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游戏规则

2012年9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一则简讯，标题是《苏富比与一家北京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低调宣布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商业合约的签署。报道轻描淡写地透露：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拍卖行——苏富比拍卖行已与中国国有企业北京歌华美术公司达成协议，组建了一家合资企业，以期从“增长惊人的中国市场”获得商机。苏富比宣布，它将与北京歌华公司联手，在中国大陆设立首家国际拍卖行。两家公司同意共享免税储藏设施，苏富比向该合资企业投资120万美元。苏富比拍卖行发布的新闻稿声称：“中国及其日益壮大的收藏者队伍，已成为本公司最具吸引力的增长市场”，[1]正是这一因素最终促使苏富比签下了这份“独特且具有开拓性”的合作协议。

这份协议确实具有开拓性。中国正积极推动艺术品的市场运作，将艺术品拍卖给队伍日益壮大的富豪群体，与苏富比的合作协议就是一项有力的证明。而对于从专业角度追踪中国艺术市场结构性改变的收藏家、古董商或专家学者而言，中国仍未出现多少明显的转变信号。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的艺术品拍卖行业处于上升期，中国政府一直努力追回在动荡历史时期被掠夺、流失海外的艺术珍品。同时，为了阻止大规模掠夺和非法出口中国古代文物，中国政府加强了相关法律措施的制定与实施。2009年，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协定：禁止美国进口一系列中国古代文物作品，包括具有250年及以上历史的纪念性雕塑和壁画艺术品。这项协议尽管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意义重大。

既然中国政府坚持要追回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那么为什么还会鼓励艺术拍卖市场的发展呢？中国领导人对艺术品拍卖改变了态度，这种态度上的改变又说明了什么？中国的艺术市场蓬勃发展，在2011—2012年间已经可以与纽约和伦敦的艺术市场相抗衡，中国政府又将怎样充分利用这种令人欣喜的发展势头呢？

这场文物收回运动早有先兆：2000年，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曾在香港举办奢华的“宫廷收藏拍卖”活动。[2]在佳士得的主要拍卖标的中，有两件青铜兽首：牛首和猴首。凑巧的是，苏富比拍卖行有青铜虎首要拍卖。这三件文物均来自清朝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圆明园海晏堂前有座十二生肖水力钟喷泉，里面有十二生肖青铜兽首，牛首、猴首和虎首即为其中之三。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三件兽首很可能是在此期间被英法联军窃走的。中国国家文物局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财产保护的公约，要求两家拍卖行停止拍卖三件青铜兽首。

两家拍卖行的主管对中国政府的抗议无动于衷，他们的新闻发言人解释说，1987年，苏富比曾在纽约拍卖会上售出过青铜猴首，当时并未引发任何抱怨之声。1989年，苏富比在伦敦拍卖牛首时，情况也是如此。然而时代在变迁，这一次香港居民们却不约而同加入了抗议的队伍，齐声反对即将进行的皇家文物拍卖活动。示威者们高声呐喊：“停止拍卖！将中国文物归还中国！”然而，拍卖会却仍然照常进行。

三件兽首最后都被中国保利集团竞得，从而使其得以回归中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的猴首和牛首最终以200多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虎首则以180万美元的价格落槌。“这是本周发生的一次历史性事件，”索伦·麦理肯（Souren Melikian）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报道中评论说，“它将对国际上对待文化遗产的方式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青铜兽首文物的所有权之争由来已久。作为国际艺术市场资深观察员，麦理肯敏锐地对此次拍卖活动在国际文物拍卖市场上所引发的震动做出了如此评价。

三件兽首胜利回到北京之后，被放入了新建成的保利艺术博物馆展柜。此后，很多从私人收藏者手中收回的艺术品都被该馆收藏。这种不惜代价收回流失海外艺术品的行为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对待文物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被痛斥为“四旧”。在对待文物问题上中国人走了弯路，追回流失文物则说明中国人回归到了正途。

因此，即便年轻人高声痛斥“四旧”，毛主席本人却对考古学家赞赏有加，称他们担负着科学见证中国辉煌历史的重任。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一个统一的、不再遭受内忧外患侵扰的中国，最终得以大规模开展考古发掘活动。至此之后，中国政府先后批准了上千次考古挖掘活动。1974年，对秦始皇兵马俑的考古发掘，将这场考古运动推向了高潮。兵马俑是秦始皇的殉葬品，是古都西安郊区的一位农民首先发现的。像真人一样的陶俑士兵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用来保卫在地下长眠的这位皇帝。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位皇帝，他在战国末年统一了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但是独断专行，做出了焚书坑儒的暴行。秦兵马俑的发掘，立刻引发了国内外极大的兴趣。中国从中挑选出一些展品，送往国外举办了一系列展览，算得上是中国对外国最温和的攻势。

此后，中国的考古发掘活动如火如荼，文物市场也是如此。在国外，收藏家对来自中国的各类艺术品（书法作品除外）表现出来的欲望似乎永远都无法得到满足。更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境内对古代文物的市场需求也同样旺盛。据报道，2005年，中国80多家拍卖行的文物艺术品销售额超过了15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倍。据美国盖蒂基金会会长詹姆斯·库诺[3]估计，这是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同年在美国拍卖中国艺术品销售额的25倍。后来据传闻，这一总额还包括竞拍成功但买家并未支付的款项。而且，库诺的估计并未涵盖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地方画廊和古董店的收益额。[4]到了2008年，中国的拍卖行拍卖出的价值高达20亿美元的艺术品，大多被私人收藏家竞拍所得。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艺术市场也在蓬勃发展。据美国《财富》杂志统计，2009至2010年，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从64人升至115人，年增长率80%。各类艺术品销售额直线上升。2010年，中国超过了纽约和伦敦，成为世界艺术品市场的领头羊。据法国艺术市场信息公司监测到的数据，中国艺术品的销售额占到了全球销售额的33%，相比之下，美国占30%，英国占19%，法国占5%。中国政府的《今日中国》高调公布了这一组数据。2011年3月，《今日中国》指出，拍卖价格最高的十件中国艺术品，只有一件是在国外拍卖的。2005年，一件元代雕塑在伦敦拍卖成功。与竞拍收益不高的过去相比，这标志着“划时代的转变”。当然，中国文物的拍卖市场也是起起落落，竞拍成功但不付款现象使拍卖销售总额虚高。2012年，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步伐放慢，竞拍总额落在了美国的后面。

但是，在考古学家看来，新生亿万富翁对艺术品收藏的热情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如麦理肯所说，中国成千上万座位于偏远地区的古代遗址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猖狂非法盗掘浪潮的冲击”。麦里肯是最早（1994年）报道该现象的记者之一。他写道，“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正在东亚艺术市场发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非法盗掘者之手流入香港艺术品交易市场销售的文物可谓泛滥成灾。近几年，情况得到了改善。但如今在香港市场销售的来自重要考古遗址的稀有艺术品的数量却日渐增多”。这可构成了文物盗窃和走私罪。麦理肯提到了在香港拍卖的一件汉代青铜像：“将一件高达66厘米的青铜像经陆地一路运达到沿海，且这个国家对文物的监管之严举世闻名，这不叫‘盗掘’，又叫什么？”（原书注：拍卖商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统治地区所享有的经营自由一直胜过内地，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20多年前，麦理肯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对中国历史的肆意践踏”。那么中国又是怎样应对的呢？中国考古学家一直在发出与麦理肯一样的警告。“看到目前发生的一切，真让人震惊，”最近，北京大学的韦正教授对英国《卫报》记者说，“考古学家只是跟在盗墓贼身后跑”。[5]他的同事雷兴山教授进一步说：“过去我们常说十墓九空。现在由于盗墓，已变成了十墓九个半空。”

