adad-shumusur）

麦-伊什塔尔（Mar-Ishtar）

贝卢-赛伊布（Belu-shezib）

其中麦·伊什塔尔即前面所引致亚述巴尼拔王书信报告的作者。

这些星占学家在宫廷中当顾问，解答国王的各种问题。他们的工作、研究场所，就环布在埃阿神之庙周围。以萨哈顿王即位之初，曾指令他们为他推算，何时为重塑诸神神像及重建诸神圣殿的最佳时刻。他也向星占学家垂询更为个人的事务，比如即将发生的交食是否对他有危险，甚至有何时是王子前来叩见自己的吉时这样的问题（他显然记得先王有被子孙谋杀的惨例）。

三、黄道十二宫

黄道十二宫体系的确立有一个过程。

黄道所经过的那片环状天区被称为黄道带，本意是“兽带”（zodiac，这可能是较为后出的名称）。这个概念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在巴比伦人那里出现了。在约成于公元前700年的星占学文献《纲要》（前文已经提到过）中，黄道带被称为“月道”（path of the moon）；沿月道排列的星座那时有18个，先列举如下：

《纲要》说这18星座“沿月道排列”，其实只能是大致如此——按照现代仍在使用的西方星座对天区的划分，黄道并不经过第11—18各星座，它们只是位于月道附近而已。最末的一个，“北鱼座”，早已不使用。而后来定型的黄道十二宫中，金牛（Taurus）和巨蟹（Cancer）却未在《纲要》中出现。但《纲要》的作者已经知道太阳和五大行星也始终是在月道环带上运行的。

从18星座演变为十二宫，究竟完成于何时，学者们迄今无法确定。能够明确的只有如下几点：18星座的月道公元前6—前3世纪仍在使用；十二宫体系在公元前5世纪已用于巴比伦，公元前3世纪已用于埃及；然而十二宫体系直到公元元年时仍未最后定型。

在巴比伦星占学家那里，黄道带上的故事是丰富多彩的。一般的巴比伦人——甚至包括国王在内——很少能弄明白星占学说中的种种错综复杂之处，只有那些星占祭司能够熟练圆转地使用这一体系。也许是出于“普及星占观念”的目的，他们通过巴比伦的神话和传说，弄出一些类似“星占丛谈”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历险记》，保存在12块泥版上（不全），出土于尼尼微城亚述巴尼拔的王家图书馆遗址中。“吉尔伽美什”是古代巴比伦史诗中的大英雄，乌鲁克的王。在这部作品中，他的12次历险都与黄道上的星座有关，如在天蝎座遭遇蝎人，在摩羯座遇到死亡之水，在金牛座向一个名叫埃阿-巴尼（Ea-bani）的半牛半人怪物请教，在室女座则接受了伊什塔尔女神的求婚，等等。想来巴比伦人听着这些故事，认识到人生就在于追求不朽，也就随着太阳之神穿过各个星座神游万里了。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黄道十二宫体系实际上是古代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述人三方共同创造完成的。比如，象征白羊宫的公羊形象就来源于埃及；而金牛宫的公牛则是巴比伦的，巴比伦人称之为戈特·安那（Gud. anna）；狮子宫的雄狮形象则又是埃及人的贡献，这个星座在巴比伦人那里称为大犬（Great Dog）。还有一些星座是双方共有的，比如双子宫的双星。至于巨蟹宫的蟹，本来是巴比伦人的，然而埃及人也有与之对应的双龟形象，后来又被希腊人继承过去，有人甚至认为这可能还是古代中国“四灵”中“玄武”（龟蛇）的来源。

黄道十二宫体系兼有巴比伦与埃及色彩，这在古代是长期公认之事。图2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生动例证。这是一幅公元1653年问世的欧洲版画，但是远远超过两千年的历史渊源和痕迹在图中依然清晰可辨。这幅图被认为保留着拉丁、希腊、埃及三方的色彩，而实际上希腊-拉丁化的星占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自巴比伦-亚述血统（我们后面还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下面对这幅黄道十二宫图稍做一些介绍和讨论。

该图最外圈，将周天沿黄道等分为三十六格，这是直接根据埃及人古老的“三十六旬星（decans）”而来的（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圈是各宫的符号，其中大半已与今天国际通用的符号一致。第三圈为象征各宫的神话形象，其中有些来自巴比伦，如金牛宫的公牛、巨蟹宫的蟹、天蝎宫的蝎等；还有一些明显来自埃及，如白羊宫的阿蒙（Amun）神、室女宫的伊希斯（Isis）女神、摩羯宫的安努毕斯（Anubis）神等（均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圈是第三圈诸神物的名号。第五圈是十二宫的拉丁文名称，与今日国际天文学界通用的名称已完全一致。第六圈，也就是最内圈，标有用罗马数字表示的各宫序号，这里以摩羯宫为首，而一般是以白羊宫为首的，因为古代（约公元前1000年）春分点曾在白羊座。

