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内支原体学研究情况

一、人支原体的研究

我国对人支原体的研究起步较晚。1979年，我国著名支原体学家曹玉璞教授等首次用自制的盐酸消化猪胃胨和牛肉浸液自肺炎患儿咽部分离出肺炎支原体，同时还分离出唾液支原体及口腔支原体，建立了生长抑制试验、代谢抑制试验、间接血凝试验、间接免疫荧光试验及ELISA等抗原抗体血清学诊断技术。通过血清流行病学调查，证明肺炎支原体感染在我国普遍存在，而且是我国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体之一。1983年，叶元康教授等首次自妇女生殖道分泌物中分离出解脲脲原体，开展了解脲脲原体与泌尿生殖道感染、不育症及低体重新生儿相关的研究。1985年，曹玉璞教授等自妇女生殖道分离出人型支原体。1990年，吴移谋教授等对泌尿生殖道支原体的培养基与培养方法进行了改进并将其应用于临床，普遍开展了泌尿生殖道支原体的临床诊断。1996年，赵季文团队开展了生殖支原体分离培养及应用PCR技术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与快速诊断的研究。随后王蓓等对梨支原体与AIDS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通过以上研究发现，解脲脲原体在我国已婚妇女宫颈或阴道携带率相当高，为33%～80%，生殖支原体在非淋球菌性尿道炎患者中的感染率为15%～25%，人型支原体携带率为2%～10%。生殖支原体与穿透支原体培养的难度较大，但通过培养技术的改进，赵季文团队从尿道及呼吸道中成功分离到生殖支原体，并首次完成梨支原体标准株的全基因组序列测定，获得了基因组草图。近30年来，一批年轻科学工作者利用生物信息与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与蛋白质组学、细胞生物学与免疫学等技术对人支原体的流行病学、致病因素、致病性与致病机制、免疫逃逸机制、快速诊断与防治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有些研究领域，如支原体致病机制及流行规律、基因分型与基因诊断、耐药与耐药机制等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二、动物支原体的研究

我国对动物支原体方面的研究始于1934年，主要进行牛肺疫分离培养、抗血清生产、疫苗培育和诊断技术的建立。通过克服重重困难高密度全面免疫，终于消灭了危害久远的牛传染性胸膜肺炎，控制了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的流行。并且在世界上第一个培育出猪肺炎支原体弱毒株，研制改进鸡毒支原体弱毒疫苗和灭活疫苗。我国一批中青年动物支原体学专家，采用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基因组学与蛋白质组学等技术在猪支原体病、禽支原体病、牛羊支原体病等的病原学、基因组学、致病与致病机制、流行预测及疾病防控方面取得了较多进展，尤其在导致牛肺疫、猪气喘病及鸡败血的支原体等的研究领域成果突出。

三、植物与昆虫支原体的研究

我国对植物支原体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7年，造成桑树严重病害的桑萎缩病被列入农业部和国家科技攻关计划。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以及各省市的有关科研单位联合进行植物黄化病的研究。历经50多年，在泡桐丛枝病、枣疯病、桑萎缩病以及其他植物黄化病的诊断方法和防治措施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了引起我国樱桃黄化病的病原体是一种国际上尚未报道的植原体新种。近30年来，我国对植原体的病原学、分类进化与基因组/转录组/蛋白学、危害与致病机制以及防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了我国植原体主要属于16Sr Ⅰ、Ⅱ、Ⅴ和ⅪⅩ组，其中16Sr Ⅰ、Ⅱ、Ⅴ组分布范围广、危害宿主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证实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比值（C/A）变化与丛枝症状产生有联系；建立了针对泡桐丛枝、枣疯和甘薯丛枝等病害的组培脱毒快繁技术；开展了枣树和桑树等抗病品种的筛选与鉴定。2002年，廖永兰和朱水芳等率先研发了植原体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2011年，林彩丽等鉴定出北京和河北地区板栗黄化皱缩病病原为之前我国未报到过的16Sr ⅪⅩ植原体；2016年，赖帆和宋传生等报道了我国重阳木丛枝植原体被鉴定为16Sr Ⅴ组的一个新的亚组H；2017年，王圣洁等建立基于蛋白延伸因子基因tuf为靶标的环介导等温扩增检测植原体技术；2018年，王洁等完成对枣疯植原体全基因组的测序工作。此外，在农作物与昆虫等体内均有植原体或螺原体病的存在。于汉寿等首次从牛虻体内分离到两个螺原体菌株（NM1108-1和NM1108-5），通过形态学特性、生理生化特性以及系统发育学分析初步确定其分类地位，为进一步研究螺原体与宿主间相互作用提供信息。王文等首次从患有“颤抖病”的中华绒螯蟹（俗称河蟹）中分离到的螺原体是首次从水生甲壳动物中发现的新型病原体，命名为中华绒螯蟹螺原体，应用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分析、交叉感染实验以及超微病理学特征比较等技术进行研究，证实了该种螺原体可以在不同的水生甲壳动物物种之间进行交叉感染和传播，给水生甲壳动物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带来巨大危害。近20年来，经过许多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大大减少了农林业和水产业生产的损失，获得许多重大成果，不少成果和论文是国内外首次报道，处在国际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