一个世纪以来，虽然中国明令禁止，但对古遗址的肆意糟蹋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1913至1914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颁布了禁止迁移“古物”的法律。1930年，又实施了更加严厉的法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了法律监管。为确保法律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便设立了文物局。1961年，中国出台了更严格的法规，扩大了受保护艺术品的定义，涵盖了“反映历史上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1982年，中国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将所有在石窟寺、古墓葬发现的文物列为国家财产，并且增添了新内容：允许私人拥有“属于集体所有或个人所有的祖传文物”。

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根据官方统计（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35万处自青铜器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至1911年间的历史遗址，包括墓葬、宫殿、石窟、寺庙等，绝大多数尚未考古发掘。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历史遗产。中国政府大幅度增加了文物保护经费，这一举措值得称赞，其中部分经费来自文化旅游的收入。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涌往西安参观兵马俑的游客。与此同时，当地盗墓者被曝光、惩罚的消息也偶见报端。十几年前，中国政府部门发现，在佳士得拍卖行准备在香港拍卖的拍品中，有一组来自承德避暑山庄（世界文化遗产）的被盗佛像。这一事件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持有这批文物的经销商被拘押，他一口咬定偷盗者对他隐瞒了文物出处。这位经销商把文物退还给国家后，获得了释放。后来，当地负责保护避暑山庄的官员受到了审判，被判有罪，最终因偷盗158件文物被判处死刑。据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物盗窃案。2003年5月，《华盛顿邮报》派遣潘文（John Pomfret）前往香港报道那次流拍活动。潘文提到了一个传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交易员告诉他，尽管中国加强了文物保护，但“在过去的20年中，文化珍品的流失数量依然十分惊人”。[6]

对文物造成破坏的原因不仅仅是掠夺。文物保护主义者认为，中国处在急速发展中的电力业、灌溉业及其他现代化建设项目也有可能对文物造成破坏。

在中国文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机会主义的影响要远远超越意识形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官员们具备了年轻一代人的现代观念，不再那么教条。他们主张繁荣艺术市场，乐意接受来自国外的有益意见。这种情形似乎能够解释为什么北京对受西方影响的绘画、电影、摄影、建筑和音乐改变了态度。在密切追踪关注这种变化的外国人中，没有人能超过苏立文。长期以来，他是英国汉学界的元老，直到2013年去世。20世纪40年代以来，苏立文一直与在世的中国艺术家交朋友，撰写与他们有关的文章，收藏他们的作品。2001年，他在《现代中国艺术》（Modern Chinese Art）一书中做出这样的评价：“20世纪，许多优秀的中国艺术作品都具有政治共鸣，有的显而易见，有的含沙射影，为作品增添了优势或活力……刚刚获得的各种自由，自由企业、商业主义的诞生，外国批评家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兴趣以及艺术画廊的出现开始在北京、上海开辟出一个艺术世界，并且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即便这种国际范儿是在风格上而不是在内容上表现出来的。同时，对众多呼吁获得关注的年轻艺术家而言，诸如表演、装置艺术、偶发艺术等崭新艺术形式，已演变成为一种对他们的激励。”[7]

此外，海外对中国喧闹的艺术界的热爱，也成为中国意想不到的外交资产。2002年，北京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成立了孔子学院，这是中国在西方国家首都建立的第一座文化中心，极具象征意义。这所新成立的孔子学院展示了从青铜时代雕塑到概念艺术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2008年，这所孔子学院在拿破仑·波拿巴后裔曾经居住过的石质建筑的旁边，增建了一座现代建筑，使房屋面积从原有的1 700平方米增加到4 000平方米。与中国友好的其他国家，同样得到了设立孔子学院的待遇。据中国官方统计，2011年，孔子学院在海外主办了2 500场活动，吸引了60万观众的参加。中国还计划筹建10所孔子学院。2012年10月，北京的《中国画报》出版了题为《文化繁荣昌盛的十年》的专刊，得出了以上的统计数字。《中国画报》对中国新获得的“软实力”大加赞赏，以异乎寻常的轻描淡写的口吻，解释了北京文化外交进展缓慢的原因：“在长期遭受孤立后，中国缺少在境外展示其现代文化的基本条件。”

然而，中国的文化宣传还有一个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文化艺术官员开始重新审视文物保护工作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艺术品的海外流失。至此，中国政府开始脱离实用主义的影响，站在一切以保护文化为准则的高地上对待文物问题。1840—1949年这一个多世纪，中国备受列强的欺辱，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被迫划出租界供享有特权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居住。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更是被迫同意将鸦片合法化。

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所受到的这些凌辱，是世人普遍公认的。但是，西方则强调了一个所谓相反的事实：帝制时代的中国自身封建守旧，腐败无能，不遵守外交惯例而受到了惩罚。1911年清朝灭亡之后，中华民国成立，面临的主要对手是各地的军阀和日本侵略者。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在攫取中国杰出艺术品方面，西方人表现出来的狂热要远远大于顾忌。北美博物馆展示的那些巨幅壁画和纪念性雕塑就是有力的证明。底特律博物馆的研究员本杰明·马奇（Benjamin March）撰写过《我们博物馆中的中国和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Our Museums，1929）一书，这是第一部详细记载美国博物馆珍藏的中国艺术品的著作。马奇在书中用词很谨慎：“在今日美国，任何一位有仁心的收藏家，或许都会对自己所珍藏的中国艺术品的获取方式深感遗憾。与此同时，他们将自己珍藏的物品视为世界伟大艺术品，对其爱不释手，顶礼膜拜。”[8]

基于同样的认识，2005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文物追回计划，清点1860至1949年间从中国流失的博物馆级别的艺术品。中国官员援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在47个国家至少200家博物馆中，收藏了167万多件中国文物，而目前私人收藏中国文物的数量，估计要比上述数字多10倍。中国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说：“绝大多数文物或被入侵国偷盗、被外国人偷盗，或被外国人以极低价格从中国军阀手中购得，之后再走私运出中国。”为获得确实证据，中国派出了调查团组，对主要西方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收藏的东亚艺术品的来源情况进行调查。

除了到海外调查流失文物之外，中国还从2004年开始寻求与华盛顿签署一份协议，限制美国进口中国文物。中国与意大利、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秘鲁、加拿大、塞浦路斯、柬埔寨和马里都已经签署过类似的双边协议。北京的签约要求受到了美国各大博物馆的馆长、学者、古董商和收藏家的质疑。他们有以下四个主要理由：其一，中国并没有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好本国的古代遗址；其二，在东亚动荡时期，无价的中国文物却在海外得到了更好的安全保护；其三，中国的重要文物在西方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展出，激发了西方公众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其四，不管怎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也在积极鼓励国内文物市场的发展，从而刺激了不法分子对文物的掠夺。[9]

尽管有上述异议，美国国务院还是在2009年批准了一项双边协定，基本上解决了中国所关注的一些问题。《中美限制进口中国文物谅解备忘录》其有效期为5年的附属《谅解备忘录》规定：“限制自旧石器时代至唐代的文化、考古物品，以及具有250年以上历史的纪念雕塑和壁上艺术品进口到美国……没有中国政府颁发的有效出口许可证或其他适当文件，此类考古文物不得进入美国。”

时至本书撰写时，除了下文将提到的一个例外，中国尚未对任何收藏于国外博物馆有争议的重要中国艺术品正式提出过归还要求。相反，中国已利用其市场力量，使那些臭名昭著的掠夺中国文物事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例外便是临近第二次鸦片战争尾声的1860年，围攻北京的英法联军从皇家园林圆明园劫掠了大量文物。纪念鸦片战争爆发150周年时，中国发出呼吁，要求归还从圆明园掠走的所有文物。在中国人看来，劫掠圆明园的行为是一种肆意破坏，与英国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破坏希腊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塑的行为如出一辙，而额尔金事件，要比劫掠圆明园事件早上半个世纪。巧合的是，下令劫掠圆明园的，正是英国人詹姆斯·布鲁斯[10]。他是第八代额尔金伯爵，也正是臭名远扬的雅典卫城掠夺者第七代额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11]的儿子。