这里必须对“黄道十二星座”与“黄道十二宫”做一点说明。这二者所属的名称虽然相同，今天所代表的概念却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今天打开一册星图，将看到有若干星座所据有的天区被黄道穿越，但我们绝不能将这些星座与黄道十二宫混为一谈——尽管它们的名称是一致的。星座由星群所代表，而由于岁差的作用，星群沿着黄道缓缓向西退移；然而黄道十二宫则是定义的，亘古不变，以春分点为起算点，每一宫占据30°的宽度。当初巴比伦星占学家提出黄道诸宫的概念，并最终确立黄道十二宫体系时，沿黄道的十二星座正与他们所定义的黄道十二宫一一对应，所以才取了这些星座名称来代表各宫。后来因岁差的作用，星群逐渐向西退移，诸星的黄经值也已大大改变，比如，今日的春分点早已不在白羊座内（尽管其仍用白羊的Υ符号来表示），而是移到了双鱼座。

D. 帕克（D. Parker）与J. 帕克（J. Parker）曾将黄道十二宫体系流传到世界各地后所出现的多种符号名称加以比较，[5]包括巴比伦、印度/希腊、中国以及梵文和拉丁文名称。他们将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当成黄道十二宫的对应物（每宫两气），虽然从天文学原理上来说也不算大谬，因为从本质上说，这两者都是以太阳周年视运动在黄道上所走过的路径为基准的，况且巴比伦人也早有类似的认识，比如在一块公元前12世纪的纪念尼布甲尼撒一世的石柱上，就有以公牛（金牛宫）和蝎（天蝎宫）代表春与秋的内容。但是二十四节气毕竟不是天球坐标系统，将之视为黄道十二宫的对应物，到底有些不伦不类。而且他们不知道，完备的黄道十二宫体系其实至迟在公元6世纪已传入中国，并有多套对应的中文译名。这里将几种黄道十二宫名称列表如下，自左至右，从第一栏起，依次为现行标准中译名、标准拉丁文名、印度/希腊名、梵文名和公元758年汉译佛经《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简称《宿曜经》）下卷中所采用的汉译名（事实上汉译《大方等大集经》比《宿曜经》早约200年，但残缺了天蝎宫）：

其中梵文、希腊文都已经过拉丁转写。

另一方面，黄道十二宫与中国古代的二十四节气也确实有着固定的对应关系。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太阳总是在相同的节气运行到对应相同的宫。下面就是两者的对应：

由于黄道十二宫与二十四节气都是定义而非实测的，所以两者的对应不会因为岁差之类的因素而改变。不过这里也应该指出，就现今所了解的情况而言，二十四节气与星占学并无关系；而我们下面就将看到，黄道十二宫体系的产生和确立与星占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四、五大行星

关于行星的星占学，在巴比伦星占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除了本身的重要性之外，它又是一道桥梁——一头通向军国星占学，一头通向生辰星占学。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这两类星占学的源头看来都在巴比伦。

迄今已发现的巴比伦泥版中，虽然保存了大量星占学文献，但都是关于天体位置的推算、观测，以及对“征兆”的解说之类。若要了解巴比伦星占家对星占学的理论论述，则往往还必须求之于后世的著作。关于巴比伦人对五大行星的星占理论就是如此，这要先提到狄奥多罗斯·西库路斯（Diodorus Siculus）其人。

狄奥多罗斯·西库路斯是希腊世界已处于罗马统治之下时从事写作的希腊历史著作家，大致活动于公元前1世纪晚期，正值奥古斯都（Augustus）统治时期。因他来自西西里岛（Sicily），故习称为“西西里人狄奥多罗斯”。他曾写过一部范围广阔、篇幅达40卷的巨著《历史文库》——那个时代的历史著作家好大喜功成为风尚，都喜欢非常宏大的写作计划。狄奥多罗斯的巨著有幸保留下了15卷，其中包括叙述亚述人、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等“古代诸民族”及希腊人神话时代的开头五卷。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的著作文笔拙劣，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史识可言，但是书中保存的大量此前的史料，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家之一。关于迦勒底人的行星星占学理论，狄奥多罗斯有如下一段记述：

迦勒底人在漫长岁月中，对各种天体进行观测，并对诸天体之运行及作用力作最精密的研究，是以彼等能够预言未来之事。然而最具判断意义及司命之力者，厥为彼等称为“行星”之五大天体，彼等视此五大行星为“翻译者”。之所以如此，是因其余天体皆各守其位，仅沿固定轨道作周日旋转运动；唯五大行星沿各自不同之独特轨道运行，故能将诸神方在筹划中之事兆示世人于发生之前。在此五大行星身旁另有三十星体伴之运行，迦勒底人谓之“提出建议的诸神”。

借助上面这段记述，方能对巴比伦星占学家围绕五大行星设计的复杂体系有深入理解。这种体系及有关观念在客观上则促进了有关行星运动的数理天文学知识的发展。

在巴比伦星占家看来，行星的“过宫”，即从黄道十二宫的某一宫进入下一宫，具有星占学上的重要意义。更复杂，也更重要的则是行星序列，就是将五大行星依照某种理论（比如根据各星的性质、特点、能力大小等）排成序列，让它们依次“统治”各宫中的一定位置。巴比伦星占学采用的序列有两种，较早期的一种是这样：

木　金　土　水　火

稍后一种流行于波斯-希腊化时期，系将水星与土星互换，即：

木　金　水　土　火

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学者们尚未探明。较早的那种序列构成一套“星占约定”（terms）的理论基础。在托勒密的《四书》中，这套体系被称为“迦勒底体系”，可简述如下：

黄道上每三个相差120°的宫构成一个“三宫一体”（triplicity），比如白羊、狮子、人马三宫就是一个“三宫一体”；在这一体的三宫中，五大行星依次统治每个宫中4°、5°、6°、7°、8°的区域，由于恰好有：

4°+5°+6°+7°+8°=30°

正好填满一宫，“统治”没有空缺。黄道十二宫共可构成4个“三宫一体”，这样五大行星依据上述早期那种序列周而复始，各自统治自己的天区，就还缺少一个“三宫一体”；为此又将双子—天秤—宝瓶这个“三宫一体”一分为二，分为昼、夜两部，于是5个“三宫一体”对五大行星，恰可配齐循环一周。这可以列出一览表如次：[6]

上面这表的意思是：在第一个“三宫一体”即白羊、狮子、人马这三宫中，每宫的初始8°由木星统治，接下来的7°由金星统治，土星则统治再往后的6°，其余以此类推即得。所谓某行星统治某几度天区，当指该行星运行至这几度天区之内时，该行星的影响力最大。

上面所述这套行星星占学的理论系统，尽管其基础无疑是巴比伦的，但是搞得如此精致而且形式化，学者们认为其中也可能已有希腊星占学家的贡献。

巴比伦星占学家既特别重视行星的星占学意义，又建立起与黄道十二宫密切结合的理论-操作系统，那他们会非常注意对行星位置的观测，以及对行星运行状况的数理描述与推算，应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事实也确实如此。这种观测和推算工作在巴比伦星占学家那里渊源甚早。远在古巴比伦王朝时期就已能进行相当精密的观测。现今保存下来的有一件那个时代的金星运行记录，时间是安米赞杜加（Ammizaduga）王统治时——他于汉谟拉比王崩后160年登位；内容是21年间金星作为昏星的初见（frist appearance）和作为晨星的伏（disappearance）的数据表。

在托勒密的《至大论》中，引用过一些迦勒底星占家的行星观测，下面举两则为例，都是关于水星位置的：[7]

Dius月14日之清晨，水星位于天秤之南上方半腕尺。

Apellaius月5日之清晨，水星位于天蝎之首的北上方半腕尺。

这里的“腕尺”（cubit），是古代巴比伦所用的一种长度单位，用之于描述天体之间距离时，与角度单位有一定的换算关系。据西方现代学者研究，有如下关系：[8]

1腕尺=2°30′

托勒密对上引两则记录换算了日期，并推算角度数据，得出上述两时刻水星的大距（elongation，与太阳所张的最大角距）分别为21°和22°30′，他利用这些数据来帮助确定水星轨道参数之值。

巴比伦星占家观测及推算五大行星的运行，有他们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们特别重视行星的冲、留、初见、隐（即“伏”的开始）等“特征天象”（charateristic phenomena）。由于这些天象都是周期性的，所以巴比伦星占家对五大行星的运行周期掌握得非常之好。以前国内有些著作常提到下面这组周期，认为由此可见巴比伦人对行星周期已经测定得很准：

上面这组数据实际上意味着：

意思是说，金星约在8年内走完5个会合周期，其余各星类推。还有一组周期数据，前面金、水、土三星与上面一样，火与木的年数增为79与80年，就更准确一点。

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上面那些根据希腊著作家旧书里传下来的数据，其实远远未能反映巴比伦星占学家在行星运动上所达到的数理天文学水平。由出土的泥版文书中已经得到整理的天学文献可知，至迟在塞琉古王朝时期，巴比伦星占家已经使用如下关系式：[9]

其中F表示会合周期，Pe表示恒星周期，Y是年。这组数据非常准确，其中的会合周期F与现代值相比，竟可吻合到小数点后3位。

还有颇可赞赏的一点，上面这些数据并不是靠长期观测的死办法，比如说以对木星代代相传连续观测427年来获得的。而是巧妙地利用准确性较低的小周期，进行合理的线性组合来获得。仍以木星的427年周期为例：由于巴比伦星占家们已经观测到，木星每12年绕黄道一周多5°，而每71年绕黄道6周但少6°，于是就有：

427=6×12+5×71

这就是木星427年长周期的来历。仿此，火星的284年周期可由47年和79年两个小周期性线组合而得：

284=47+3×79

其余三星也有类似的来历。这些大小周期，都已由专家在泥版文书中获得证实。

这里附带可以提到一点，在上面所引塞琉古王朝时期的行星运动关系式中，内行星金、水二星没有列出它们的恒星周期数值，这是因巴比伦人误将金、水二星的恒星周期认为1年——古代世界许多地方的星占-天文学家，包括中国的在内，都有同样的误解。造成这种相同错误的原因，在于地心体系的局限。

除了行星运动的周期之外，巴比伦星占家对于行星在黄道上运行时的快慢、往复（行星有逆行——当然只是在视运动中）等情况，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力图用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推算。他们使用的数学方法包括线性和非线性的内插法，这在古代世界诸重要文明中是非常复杂、非常发达，因而也是非常领先的。在现今发现的泥版文书中，有一份塞琉古王朝时期的水星运动表，特别值得注意。该表的年代为塞琉古纪年第122年（S. E. 122，即公元前189年），内容是6个月间水星逐日的黄经值及其差分。在这段时间内，水星的运行状况又被分为6小段，每段的状况各不相同，描述时所用的数学方法也不同。下面将该表简述如次，其中罗马数字表示月份，阿拉伯数字表示日期，D表示一次差分，D2表示二次差分：