实际上，老额尔金的声名狼藉属于罪有应得，而小额尔金的臭名声却被扣得有点冤。[12]1860年，英国还在混乱、痛苦不堪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的泥潭中手忙脚乱，之后又发生了长达两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侵略中国的5 000名英国士兵中，有许多人参加过这两次战争冲突中的至少一场，对战利品的欲望更加强烈。而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危机四伏的中国统治者还在忙于对付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太平天国之乱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死亡最为惨重的内战，两千多万人因战乱而死。同时，英国与法国路易斯·拿破仑皇帝结盟，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在克里米亚，人们对英法联盟不满。在英国议会中，英法联盟的主要拥护者是老迈的辉格党首相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他的侵略主义言辞招来了自由派主要成员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理查德·考顿（Richard Cobden）以及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等人连珠炮似的口诛笔伐。双方争论激烈，焦点落在英国打仗到底是出于选择，还是出于必要，是出于帝国主义的傲慢，还是为了履行英国对所征战地区人民所背负的教化使命。这种论调是后来大多数具备政治常识的美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

1860年火烧圆明园之后，所有争论的焦点都汇集在了这一事件之上。圆明园位于紫禁城西北十几千米处。当时北京已是大都市，人口100多万。圆明园占地规模大，雄伟壮丽，享有盛誉，不只是清朝六代统治者的游玩之所。就重要性而言，圆明园之于中国，如同凡尔赛宫之于法国，只是圆明园比凡尔赛宫还要大上两倍。事实上，18世纪时，乾隆皇帝见过凡尔赛宫的照片。圆明园中有专门仿其设计建造的建筑。圆明园布局精巧，它的内部核心区域占地3.5平方千米，园中有绝美无比的花园，熠熠发光的水塘和拱桥，还有宫殿、庙宇、宝塔、书房、剧院、手工作坊、养心亭，还有模仿外面的集市建造的买卖街，宛如仙境一般。在设计上，圆明园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与仿欧洲巴洛克的建筑风格，海晏堂是后者最典型的例证。在海晏堂的入口处，正对着一个精致的生肖喷泉和水力钟，十二生肖青铜兽首环绕喷泉依次排列。水力钟的设计者是郎世宁，他是耶稣会传教士，也是清朝的宫廷画师。正午时分，十二生肖会同时喷水。其他时辰，十二生肖依次轮流喷水。

圆明园宛如英国诗人柯勒律治[13]在其诗歌《忽必烈汗》中所描述的安乐宫。柯勒律治在睡梦中梦到了忽必烈汗的安乐宫。圆明园几乎就是安乐宫的真实再现：明媚的花园里，蜿蜒的小溪在其间闪耀；古老城墙和高塔四面被森林和山峦环绕，池中金鱼不停欢跳。诗中还发出警告：“安乐的宫殿有倒影，宛在水波的中央漂动。”实际上，元朝忽必烈汗的夏宫应该在离圆明园更远的北边。1860年10月7日，成千上万的英法联军士兵闯入了圆明园这处皇家住所，里面到处都是可以搬得走的皇家奇珍异宝：珠宝、瓷器、绘画作品、雕塑、精装插图本，各式各样的家具应有尽有，衣橱里挂满了绫罗绸缎做成的长袍和各种珠宝头饰，他们甚至还看到了京巴狗。

在一阵阵欢呼喧闹中，英法两国军队执行了破坏圆明园的命令。英国最高指挥官额尔金勋爵不情愿地单方面下达了毁掉圆明园的命令。法国军队倒是乐意参与其中，法军指挥官卡森·德·蒙托邦（Cousin de Montauban）却试图撇清自己与那场混乱的干系。据说，破坏圆明园的极端行为发生在中国禁卫军扣押、拷打并虐杀12名欧洲使节（包括《泰晤士报》记者托马斯·鲍尔比）之后，目的是向中国表达英、法联军的愤怒。欧洲人认为，中国的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战争法。

额尔金成了西方复仇的代表，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他不是英国辉格党首相巴麦尊勋爵的支持者，私下里还用“愚蠢”一词形容巴麦尊勋爵的对华政策。当受命强迫中国在法律上允许英国在中国境内销售其在印度种植的鸦片时，额尔金痛斥英国的“商业流氓行为”。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被迫采取近乎野蛮的行动，但我本人确实是中国的朋友。”1859年，额尔金奉命进攻并占领北京，他再次在私下里表示了异议：“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我们能够随意使用大棒，我们便能在中国为所欲为。我反对这种观点。”然而，可悲可叹的是，额尔金与掠夺圆明园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他永远都抵赖不了的。如同诗人柯勒律治在诗歌中所描述的那样，至今，不祥的阴影仍然在中国这块麻烦不断的安乐宫上空不停盘旋。那么，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事后分析，抢劫究竟是英国军队还是法国军队首先发动的，他们从圆明园掠走的战利品究竟又是如何分配的，被掠走的奇珍异宝最终落脚何处等问题，至今仍是语焉不详。[14]关于谁是“火烧圆明园”的始作俑者，各种报道有截然相反的说法。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何伟亚[15]对这些说法不同的报道进行了分析研究。何伟亚把分歧归因于国家之间的竞争、荣誉问题以及对掠夺行为一直持续不断的批评。在其2005年所作的分析中，何伟亚总结道：“无论英国还是法国，谁都不愿意被对方看作破坏圆明园的罪魁祸首。如果确实需要一个替罪羊的话，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把责任推脱给了中国。”额尔金勋爵本人也同样为自己辩护。他坚持认为，破坏圆明园是意在向优柔寡断的中国皇帝及其诡计多端的谋士们传递一个必要信息，而不是针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他称纵火焚烧圆明园的目的“不是掠夺，而是通过庄严的惩罚举动，表明一项严重的罪行给我们带来的震惊与愤怒”。

事与愿违，额尔金下达的命令，却使中国皇帝与自己的人民同仇敌忾，他们对“洋鬼子”毫无意义、羞辱性地破坏国宝的行为感到义愤填膺。圆明园里200多座建筑被付之一炬，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均被拿走（法国人抱怨英国人有骑兵，可以将更沉重的战利品拉走，这对他们来说不公平）。至于圆明园究竟遭受到了多大程度的破坏，有大量的权威证词。加内特·沃尔斯利[16]上校是参加过克里米亚和印度战役的退伍军人，战功赫赫。他回忆道：“当我们第一次进入花园时，它使人想起童话故事中描绘的某个奇妙之地。”然而，到了10月19日那天，“我们从圆明园开拔时，只留下一堆废墟，圆明园已经被洗劫一空，变得满目疮痍”。另一位可靠的证人是查尔斯·戈登[17]上尉，他曾在英国皇家工兵部队服役。后来因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受清政府嘉奖，从而被称为“中国人戈登”。“你很难想象，我们付之一炬的建筑是多么富丽堂皇。”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烧掉这些建筑真让人心痛……对一支军队而言，这是非常卑劣的不道德行为。每个人都因抢劫而疯狂。”就参与火烧圆明园的法国士兵而言，圆明园的富丽堂皇让他们惊叹不已，然而他们却认为应该对火烧圆明园这一事件一分为二地看待：毁坏建筑物令人感到遗憾，却将抢劫里面的珍宝理所当然地看作胜利者所应该享有的特权。