（1）Ⅰ12—Ⅱ5：顺伏，匀速运动，

D=1°45′，D2=0。

（2）Ⅱ6—27：顺行，为昏星，其中Ⅱ7—27为匀加速运动，

D2=-44′12″。

（3）Ⅱ28—Ⅲ25：逆伏，匀速运动，

D=-6′，D2=0。

（4）Ⅲ26—Ⅳ27：顺行，为晨星，其中Ⅳ5—19为匀加速运动，

D2=5′45″；

Ⅳ21—27为匀速运动，

D=1°37′30″，D2=0；

其余为变加速运动，

D2≠常数。

（5）Ⅳ28—Ⅵ10：顺伏，匀速运动，

D=1°45′，D2=0。

（6）Ⅳ11—29：顺行，复为昏星，其中，Ⅳ12—29为匀加速运动，

D2=-5′30″。[10]

据研究，这份表与用现代方法计算而得的结果相比较，在“伏”的阶段误差有时可达8°，但在其余阶段则吻合得非常好。由于“伏”是一个看不见水星的阶段，所以有一点误差对于掌握水星整个周期内的运动而言影响不大。

巴比伦星占家在行星运动的观测和推算方面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当然是和他们的行星星占学体系的特点分不开的。要想密切掌握五大行星的过宫、它们在各个“三宫一体”中相应统治天区内的穿行，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情况，星占家们就必须精确掌握五大行星的各种周期，以及在每个会合周期内顺、留、逆、伏等的运行状况，这样他们在实施星占活动时方能得心应手——我们不应忘记，巴比伦星占家对各种行星天象的观测及推算都是与“星占预言”（astrological predictions）密切联系的。我们在本节二已经引过一些例证。

五、算命天宫图

黄道十二宫体系的建立和完备，再加上对五大行星运动状况的观测与推算日益精密准确，使用算命天宫图的生辰星占学诞生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军国星占学是不预言个人穷通祸福，仅关注军国大事的，但作为个人的国王是一个例外——他的祸福是与整个王国密不可分的。因而在古人看来，国王的祸福也可以说就是国家的祸福。按照这个思路，人们当然就会希望在王子降生时预知他未来的祸福——到了这一步，生辰星占学的主题就已明确地浮现出来了。

按照沃尔登（B. L. van der Waerden）的看法，在巴比伦星占家尚未充分掌握对日、月、五大行星运行状况的数学推算时，他们还无力排算一幅真正的算命天宫图；但由于认为婴儿降生时刻的天象能够兆示他未来祸福的理论和信念此前早已存在，故星占家们已经可以在婴儿诞生时匆匆观测一下天象而做出某些预言。这使他相信，在旧有的军国星占学与后来的算命天宫图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性的环节，他称之为“原始兽带星占”（primitive zodiacal astrology）。这种星占已与黄道上的星座联系起来，其中的预言已涉及木星在黄道宫座中的位置，或是月亮当天狼星初见之日在黄道上的位置，等等。这类预言可以在古代希腊文著作中发现，它们出于奥尔甫斯（Orpheus，希腊神话人物，他弹奏竖琴能感动木石）、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祆教创始人）之类的人物之口。但沃尔登论证，它们起源于迦勒底王朝时代。[11]

接下来，算命天宫图就正式粉墨登场了。迄今发现的巴比伦算命天宫图遗物至少有6件，其中标题年份最早的一件是公元前410年——由于算命天宫图是据人降生时刻的天象以预推其人未来祸福的，出生的年、月、日是最基本的数据之一，故必有标题年份。此年份是待算命者的出生之年，但未必是该天宫图制作之年，因为也常有在其人成年后才请人推算的，我们将在后面谈到这样的著名例证。

那份公元前410年的巴比伦算命天宫图，是为德克（Deke）的后裔、舒玛-乌沙（Shuma-usar）之子推算的，原件藏于牛津的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他出生时刻的天象记录如下：

月亮：位于天蝎之角的下方；

木星：位于双鱼宫；

金星：位于金牛宫；

土星：位于巨蟹宫；

火星：位于双子宫；

水星：不可见。

原件未保存下对他未来的预言。当然，今天的星占学家或星占学史研究者可以依据上面的信息补做出来。

另外还有标明年份的五件巴比伦算命天宫图，年代依次为公元前263、前258、前235、前230、前142年。其中有保留下预言内容的，比如有一件的预言如下：

他将缺乏健康。他将食不果腹。他年轻时曾拥有的健康将离他而去。他将长寿。他的妻子——人们将当着他的面勾引她——将……（以下残缺）[12]

早期的算命天宫图及其预言的形式，与后世“标准化”的形式相比，有相当的区别。下面的一例也是巴比伦的，但与后世的形式较接近些，其中说：

金星的位置意味着，他将无往不利；他将儿女成群……水星的位置则意味着，勇敢的人方能够出类拔萃，在他的众兄弟中他将最为出色。[13]

这类预言，通常都是根据一些普适的法则，再加以综合考虑及各种附会、普通或平衡，然后做出的。这里举几则在迦勒底王朝时期已经出现的判断法则，以见一斑：

月亮从地平线升上来时出生者，一生充满光明和幸福，成长过程一帆风顺，且又长寿。

火星从地平线升上天空时出生者，幼年即遭伤害，并将染病夭折。

若出生时刻适逢木星从地平线升起而火星恰没入地平线，则此子将是幸运儿，但其妻会先他辞世。

这类通则后世也普遍流传，成为星占家的枕中鸿宝。当然在细节上会有不少改变。

现存的巴比伦算命天宫图遗物，都已是巴比伦人关于日、月、五大行星运动的数理知识充分发达时的产物。学者们早已正确地指出，正是生辰星占学的发展，以及排算天宫图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巴比伦数理天文学知识的发展。因此继迦勒底王朝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塞琉古王朝和波斯统治时期迎来了星占-天文学发展的辉煌时期。

六、三环星盘

所谓“三环星盘”，是已出土的巴比伦泥版文书中又一类星占学文献。在阿苏尔（Assur）、尼尼微、乌鲁克和巴比伦城等遗址中都已发现这类文献。它们通常由三层同心圆环组成，再由六根直径将之做12等分，形成12栏36格。由于每格中标有一星，所以又得名为“一栏三星”（Three stars each）；谓之“星盘”（astrolabes）其实并不确切，专家们已特别指出这一点，但囿于习惯的表达方式，也只好姑且用之。

现存各件三环星盘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已是残片。但由于12栏36格及其中的星、标示的数字等大都有一定规律可循，因此专家们已有办法将之复原出来。

三环星盘上的36星，可分为三组，每组12星。外环12星是“埃阿之星”，应是较南面的诸星；中环为“安努之星”，系黄-赤道带上的12颗星；内环则是北方的12颗“恩利尔”之星。据文献上的陈述，每栏中的三颗星都只有在该栏所代表的月份（12栏对应一年12个月）中才能被看到，但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此36星中竟有3颗是行星——金星、火星与木星。

有的三环星盘上标有数字，这些数字按一定的规则构成序列。在外环，每格中的数字从120开始，每次增加20，增至240时，又每次减20，再减至120，正好历12格，绕外环一周。中环的情形完全一样，只是所有数字都减半。内环也是如此，但数字再减为中环的一半，也即外环的四分之一。学者们在这些数列中发现了巴比伦“折线函数”（linear zigzag function）的早期例证。折线函数是一种线性周期函数，在塞琉古王朝时期的巴比伦数理天文学中大放异彩，几乎被用来处理一切课题，而且能达到非常精确的程度。比如我们在本节四中所举行星周期、水星运动表等实例，就都是使用折线函数处理的。然而在三环星盘上出现这种数列，究竟有什么具体用途，还在猜测与研讨之中。

三环星盘与我们前面已提到过的、约成书于公元前700年的巴比伦星占学文献《纲要》之间，也有着内在的数理联系。这种联系至少反映了巴比伦星占-天文学的系统性。

七、交食与观测日志

星占家的水平主要体现在他们能够准确预推各种天象，这样才能结合自己的社会及历史经验、国内外的重要军政情报等因素，及时做出准确的星占预言。现今已发现的巴比伦星占文献，表明星占家们正是将最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方面——多亏了如此，星占学才能促进数理天文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但另一方面，对天象的实际观测，对星占学家来说，也绝对不可偏废。因为许多奇异天象没有周期性，或者古人不知道它有周期性（比如彗星出现等），而这些天象的出现又往往被认为有重大的星占学意义，非仔细观测不可。而且，对于能够预先推算的天象，推算之法究竟准确与否，最终也必须靠实际观测来判定、检验。

在已出土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泥版中，保存有约1200块的观测日志（diary），正是巴比伦星占家对实际天象的观测记录。这些观测日志大部分是公元前400—前50年的，也有少数年代更早，属于迦勒底王朝时期甚至亚述时代。在可确定年份的日志泥版中（大部分日志泥版是残块），年份最早的一块是公元前652年，属亚述王朝末年。这些日志泥版主要保存在大英博物馆。这部分罕见的古代世界珍贵史料，已收到萨克斯（A. Sachs）所编《晚期巴比伦天学及有关史料》一书中。[14]

每项观测日志通常包括对月亮和行星的观测记录，但以现代眼光审视的话，并非每项记录都准确。日志中还常出现两种注记，对楔形文作拉丁转写后形式如下：

NU PAP（意为“观测不到”）

DIR NU PAP（意为“因有云故观测不到”）

这类注记常出现在预告有交食的日子，说明对交食的预报与观测，巴比伦星占家非常重视，预报之后要做实测检验。前一种注记说明预报失误（到时未发生交食），后一种注记说明并非检验不力，只是天气条件不允许。

观测日志中记录的行星天象，其中的行星位置总是以该行星与月亮及恒星的相对位置给出，且常用“位于南方（北方）多少距离”的形式来记录，很像本节四中所举《至大论》对“迦勒底人”水星观测引用之例。日志还要记下行星的初见与末见（last visibility，即“伏”的前夕最后一次可见）。

然而观测日志中对月亮的观测记录特别详细。整个月相变化周期被分为六个阶段，各有标准术语如下：

na：日入至月入

su：月入至日升

me：月升至日入

na：日升至月入

mi：日入至月升

kur：月升至日升

其中右栏表面上看只是指示了观测月亮的时间，但根据月相的变化规律，可知其中实际上已暗含了月相变化周期中的各阶段：

第一项，指新月可见的第一天，仅在黄昏的西方地平线上方可见。

第二至五项，指满月前后各阶段。

第六项，指残月可见的末一天，仅在清晨的东方地平线上方可见。

如果天气不好无法观测，日志上就用计算值补上，但未交代这些值是依据什么方法计算出来的。

观测日志中还有关于天狼星的初见和末见，以及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记录，但这些数据大部分是据计算而得的。此外还记录各种气象，如虹、晕、雷、雨、云、暴风等，与中国古代的天象观测非常相似。