莫里斯·德·哈里森（Maurice d’Hérisson）伯爵对这些矛盾的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哈里森曾经担任法国军队的口译员，坚称自己只是旁观者，并未参与抢劫。德国作家威廉·特罗伊尔（Wilhelm Treue）在1960年出版的《艺术掠夺者》（Art Plunder）一书中摘录了哈里森伯爵的观点。哈里森声称，最初的计划是任命3名英国指挥官和3名法国指挥官，由他们按战利品分配惯例决定哪些宝物送给维多利亚女王，哪些送给拿破仑三世皇帝，之后再按照级别将战利品分配给将士们。然而，劫掠开始后的第一个下午，当一辆辆马车从圆明园主要皇家宫殿把货物拉出来时，发生了如下的情形：

围聚起来观看的既有法国和英国的步兵、步枪手、炮手、骑兵，也有法国的轻骑兵，还有中国的苦力。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干渴的嘴唇透露着贪婪。这些看客们用不同的语言议论着：“当他们搜刮完之后，就该轮到我们了！”“见鬼去吧！我们也要分一杯羹。我们从老远的地方过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是不是，马丁？是不是，杜兰特？”他们大笑着，开始冲上前去，全然不顾军令法纪。围观的中国人也起了贪心，但那种贪婪是出于爱国之情。他们劝说自己，复仇的时刻到了。抢劫清朝的财富，会使他们获得生命之粮，不能让这些意外之财全让野蛮的侵略者抢了去。

英法联军士兵们听到此消息后，他们的焦虑随即变成了愤怒。当然了，传到他们耳中时，事情已经被夸大了。联军士兵们先是说：“中国人要独吞那些珍宝！”之后又说：“中国人要把所有地方烧个精光！”一群狂热的暴徒涌向大门。看守的卫兵被推搡到一旁，一群人蜂拥而入，这些人中既有士兵也有平民，紧跟在被召集过来驱赶闯入者的联军后面。很快，大家都对各自喜欢的东西下手。[18]

在哈里森伯爵看来，在涌入圆明园哄抢的那群人中，英国人似乎纪律感最强。英国人很快制定了分配制度，有条不紊地分配战利品，并详细记录了每天的拍卖情况。法国人最为任性，他们各行其是。随后，哈里森伯爵使用法国人习惯性讽刺英国人的口吻，开始起了说教：“当然啦，英国人也习惯用脚踩亚洲人的脖子。但是别忘了，他们的军队由雇佣兵组成，而在雇佣兵眼里看来，劫掠是战争的基本法则之一。”最后，他又加了一句挖苦：如果英国人先于法国人到达拿破仑三世的夏宫，“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抢走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的财物”。

后来，法国人不再拿民族开玩笑。[19]在评价法国人的行为时，人们引用最多的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一句话。雨果因为抨击过拿破仑三世，迫于压力迁居到英吉利海峡中的英属泽西岛隐居。在了解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所作所为之后，雨果给法国媒体寄去了一封公开信。雨果在信中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而这（火烧圆明园）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所干的事情。”今天的圆明园遗址上竖立着雨果的塑像，这可能是为了感谢这位法国文学巨匠的仗义执言吧。

抛开道德评价不提。对圆明园实施洗劫之后，一船船瓷器、珠宝、家具、画作、服饰、刀剑和雕塑等珍贵物品被运往了西方。敬献给法国路易三世皇帝及其妻子欧仁妮皇后的战利品保留在枫丹白露宫，路易三世为此专门建立了中国馆，而这些战利品至今一直是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的重要藏品。在伦敦，1861年拍卖季（以及后来许多拍卖活动）上的亮点是那些贴着“源自圆明园”标识的东方珍宝。在敬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众多战利品中，有一顶据说是中国皇帝曾经戴过的帽子，还有一只活泼的京巴狗，据说这是第一只被引进到西方国家的京巴狗。维多利亚女王本人给这只小狗起了个名字叫“Looty”，而“lotty”恰好就是“战利品”的意思，这个名字取得可真是贴切啊。

“劫掠”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欧洲帝国时代的产物，当时令人伤脑筋的一个问题就是，占领者对被占领人民的财产是否享有所有权。一方面，战胜者获得了占有战利品的权利，拿破仑更是将此特权发挥到了极致，他把法国军队从意大利、中欧、西班牙、低地国家和埃及掠夺来的文物精品塞满了卢浮宫。另一方面，战胜者贪婪地掠夺被占领人民的财物，在历史上是一种被人唾弃的行为。古罗马时期，西塞罗（Cicero）就对西西里总督维勒斯（Verres）盘剥人民的行为给予了严厉谴责。

然而，1860年，对战时何为道德的行为并没有形成明文规定。习惯规范是约束征服者行为的传统工具，但是这些规范在措辞上模棱两可，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在欧洲，荷兰出生的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20]弥补了这项法律上的空白。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格劳秀斯提议制定国际法。受格劳秀斯的影响，1758年，瑞士外交家埃默里希·德·瓦特尔[21]撰写出版了《国际法》（Le droit des gens）一书，建议制定正式法规，约束所有交战方的行为，保护被俘士兵和被困于占领区平民的生命、权利和财产。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战争法的措辞写得模棱两可，即使有人违反了战争法，也只能在口头上提提抗议罢了。

1814年，1 5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闯入华盛顿，用火把点燃了白宫和国会图书馆，人们强烈指责这些闯入的士兵严重违反了“文明战争规则”。麦迪逊总统更是谴责英国人摧毁了“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历史建筑”“有意亵渎人道主义原则”，可能会引发一场“破坏面广的野蛮战争”。英国人则反驳说，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少将曾多次向美国人提出谈判，均遭到拒绝。（罗斯少将作战经验丰富，曾参加过西班牙的半岛会战。）而且，不管怎样，美国军队也曾4次入侵加拿大，摧毁了加拿大前线附近的一座座城市。美国人在举行1812年战争20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很少会提及美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并不光彩的这一幕。

简而言之，在帝国主义鼎盛时期，“劫掠”一词一旦进入了外交谈判桌上，虚伪、双重标准、虔诚的劝告、诉诸并不存在的法律以及幕后讨价还价等现象便成了常态。到了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和领土都被纳入不超过12个国家的统治范围之下，这12个国家包括美国，它是争夺战利品的后来者，刚刚将夏威夷、菲律宾和波多黎各据为己有。

这一切对中国来说意义何在？在美国召开的一次盛会便昭示了有可能发生在中国的情形。1900年4月，美国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举办了热闹非凡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来自美国各地的1 000名教会代表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致辞者中，有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前总统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以及下一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麦金莱总统对与会代表说，传教士是“世界英雄”，因为他们“用智慧和真理之光，点亮了黑暗，驱除了盲目崇拜和迷信”。世界英雄们不但传播了基督福音，也催生了有用的贸易，推动了新兴工业的发展，刺激了“法律的发展和政府的建立”。事实上，传教士是国家的建设者（“国家建设者”这个说法第一次提出）。没有哪个地方比中国更需要、更渴望传教士去传教了。会议进行期间，还在音乐厅举办了教会展览，其中展示了大量中国文物以及500多张照片，介绍了“天国”的壮观和贫穷，在会议上中国成了最受关注的国家。[22]

在认知上，美国人既看到了中国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其存在的好处，也看到了对其不利之处。1888年，本杰明·哈里森做出的举动实在不敢让人恭维。哈里森在接受共和党竞选总统提名之后，便立刻对移民法表示支持，移民法禁止“异族（中国人）入境”，声称“中国人不可能与美国人同化，而且这种同化也是不可取的”。美国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支持这一观点。同年，民主党竞选总统提名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在谈到华人时，做出这样的评价：“这一物种对我们的法律缺乏了解，不可能与我们的人民同化，会对我们的和平和福祉造成威胁。”

西方人自认为比中国人高一等，这让中国人感到困惑，而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这种困惑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这一年，义和团围攻北京。这场运动在美国人和欧洲人看来，只不过是一场道德闹剧罢了，最终勇敢的西方人打败了一群受到误导、一心要杀死无辜基督徒的野蛮人。当代媒体报道、少年小说、好莱坞电影，以及大量外交官、士兵、牧师和记者的回忆录中无不在重复这一叙事模式。在义和团围攻各国北京使馆的两个月期间，北京使馆区里面大约有1 000名外国平民，包括记者在内。1900年8月，一支由多国士兵组成的援军将他们解救出来。这还是西方国家第一次组建多国援军。

在这场终场剧中，有十几位美国人担当了先锋者的角色，麦金莱总统高度赞扬了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同年早些时候，麦金莱总统宣布了其著名的（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政策规定，今后，所有国家平等享有进入中国的权利，要求对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相互争夺的势力范围进行重新划分。事实上，正如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在1951年出版的《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一书中所评论的那样，这只是麦金莱虚张声势而已，目的是为自己拉选票，帮助自己再次赢得总统大选。凯南认为，在美国吞并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后，这一政策显得既不新颖，可操作性也不强。“我们自己建立了差别对待制度，这与门户开放的政策自相矛盾。”[23]

义和团运动兴起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开展的义和拳反抗运动。那里贫穷落后，人口稠密。1897至1900年间，山东省的一部分地区遭遇持续干旱，农田荒芜，寸草不生，变成了一片焦土。而山东的低洼地区，却遭受黄河泛滥引起的洪灾。在此不久前，山东省遭受旱灾的那片区域被划分给了威廉二世皇帝，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随后，传教士、铁路建造工人、城市开发者、啤酒酿造者（中国最著名的青岛啤酒就是产生于此时）等形形色色的人涌入山东。1897年，两名天主教传教士被杀。威廉二世要求获得赔偿，勒令清政府出资，允许德国人在山东建立海军基地和天主教堂。威廉二世威胁说，清朝政府如果不照做，“德国人的拳头将会重重地打到中国人的脖子上”。虽然听到了威胁，但清朝政府大小官员们却既没有能力，也不情愿向山东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传教士事件成了一个导火索。几个月之内，义和团发展成一股遍及全国的敌对武装力量。刚刚加入义和团的成员有的非常凶猛，自信自己刀枪不入。义和团运动公开声称其使命是驱逐或惩罚洋人和皈依基督教的中国教徒。1900年春，义和团的人数成倍急剧增长，他们认为，该年给他们带来了宗教复兴的新曙光。正是以这一年为背景，史景迁[24]出版了《追寻现代中国》（In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一书。他在书中写到，缺乏协调组织的义和团成员一波波进入了北京城，他们“统一穿着红黑相间的衣服，或者头戴黄头巾、下身穿着红色裹腿裤，手腕上缠着护身符”，[25]在大街上游荡，开始骚扰皈依基督教的中国教徒，甚至有时候还将他们杀害。义和团对欧洲工程师和传教士实施杀戮，甚至掀翻铁轨，烧毁车厢，砍断电话线，洋人的担心开始变成了惊恐。

发生这一切时，英国正陷入1899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the Boer War）。战争以“黑暗的一星期”开始。其间，英国的传奇部队被满脸大胡子的南非农民打得灰头土脸。在南太平洋，美国军队在努力安抚刚被解放的菲律宾人，镇压那里全然不领情的菲律宾游击队。同时，中国仍处于恢复国力的状态，它输掉了1894至1895年与崛起的邻居日本进行的中日战争，最后日本占领并控制了朝鲜。同一时期，俄国商人和哥萨克人正在中国清朝统治者的家乡东北地区加紧秘密活动。世界各地的霸主，似乎都在遭受围攻。英、美、法国的政治家忧心忡忡，迫切想要在新世纪曙光到来之际找到出路，重获西方传统的军事活力。

中国出现的义和团运动简直就是魔鬼送来的礼物，它变成了慌乱的欧美和正在崛起的日本的完美陪衬。趁清政府慌乱之际，义和团占领了北京使馆区周围的街道。1900年6月，年迈的慈禧太后迫切希望获得公众支持，她仓促地站到了反叛的义和团这边。慈禧太后抗议外国人欺人太甚：“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26]当时，大约有1 000名西方人（包括日本人）以及约2 000名中国基督教徒躲到北京使馆区，设立路障，进行防守。不出所料，洋人很快推选英国驻京公使窦讷乐爵士（Sir Claude MacDonald）担任他们的指挥官。他衣冠楚楚，头发梳得光亮，胡须打着蜡，曾经参加过英国对埃及的殖民战争。

义和团切断交通线后，外国使节及其家属与中国基督教徒们乱作一团。他们躲在当时北京的内城和临时搭建的堡垒之后，忍受着枪林弹雨、疾病和饥饿。聚集在北京北塘大教堂的天主教教徒们处境也极为危险，他们的指挥官是皮埃尔-玛丽-阿方斯·法维尔（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主教。但是，义和团并未对教堂发动大规模进攻。另外，义和团还在天津城包围了一个外国租界，躲在里面的人孤立无援，其中就包括年轻的采矿工程师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后来成为美国总统。西方人普遍对有可能会发生的大屠杀心生恐惧，八国暂时将利益分歧搁置一旁，一致同意组建一支联军。最终，这支国际援军发展壮大为一支拥有4万强兵的联军。联军士兵来自大英帝国、自信满满的新晋权贵——美国、沙皇俄国、威廉皇帝统治下的德国、法兰西共和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萨瓦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以及日本。

8月14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驱散了惊慌失措的义和团，对北京长达55天的围攻至此宣告结束。慈禧太后带着一帮大臣们落荒而逃。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清政府向八国支付大量赔款，数额是其1900年总收入的4倍。此时的“天朝”沦为八国列强的附庸国，对外国主子卑躬屈膝，言听计从。慈禧太后跑路后，八国联军还占领了故宫，时间长达一年之久。这段时间，八国联军继续窃取故宫珍藏的艺术品。

1908年，慈禧太后寿终正寝。自1861年起，她一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发迹时，只不过是清朝第七任皇帝咸丰的一名妃嫔，姿色略显出众罢了。只不过她比较走运，咸丰帝临幸了她，使她生下了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同治。咸丰驾崩后，6岁的同治继承皇位，慈禧作为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同治19岁时驾崩。慈禧收养了自己的侄子，将其推上了皇位，即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慈禧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智慧，继续独揽大权。她经历了各种叛乱、军事政变和大饥荒，还挫败了维新变法运动。慈禧生活奢靡，身穿龙袍，披着镶有3 500颗珍珠的披肩，光彩照人。然而，慈禧身上所体现出的品质恰恰是她所统治的清朝所丧失的东西：对自我价值的自豪感，以及掌控在自己手中的统治主权。1912年2月12日，第十二任皇帝即最后一任皇帝溥仪被迫退位。后来，溥仪成了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傀儡统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溥仪当了一名园丁。

在西方战胜者看来，义和团之乱是决定黑暗之子与光明之子的一场决战。光明之子获得了胜利，加速了一个已经日薄西山的古老王朝的灭亡。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这种自吹自擂的情况才逐渐消失。1949年之后，狂热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被认定为是早期反抗帝国主义的起义，只不过被人利用了而已。欧洲和美国的修正主义者则强调，中国基督徒与义和团之间的冲突属于互殴。居住在英国的历史学家文安立[27]在《中国与世界》（China and the World，2012）一书中写道：“2000年，当梵蒂冈将被义和团杀害的116名天主教徒封为圣徒时，中国外交部却称呼这批人为‘作恶多端的罪人，他们烧杀奸掠，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美国，欧柏林学院对其1902年纪念碑文进行了修订，将从该院毕业的死于义和团之手的传教士定义为“被屠杀烈士”。欧柏林学院位于美国俄亥俄州，是当地一家颇有名气的文理学院。该院师生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于1905年又在纪念碑前增添了一块牌子，纪念同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害的中国烈士。