还有一些泥版星占文献中，有对某一行星若干年的观测记录，还有专门记录一系列交食的。这些有可能是从观测日志中选辑而成的。这类文献中的早期部分，有对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月食的详细记录，比如有一份文献记录了从公元前731年至公元前713年共18年间的月食；还有一份甚至追溯到巴比伦王纳巴那沙（Nabonassar，公元前747—前734年在位）年间。值得一提的是，托勒密曾在他的《至大论》中表明，自纳巴那沙王在位期间开始的交食观测记录，还能在他写书时加以利用；[15]而这一点现在已经从出土的泥版文书中得到证实，真是考古发现与古籍记载之间绝妙的吻合。

亚述宫廷的星占学家在他们向国王所做的报告中，不仅报告对交食的观测，也预报他们推算的将要出现的交食。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这些报告的泥版有许多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并得到释读。这里可以举两例以见一斑，一份编号为273号的报告中说：

本月14日将有一次月食发生，将为祸于依兰（Elam）及阿穆鲁（Amurru），但有利于我主陛下，将使我主陛下圣心大悦……[16]

另一份编号为274F的报告中说：

臣曾向我主陛下书面报告，将有一次交食发生。现在它并未错失，它确实发生了。在此次交食过程中上天降福于我主陛下……[17]

但这些预报是用何种方法做出的，在这些报告中并无交代。对于古代巴比伦星占家预报交食的数理方法，学者们至今仍所知甚少。

八、彗星

关于彗星的各种星占学意义及著名故事，我们将留待后文再论，这里仅先看一下古代巴比伦星占家对彗星的观测及报告。

在本节七中提到的巴比伦星占家所作观测日志中，有一种星象被称为萨拉漠（sallammu，有时也拼作sllummu——都是拉丁转写形式）。根据其上下文内容来判断，可知萨拉漠被用以指称两种天象：彗星与流星。由于彗星出现在天空的时间可以很长，而流星必转瞬而逝，所以现代研究者能够根据前后记载而将彗星记录从日志中确认出来（比如，一个萨拉漠连续出现了几天，那它必非流星，就可断定它是一颗彗星的记录）。

在巴比伦星占家的观测日志中，已认出的最早彗星记录是公元前235年，可惜这项记录的上下文泥版都已碎毁，无法做任何进一步的讨论。但也还有保存较为完整的彗星记录，其中有两项曾特别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第一项记录的年份是公元前164年，在两块泥版上留下了记录中的两个片段：[18]

彗星已出现于东方安努神之路上，位于昴星团及金牛座区域，向西方……遵埃阿神之路行去。

（彗星）在埃阿神之路上人马座区域，位于木星前方一腕尺，向北高于木星三腕尺……

观天日志中还有一项彗星记录，年份是公元前87年，原文所在泥版藏于大英博物馆：[19]

……第十三日，于月出至日落之间隔中，经测定为8°处，夜晚之初，有彗星出现……四月份日复一日，一腕尺……其尾位于西北之间，长四腕尺……

根据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彗星可归纳为两类。一类为周期彗星，其运行轨道为椭圆，太阳位于其焦点处，这种彗星循椭圆轨道运行，周而复始，经若干年后会重新回到太阳附近，而再次为地球上的人类观测到。另一类为非周期彗星，其轨道为抛物线或双曲线，“一生”中仅有一次靠近太阳（太阳仍位于其焦点处），此后就没入万古黑暗之中，永无回归之日。在已确定轨道的彗星之中，周期彗星约占40%。在所有已知彗星中，最著名的是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它是一颗周期彗星，每76年左右回归一次。由于哈雷彗星大而明亮，运行状况又比较稳定，周期又比较适中，所以历史上不少次彗星出现的记载，都已被现代学者证认出就是哈雷彗星的回归（例如中国古籍中记载了哈雷彗星的32次回归，从公元前239年那次开始，之后无一漏载）。斯蒂芬孙（F. R. Stephenson）等人的研究（1985）认为上述两例巴比伦泥版文书中的彗星记录，也正是哈雷彗星的回归。

关于彗星的星占学意义，它的出现兆示什么吉凶之类的问题，巴比伦星占家几乎未留下可供深入分析探讨的文献。

第三节　传播四方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 J. Toynbee）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畅论世界各种文明形态及其演进、盛衰的历史。书中有许多表，其中之一是“哲学”表，列举八种古代文明所产生的十五派哲学。“古代巴比伦”位居此八种文明之末，它所产生的哲学，竟是星占学——与其余十四派哲学全不相类。[20]汤因比谈古代文明及哲学，当然有许多特殊见解，但星占学在古代巴比伦文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了。随着巴比伦人与其周边各异族文明的接触、交流与融合，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出名的文化产品——星占学，也就向四方传播开来了。