总而言之，几十年前，哈佛大学的兰格（William Langer）出版了《帝国主义外交》（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一书。该书1935年首次出版，修订版于1951年出版。在书中，兰格提出了今天被认为属于修正主义的观点。当时，兰格是研究帝国主义外交的知名学者。兰格在书中说：“总的来说，在应对义和团运动及其余波方面，欧洲外交官们没有多少值得自豪的作为。”他还写道：

1895至1900年，欧洲既缺乏对中国的了解，也从不站在中国立场上看问题。对欧洲人而言，“天朝上国”只是一个有待充分开发利用的巨大市场，是一块如同牛排一样供其宰割的辽阔疆域。在西方外交人员来往的信件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对东方人情感的认同，或是对中国人尝试变革的努力表示同情。信件的主论调总是：武力是和平之父，铁拳是对付中国唯一可行的办法。[28]

兰格的上述观点，得到了莎拉·派克·康格（Sarah Pike Conger）的印证，她是时任美国驻华公使埃德温·康格（Edwin Conger）的妻子。她在私下里描述道：“如我在北京这里所见，我不奇怪中国人为什么会憎恨外国人。”1899年，她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这里是中国人的领土，但外国人对待中国人却严厉刻薄。中国人被他们当作狗一样对待，根本没有任何权利。难怪中国人有时候会咆哮、会咬人。”在康格女士经常提到的居高临下的美国人中，恰巧有其丈夫的副手、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Herbert Squiers）。此人方下巴，当过骑兵军官，在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馆区期间，成了指挥官窦讷乐爵士的参谋长。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借机狠狠地教训一下中国人。这正能解释赫伯特·斯奎尔斯为什么会在抢劫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随着义和团成员四处逃散，北京的枪声平息下来。“解放者”们举办庆祝游行，军乐奏鸣，彩旗高扬，热闹喧天。受到惊吓的商贩们打出横幅：“尊贵仁慈的先生，请不要向我们开枪！”1900年8月28日，八国联军士兵与外交使团队伍一起，雄赳赳地穿过天安门，进入了不再神圣不可侵犯的紫禁城。军乐奏完，各色人等发表的演讲结束之后，“解放者”们一路穿越宫殿各区，全然不顾宫里太监们的怒目而视。他们在曾经不可亵渎的皇帝宝座前大摆姿势照相，开始抢夺一切能够抢到手的东西。

1992年，斯特林·西格雷夫[29]出版了《慈禧太后传》（Dragon Lady）。他在书中写道，随着掠夺愈演愈烈，西方人“开始了一场针对中国人的可怕的血洗运动，即使中国人真的有罪，也罪不至此”。胜利者的“正义”来得迅速而残暴。电影胶片记录了普通中国百姓瞪大眼睛看被砍掉的人头的恐怖画面。绝大多数外国人——外交官、士兵、牧师——都参与了被《悉尼先驱报》称为“掠夺狂欢”的活动。许多非军事人员也与那场“掠夺狂欢”脱不了干系。很快，记者们对这场劫掠屠杀进行了记载。这场劫掠屠杀不是只持续了几天，而是持续了数个星期。不是只限于北京城外，而是遍及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所有这一切，都与四十年前掠夺焚毁圆明园的行动形成了映照。

另外一件事情得到了改变——战争法则。亚伯拉罕·林肯颁布实施了第一部全面、定义清晰、文明的战争法典。1863年4月24日，林肯总统签署了《一般命令第100号》（又被称为《利伯法典》），对如何对待战俘、处理敌方财产和“战场战利品”做出了详细明确的书面规定。该命令第35、36条明确规定，保护“古典艺术作品、图书馆、科学藏品”，冲突双方要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确定战利品的最终所有权。[30]

因此，美国总统麦金莱（其本人为美国内战老兵）发出命令，要求在北京的美国军队停止掠夺活动，结果是枉费心机。担任八国联军统帅的德国陆军元帅冯·瓦德西伯爵（von Waldersee）也是同样失望。他随后写道：“涉及艺术品掠夺，每个国家都相互推诿。事实上，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都在疯狂掠夺。”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ming）是编年史家。1959年，他出版了有关帝国战争编年史的《围攻北京》（The Siege at Peking）一书。佛莱明写道，“毫无疑问，这种公然破坏艺术的行为应受到谴责”“但是，当时很多联军士兵都抱有复仇心理，整个北京城已陷入混乱之中，有一半城土处于被抛弃的状态。人们或许会问：掠夺刚发生时，是否有可能被人为地制止住？但掠夺一旦开始，再进行阻止就变得不可能。肮脏的抢劫活动持续了数月”。[31]

在后来举办的重要艺术品拍卖活动中，从北京掠夺的艺术品并未被视为掠夺物。恰恰相反，英法联军1860年在其劫掠的“战利品”上直接标明“来自圆明园”，这样竞拍价格就会高。19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掠夺活动刚结束，“战利品”的出处便被隐瞒下来。这种情况在美国使团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身上表现得很明显。此人1901年9月离开北京时，带走的“中国艺术品装满了好几节车厢，被专家们认为是现存最为完整的系列收藏品”。这些藏品大部分是瓷器、青铜器和雕刻品，“从传教士手中和军队战利品拍卖会中购得”。

1901年，《纽约时报》发自北京的新闻稿也是这么报道的。[32]新闻稿进一步说，斯奎尔斯曾试图将其收藏品捐赠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斯奎尔斯是一位时髦、野心勃勃的外交家。据说，他来中国之前，曾在日本工作过一段时间，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收藏瓷器。来北京工作之后，斯奎尔斯便开始与古董商们广泛交往。斯奎尔斯的助手中文流利，妻子哈里亚特·巴德·伍德考克是个社交能手，善于结交。在他们的协助下，斯奎尔斯成了一名见多识广的古董买家。但是，他本人是否参与了劫掠活动？媒体的报道证实了这一猜疑。甚至还有人说，斯奎尔斯的一些顶级藏品购自法维尔主教，斯奎尔斯所属基督教堂的牧师。法维尔主教否认自身有过错，但承认曾经卖出过一些物品，目的只是卖钱换食物给饥饿的教徒们吃。据目击者说，第一批进入皇宫进行抢劫的人中，就包括美国使馆的这位一等秘书。

还有更多的迹象表明，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发生改变。[33]乔治·斯托里（George H. Story）是纽约著名博物馆的一名研究员。当《纽约时报》一名记者问他接受“被掠夺的艺术品”是否合适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接受被掠夺物品。”然后，紧接着解释说，“我认为，任何宣称斯奎尔斯的捐赠品是掠夺而来的说法，都令人气愤。我听说，斯奎尔斯是一位绅士，拥有美国顶级的瓷器藏品。博物馆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奎尔斯先生的收藏品是正当所得。他是一位绅士，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博物馆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斯奎尔斯先生捐赠的这批藏品。”

显而易见，到了1901年，掠夺已转变成了一种人们不能接受的行为。人们期望捐赠者至少要装出有德行的样子。因此，一个世纪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借人们态度发生转变的机会，正式公开道德规范，谴责西方收藏家、古董商和拍卖行的抢掠行为。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激进的文物收回运动始于香港。2000年，中国正式要求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撤除其拟在香港拍卖的三个青铜兽首。随后在2003年，发生了第二次交锋。那次拍卖的对象是青铜猪首。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私下以13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购回，出资者是澳门企业家、赌场大王何鸿燊。青铜猪兽首被送到保利博物馆，并受到了隆重欢迎。中国国家文物局赞扬了何鸿燊的爱国行为。随后发生了第三次交锋。2005年1月，先是中国集邮公司探路，发行了一套十二青铜兽首纪念邮票，其中四个已回归兽首用的是照片，而其余下落不明的8个兽首使用的则是艺术画。2007年10月，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宣布举行“清宫遗珍”的专题拍卖活动，题目起得非常具有挑衅性，青铜马首是此次拍卖活动的最大亮点。“这是被窃文物，”代表上海博物馆的买家许勇祥抗议道，“它不应该被拿出来出售，而是应该通过政府返还给中国人民。”尽管青铜马首有望拍出超过770万美元的高价，但苏富比拍卖行安排寄卖人与何鸿燊进行了私下协商。据报道，何鸿燊最后支付了890万美元。中国再次将这位澳门赌王誉为国家英雄。青铜马首则被保利博物馆珍藏，加入了虎首、牛首和猴首的队伍。

最后一次较量则围绕着另外两件流失的兽首——兔首和鼠首展开，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2009年2月，巴黎艺术市场最大的热点是佳士得拍卖行即将开拍的“伊夫·圣罗兰珍藏品”系列，拍品由这位前女装设计师的伴侣皮埃尔·贝尔热（Pierre Bergé）挑选构成。拍卖展览会在巴黎大皇宫举办，拍卖品中包括一尊尖鼻鼠首和一尊大圆眼睛兔首。这场拍卖会拍卖的藏品种类丰富，既有印象派画作，又有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瓷器。佳士得拍卖行在其拍卖宣传活动中刻意弱化这两尊兽首的存在感，仅突出强调了拍卖标的中的其他亚洲艺术品。[34]

然而，佳士得拍卖行再低调也没用。中国愤怒抗议拍卖圆明园兽首。中国外交部指责佳士得的拍卖活动违反了国际公约，侵犯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权利，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为阻止拍卖，85名中国律师在巴黎提起了诉讼。法国主要中文报纸《欧洲时报》（The European Times）出版人杨咏橘，代表海外华人发声：“拍卖被盗物品，令人无法接受。”学生们则挥舞着一个个标语牌，游行示威。周超是法国一所理工学院的学生，他一边散发抗议小册子，一边说：“我们希望，法国人民能理解我们是理性的，我们的要求是合法的。”

佳士得拍卖行仍肆无忌惮，该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决定继续拍卖，坚持认为拍卖活动完全合法。青铜兽首竞拍时，叫价十分踊跃。最终，一位匿名电话竞拍人，拍得了兔首和鼠首，总成交价相当于3 600万欧元。后来披露，获胜竞标人叫蔡铭超，是一位收藏家，也是中国“国宝基金会”的代表。拍卖结束后，蔡铭超宣布：由于两件兽首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是被盗文物，他不会为此付款。

随后，公众对此事的看法褒贬不一。西方评论家这才想起来，实际上，那座生肖兽首喷泉压根就没正常运转过。况且，生肖喷泉的设计出自欧洲人之手，并非纯正的中国货。皮埃尔·贝尔热从中作梗，节外生枝地提出了人权问题，声称只有中国改变人权的政策，他才会无偿返还两件青铜兽首。2013年4月，恰逢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访问中国之际，法国亿万富翁弗朗索瓦-亨利·皮诺（François-Henri Pinault）承诺将鼠首和兔首归还中国，这件事情才得以落下帷幕。原来，圣罗兰品牌后来被皮诺家族收购，那两件兽首也就落入了皮诺家族手中。皮诺家族拥有阿耳忒弥斯公司（Artemis），旗下拥有一系列奢侈品品牌，包括古驰、宝缇嘉和伊夫·圣罗兰。另外，佳士得拍卖行也归皮诺家族所有。阿耳忒弥斯公司与中国的生意几乎占皮诺营业额的10%。

中国宫廷流失文物数量巨大，估计约有160万件。中国做出的归还此类文物的要求，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没人能给出一个可信、符合逻辑且又公正的标准答案。只要人们无法达成共识，这种困惑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同时，人们的怒火难以平息，报复性的盗窃案件也有可能会继续发生。[35]

新闻事件一：2010年8月，一群盗贼潜入瑞典斯德哥尔摩卓宁霍姆宫（Drottningholm Palace）的中国馆，打碎了3个展柜，在几分钟内携带一大批“古老、精美的中国展品”逃之夭夭。

新闻事件二：2012年1月，英国的威立士拍卖行（Wooley and Wallis）拍卖一只鎏金金属盒，上面装饰着小珍珠、珐琅，并镶嵌着一块花纹玻璃，盖子上刻着一行字体优美的题词，上面写道：“1860年10月从北京圆明园掠夺，国王骑兵卫队队长詹姆斯·冈特（James Gunter）。”据拍卖行发言人说，这个题词使这个拍卖品的价值提高了50%。他又补充说：“冈特队长有可能从圆明园拿走这只鎏金盒时，是把它当成了战利品或纪念品，再或者是把它看作完成一个伟大成就而得到的奖赏，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盗窃。”这次拍卖活动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盒子上的题字确实抬高了它的拍卖价格。鎏金盒以764 694美元的价格落槌，卖给了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竞拍者，而这位竞拍者也同样拒不付款。

新闻事件三：2012年4月，一群盗贼闯入了英国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展厅，偷走了一只中国清代大玉碗和一件瓷雕，两件展品的总价值高达200万英镑。玉碗出产于1769年，最初是查尔斯·哈丁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e）的收藏品。随后被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colm MacDonald，1901—1981）收藏，后来这只玉碗与马尔科姆珍藏的其他艺术品一起被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收购。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的父亲是英国前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而马尔科姆本人曾在亚洲和非洲担任外交官，善于处理外交纠纷。后来，警察逮捕了两名涉嫌参与偷盗的嫌疑人。之后，警察将这两件艺术品追回。

新闻事件四：2012年5月，英国警察逮捕了两名嫌疑人，怀疑他们涉嫌参与了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的盗窃案。该案涉及18件珍贵中国文物，绝大多数是玉器。

新闻事件五：2013年9月，数百名英国警察开展了几次全国性的黎明搜捕行动，逮捕了17名男子和2名妇女。他们被指控参与盗窃了菲兹威廉博物馆的文物，绝大多数文物已被追回。此后，警方在欧洲范围内开展了一项有关博物馆珍贵藏品偷盗案件的调查行动。有人认为这些盗窃案件是一种“订单式盗窃行为”。

新闻事件六：2013年9月，挪威卑尔根市科德博物馆（Kode Museums）收藏的23件中国艺术品和文物被盗窃。这些文物是约翰·威廉·诺特曼·马特（Johan Wilhelm Nortmann Manthe，1864—1935）收集的战利品。马特是一位探险家，当过兵，参加过镇压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多国联军行动。这是三年间第二次有明确目标的盗窃行动。2010年，一群盗贼盗走了56件藏品。卑尔根市艺术博物馆馆长厄兰·霍思登（Erland Hoyersten）认为，这些盗贼手里有一张“盗窃物品清单”，因为“他们完全清楚自己要拿什么东西”。

上述事件是否包含什么寓意呢？这些盗窃案会不会是一种订单式的盗窃行为？这会不会是一种“文化黑客”行为？考虑到中国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地位，要解决这个有历史争议的问题，人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合乎情理？当然，一个不错的尝试就是：美国人自己交代清楚是如何收藏的中国文物，收藏中国文物的目的又是为何，而这正是本书要交代的主题。

[1] 引自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012年9月21日文章“苏富比拍卖行与中国公司签订合作协议”（Sotheby’s Signs Deal）。