古代巴比伦文明历史悠久，其间又迭有名王强国勃兴崛起，巴比伦人与周边各族的交流当然一直在发生着（只要看出土的泥版文书、铭文之类文献上记载着的无数次战争就可以推知）。但是年代久远，世事沧桑，许多民族和他们的文明都已衰落乃至消失了，所以我们今天能了解到的，只是有幸保存下遗迹的那一部分情况。

就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所揭示的情况来看，巴比伦星占学向外传播，与波斯帝国的崛起及征服战争有很大关系。波斯帝国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王居鲁士二世（Cyrus Ⅱ，亦有“大帝”的称号）于公元前539年攻灭迦勒底王朝，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收归帝国版图；其子继位后又于公元前525年征服埃及。不久之后，从公元前490年开始，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直到这个老大帝国于公元前330年亡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之手。这样，至迟从迦勒底王朝末期开始，约二百年间，波斯帝国通过征服战争，在巴比伦与埃及和希腊世界三方建立了沟通。巴比伦星占学正是以此为契机而传播四方。

埃及在波斯帝国时代以及继亚历山大远征后开始的希腊化时代，留下了不少纸草书（papyrus）文献和墓葬，现代学者们从这些纸草书和墓室的壁画中，发现许多巴比伦星占学进入埃及的证据。比如，有些墓室顶上绘着算命天宫图（当然是它的早期形式）。还有记载星占之学的纸草书，军国星占学与生辰星占学两种类型都有，而尤以后者的巴比伦来源更为明显。比较重要的文献有《佛罗伦萨纸草书》8号、《柏林纸草书》8279号等（纸草书前面的地名是其现今的收藏处），后面一种列有计算天宫图所需的行星及月球黄道位置表。学者们特别重视的文献中有一种《维也纳世俗体交蚀征兆纸草书》（A Vienna Demotic Papyrus on Eclipse and Lunar-Omina），系用埃及象形文字中的世俗体（Demotic）写成，专讲交蚀及月亮的各种天象所兆示的吉凶，显然与巴比伦的征兆星占学一脉相承。

在埃及星占文献中出现的生辰星占学，除了有算命天宫图这样明显的巴比伦形式外，也已染上埃及的地方色彩，比如预言中有“此日出生者必死于鳄鱼”之类（鳄鱼是古埃及人经常提到的动物，而在古埃及天宫图中，北天今牧夫座诸星就被画成站立着的河马和鳄鱼——都是古时尼罗河中常见之物）。有一份年代稍晚的纸草书，专讲生辰星占学，其写作日期可推定为公元81年之4月1日，里面有许多系于不同日期之下的预言项目。不同的日子有“幸运”与“不幸运”之分；一日的时间分为三部分，也各有“幸运”或“不幸运”之时。预言五花八门，举几例如下：

此日不可出门，不可与女子性交。

生于此日者，将死于纵欲过度。

生于此日者，必享高寿。

……

有人将此件也称为算命天宫图，[21]似乎不妥，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一份算命天宫图是为某一时刻出生的特定个人而编算，不会对许多不同日期的出生者进行预言。上面这件纸草书倒更像是为编算算命天宫图而准备的手册指南之类。

这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希罗多德（Herodotus）在他的《历史》中对埃及人的一段描述：[22]

我再来谈一下埃及人的其他发明。他们把每一个月和每一天都分配给一位神；他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生日而说出这个人他的命运如何，一生结果如何，性情癖好如何。……他们给他们自己所提出的朕兆，比所有其他民族加到一起的还要多；当一件有朕兆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便注意到它所引起的后果并把它记载下来；如果同类的事情又发生了，他们便认为会发生相类似的后果。

希罗多德上面记载的前半部分，显然就是巴比伦的生辰星占学，但他称之为埃及的“发明”。希罗多德死于公元前430年（或公元前420年），他写作《历史》时，对巴比伦的星占学尚一无所知——他在《历史》第一卷中曾花了13节的篇幅谈论巴比伦的传说、风俗以及巴比伦城的壮丽建筑，却无一语及于巴比伦的星占学，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根据现代西方学者研究所揭示的情况来看，巴比伦星占学传入希腊确在传入埃及之后。

古罗马著名作家西塞罗（Cicero）在他的《论预言》一书中记载说，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欧多克斯（Eudoxus）不相信“迦勒底人”那套根据人的生日预言其人一生祸福的生辰星占学。这条记载常被现代学者视为希腊人接触到巴比伦星占学的最早证据；欧多克斯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4世纪。从那以后，有的希腊著作家影影绰绰听到一些关于迦勒底星占学的传闻，现代学者也从传世的古籍中辗转搜觅到一些零星证据。但希腊人真正正面接触到巴比伦星占学，恐怕要到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他的伟大远征之时。古希腊作家阿里安（Arrian）留下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记有这样一件事：[23]

亚历山大率领部队渡过底格里斯河之后，就向巴比伦进军。半路遇上一些迦勒底占卜家。他们把亚历山大从伙友那里拉到自己一边，请求他停止向巴比伦进军。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从别卢斯（Belus）神那里得到神谕，说亚历山大那时到巴比伦去一定会凶多吉少。可是，亚历山大却……说道：“预言家，预言家，预言最好的事，才是最好的预言家。”

“不过，国王陛下，”那几位迦勒底人说，“您可别朝西看，也别带您的部队往西走。您最好带着您的部队向后转，往东走吧。”

亚历山大并未听从这几个迦勒底星占家的警告。不过，我们前面说过，亚历山大倒真是死在巴比伦城中的。当然，迦勒底星占家的警告有无先见之明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但希腊人从此有机会正面接触巴比伦星占学，却足以从上面的故事中见到端倪了。

说到星占学从巴比伦传入希腊，无论如何不能不谈到贝罗索斯（Berossus，也拼成Berosus，按亚述文的拉丁转写则作Berusu）其人。他是巴比伦别卢斯神神庙的一位祭司，生活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50—前270年之间（也有人认为更晚一些，在公元前260年左右）。贝罗索斯在关于巴比伦的历史学方面可以占有小小一席，因为他写了一部名为《迦勒底》的巴比伦通史，题献给当时巴比伦的统治者塞琉古二世（Antiochus Seleucus Ⅱ）。此书共三卷，第一卷专论宇宙结构及天文星占之学，后两卷从开天辟地一直叙述到亚历山大远征之时为止。后两卷现已佚失，但希腊、罗马时代的著作家经常提到这部历史著作。

然而贝罗索斯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活动，是他正式将迦勒底星占学输入希腊。他晚年前往希腊的科斯岛（Cos），岛上原有一所昔年希巴恰斯执教过的医术学校，他则去建立起一所正式的星占学学校——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这种学校了。据说，他在这所学校里向希腊生徒系统地讲授巴比伦星占学，他使用的教材名为《别卢斯之眼》。有些现代学者相信，从亚述王朝末年名王亚述巴尼拔在尼尼微的王家图书馆中出土的大量泥版文书中，有70份表，正是这部星占学教材的原本。而据称这部星占学文献早在两千年前阿卡德名王萨尔贡一世时代就已编撰成了——当然只是号称如此，古人往往喜欢以此显示文献经典的神圣高贵。贝罗索斯在他的《迦勒底》一书中谈历史时，也同样谈论星占学，例如他谈到行星与太阳发生“合”时，会导致地震。他还谈到行星如果聚合在巨蟹宫内，洪水就将遍布全世界，人类竟会靡有孑遗。

贝罗索斯去世之后，他在科斯岛上的星占学教学事业由安提帕特路斯（Antipatrus）和阿基拿波罗斯（Achinapolus）两人继承下去。后者教授星占医学，并且在巴比伦之外的星占学家中第一个提出，排算算命天宫图应该依据此人受孕成胎的时刻，而不是依据他降生的时刻。这种主张后来在一些波斯星占学家那里颇有影响，但生辰星占学的主要流派还是依据出生时刻排算天宫图。此外，从各种迹象来看，贝罗索斯虽然很可能将军国星占学与生辰星占学一起介绍到希腊去了，但希腊人似乎对军国星占学的兴趣不大，后来在他们手里大大发展了的，是生辰星占学这一支——从此成为西方星占学的主流。

在星占学从巴比伦向四方传播的过程中，传入希腊无疑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步。因为正是在这里，星占学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发展，并在希腊化时代以及继之而来的罗马帝国时代，向几乎整个西方和中近东地区扩散开来。当然，星占学的传入对于希腊来说并不是好事，恰如默里（G. Murray）所说，星占学之进入希腊思想，“就如同一种新疾病降临于某个偏僻海岛上的居民”——因为希腊人的天文学本来是非常“纯洁干净”的！

最后，引用诺吉鲍尔的权威性概述来结束本章，是非常合适的：

星占学的根，无疑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它从所有关于征兆的文献中浮现出来。……我们从希腊星占文献中可以发现，希腊人大大发展了星占学。古代星占学的真正中心，无疑是在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从这里，星占学向外扩散，最终遍布整个世界。[24]

只要将这里的“整个世界”限定为“整个西方世界”，这段论述就完全无懈可击了。因为在东方，中国的传统星占学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土生土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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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文参考杨炽译：《汉谟拉比法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第2页。此系中文-阿卡德文对照本。

[2]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第107页。

[3] 《天学真原》，第110页。

[4] B. L. van der Waerden：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in Mesopotamia（缩写MAM），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New York（1981），Vol. 16，p. 674.

[5] Derek & Julia Parker：A History of Astrology，Andre Deutsch Ltd.（London 1983），p. 13.

[6] 据O. Neugebauer：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 （缩写HAMA），Springer-Verlag（Berlin，1975），p. 1360编制。

[7] Ptolemy：Almagest，R. C. Taliaferro英译本，收入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vol. 16，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Chicago，1952），Ⅸ，7。

[8] O. Neugebauer：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s（缩写ACT），Lund Humphries（London，1955），vol. I，p. 39.

[9] HAMA，p. 390.

[10] 据ACT，vol. Ⅲ，No. 310。

[11] MAM，p. 674.

[12] A History of Astrology，p. 23.

[13] A History of Astrology，p. 8.

[14] A. Sachs：Late Babylonian Astronomical and Related Texts（缩写LBAT），R. I.（Providence，1955）.

[15] Almagest，III.

[16] MAM，p. 677.

[17] MAM，p. 677.

[18] LBAT，No. 380，378.

[19] 编号为BM41018。

[20]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上册，324页。此为D. C. Somervell所编之节本。

[21] A History of Astrology，p. 25.

[22]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44—145页。

[23]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泽，商务印书馆（1985），第244—245页。此译本中，将“Chaldea”译为“卡尔达亚”，今改为“迦勒底”。

[24] HAMA，p.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