[2] 详见索伦·麦理肯（Souren Melikian）2000年5月6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拍卖行雪上加霜”（“Auction Houses Add Insult to Injury”）。另见斯宾塞·哈灵顿（Spencer Harrington）2000年5月11日发表在《考古学》网站（Archaeology online）上的文章：“中国买回流失海外文物”（“China Buys Back Its Past”）。以及多明尼克·刘（Dominic Lau）2000年5月1日路透社文章：“佳士得不顾中方反对，拍卖中国艺术珍宝”（Christie’s Defies China, Auctions Treasures）。

[3] 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1951—），美国艺术史学家和策展人，曾担任保罗·盖蒂信托（J.Paul Getty Trust）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库诺是艺术品收藏方面的专家，著有《谁的缪斯：美术馆与公信力》（Whose Muse? Art Museums and the Public Trust，2006）和《谁的文化：博物馆的承诺以及关于文物的论争》（Whose Culture? The Promise of Museums and the Debate over Antiquities，2012）。

[4] 见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著《谁拥有古迹？博物馆的兴起及古代遗产之争》（Who Owns Antiquity? Museums and the Battle Over Our Ancient Herit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第93页起。

[5] 引自塔尼亚·布兰妮根（Tania Branigan）2012年1月2日发表在《卫报》（The Guardian）上的文章：“中国的盗墓贼使千年的历史毁于一旦”（“China’s Tomb Raiders Laying Waste to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6] 潘文（John Pomfret）2003年5月28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的文章：“中国找到被盗走的佛像”（China Uncovers Looted Buddha）。

[7] 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著《现代中国艺术：柯恩与苏立文收藏》（Modern Chinese Art: The Khoan and Sullivan Collection. Oxford: Ashmolean Museum, 2001），第5页。

[8] 本杰明·马奇（Benjamin March）著《我们博物馆中的中国和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Our Museu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第4页。

[9] 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主编《谁的文化》（Whose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 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1811—1863），第八代额尔金伯爵，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作为英国谈判代表，以全权公使、首席谈判代表身份随英军至北京，是他下令英军将圆明园焚毁的。

[11] 托马斯·布鲁斯（Thomas Bruce，1766—1841），第七代额尔金伯爵，英国贵族与外交官，以掠夺雅典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闻名。

[12] 见兰诗玲（Julia Lovell）著《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现代中国的形成》（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London: Macmillan/Picador, 2011），第259—262页。另见金马伦（Nigel Cameron）著《蛮夷与清朝官吏：西方探访中国1300年》（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ers in China. New York: Walker/Weatherhill, 1970），第345—360页。

[13]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他与朋友威廉·华兹华斯都被称为湖畔诗人，其代表诗作有《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和《忽必烈汗》（Kubla Khan）。

[14] 见何伟亚（James Hevia）的著作《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19th Century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第49—63页。

[15] 何伟亚（James Louis Hevia，1947—），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目前担任芝加哥大学国际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范围包括中华帝国、大英帝国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主义问题。

[16] 加内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1833—1913），英国陆军将领。曾在缅甸、克里米亚半岛、印度、中国、非洲等多个地区领兵作战。1895年获任为英国陆军总司令，统辖全英陆军至1900年。

[17] 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1833—1885），英国陆军少将。因在中国指挥雇佣“常胜军”协助李鸿章及刘铭传淮军与太平军作战，获得两宫太后授予“常州提督”、赏穿黄马褂而得到“中国人戈登”之绰号。火烧圆明园事件发生3年后，戈登因抗议虐待战俘而辞去“常胜军”队长一职。1885年，戈登死于苏丹伊斯兰圣战者之手，死后被人称为“戈登帕夏”。

[18] 引自威廉·特罗伊尔（Wilhelm Treue）的著作《艺术掠夺者》（Art Plunder. London:Methuen & Co., 1960），第204—205页。

[19] 见雷吉娜·蒂里耶斯（Regine Thiriez）的著作《蛮夷的镜头：西方摄影师所拍乾隆皇帝的西洋宫》（Barbarian Lens: Western Photographer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s European Palaces. Amsterdam: Gordon & Breach, 1998），第59页。

[20] 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兰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国际法和海洋法的鼻祖。其主要著作为《战争与和平的权利》（1625年）。

[21] 埃默里希·德·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1714—1767），瑞士法学家、外交家和哲学家，其著作《国际法》奠定了现代国际法的基础。

[22] 见《1900年纽约海外传教联合会议》（Ecumenic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Missions,New York 1900），收录于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伯克图书馆（Burke Library）宗教研究档案室（Mission Research Archives），第12部分。

[23]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著《1900至1950年的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第36—37页。

[24]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2021），生于英国萨里郡，英裔美国籍的中国历史学家、汉学家，1993年起担任耶鲁大学历史学斯特灵教席。

[25] 引自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著作《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ew York: Norton, 1990），第233—234页。

[26] 外国人给慈禧写的传记对慈禧言语的描述有修正主义的倾向，最明显的是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的传记《慈禧太后传》（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 New York: Knopf, 1992）和张戎（Jung Chang）的传记《慈禧太后：开启现代中国的一位皇妃》（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 New York: Knopf, 2013）。

[27]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1960—），挪威历史学家，主要研究冷战史和当代东亚史。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李成智美国——亚洲关系讲座教授，现任耶鲁大学伊利胡历史与全球事务讲座教授。他的知名著作有《躁动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28] 威廉·L.兰格（William L. Langer）的著作《帝国主义外交》（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New York: Knopf, 1951），第704页。

[29] 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1937—2017），美国历史学家和知名传记作家，他的代表著作有：《宋氏家族》（The Soong Dynasty）、《黄金武士》（Gold Warriors）、《慈禧太后》（Dragon Lady）及《马科斯王朝》（The Marcos Dynasty）等。

[30] 见约翰·法比安·威特（John Fabian Witt）的著作《林肯守则：美国战争法史》（Lincoln’s Code: The Laws of Wa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另见弗兰克·弗里德尔（Frank Freidel）的著作《弗朗西斯·利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Francis Lieber: 19th Century Liberal. 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47）。弗朗西斯是德国裔美国法学家，起草了林肯签署的《一般命令第100号》。

[31] 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著《围攻北京》（The Siege at Peking. New York: Harper,1959），第242页。

[32] 1901年9月3日《纽约时报》文章“艺术博物馆里来自北京的礼物”（“Gift from Peking for Museum of Art”），文章未署名。

[33] 这一系列的中国文物拍卖活动被媒体广泛报道。

[34] 有关2009年“伊夫·圣罗兰珍藏品”系列拍卖活动的报道，参见2009年3月2日（People’s Daily《人民日报》英文版）文章“被盗雕像的竞拍获胜者拒绝付款”（“Chinese Bidder of Looted Sculptures Refuses to Pay”）；简·麦卡特尼（Jane Macartney）2009年3月2日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报道：“拍下圣罗兰雕像之后，中国竞拍者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付款”（“Chinese Bidder Can’t Pay, Won’t Pay, for YSL Statues”）。

[35] 关于博物馆盗窃事件的报道还有：诺亚·查尼（Noah Charney）2013年1月8日发表在《艺术的秘史》网站（Secret History of Art）上的文章“中国文物盗窃案震惊挪威”，（“Chinese Art Heists Shock Norway”）；凯蒂·皮克特（Katy Pickett）和海伦·布切尔（Helen Burchell）2012年9月27日（BBC“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菲茨威廉博物馆中国艺术品失窃案”（“FitzWilliam Museum Chinese Art Thefts”）；2016年8月6日《当地报》（The Local）报道：“斯德哥尔摩皇宫的失窃”（“Break in at Stockholm Royal Palace”）；2013年2月10日《赫芬顿邮报（艺术与文化版）》[Huffpost (Arts & Culture)] “英国警察：两名嫌犯涉嫌盗窃中国文物被捕”（“UK Police: 2 Arrested Over Chinese Art The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