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化与抗战文学研究
主持人语
主持人：李光荣教授
主持人语：
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期间，昆明和重庆、桂林一样聚集了许多知识分子，成为著名的“文化城”。文化城里产生了许多抗战文学，这是需要挖掘、整理、研究、光大的文化遗产。《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推出“云南文化与抗战文学研究”专栏，显示了历史的意识和文化的眼光。我作为一个云南人，投入四十年的时间研究西南联大及其文学，对昆明的抗战文学乃至云南文学算是有所了解，便欣然接受了邀请，编辑这个昆明抗战文学研究栏目。于是得到了以下文章作者的支持，进而产生出以下一些话：
说《西南联大校歌》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会得到一片赞许；若说它是一首抗战歌曲，有人却会犯迟疑，因较少有人从抗战文学的角度思考过这首歌词。这里牵涉我们的战争文学观：战争胜负决定于战场，反映战争的文学当然要有战斗描写，但这只是主要的或者说重要的方面；决定战争成败的原因多种多样，与其说战斗力是战场胜败的唯一条件，毋宁说各方面的合力是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因此，凡是反映与战争相关的作品都应视为战争文学。在抗日战争中，描写与战争有关的兵役制度、部队管理、伤兵医院、退伍军人应属抗战文学，反映为抗战服务的道路修筑、交通运输、战争募捐、慰问演出等也属抗战文学，以至叙写为了支援军队的粮食种植、房屋建造、生活用品、军工生产等也应归于抗战文学。判断是否是抗战文学的条件是作品内容是否与抗战关联。《西南联大校歌》虽然写的是学校的迁移办学历史，培养人才的决心，但自始至终都表现着“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强烈愿望，鼓舞师生“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可以说字字与抗战有关。西南联大总人数不到一万，竟有一千余人从军，与该校歌的抗战爱国思想不无关系。在表现形式上，此歌不属于通俗化的大众作品，曲调格高多变，感情起伏跌宕，不易掌握；歌词是古词形式，僻字古意、成语典故，句式变化、参差错落，辞意含蓄、思想蕴藉，绝非当时明白晓畅的“抗战作品”所能比，与“冲啊”“杀啊”的战斗诗形成天壤之别，按照通行的抗战文学标准，当然会把这首歌曲排除在外。但明白了歌词的意思，认识就会改变。所以，我将《西南联大校歌》看作一首抗战歌曲，这是《论〈西南联大校歌〉的抗战爱国意蕴》一文较为突出的贡献。
同样的道理，写滇缅公路文学作品的《抗战时期滇缅公路的汉英文学书写论》也是一篇抗战文学论文。滇缅公路是为抗战而抢修出来的，1937年11月开工修筑滇缅公路下关至畹町段，1938年8月竣工，从昆明到缅甸的国内段全线贯通，数千辆汽车在公路上奔驰，若干马帮驮队在公路上做短途运输，给我们送来抗战所需的物资。正如杜运燮在《滇缅公路》里所写：“给疲倦的中国送鲜美的海风，/送血，送一切……”由于战局恶化，我国的海上交通被截断、滇越铁路被封锁，滇缅公路在一定时间里成为中国对外的唯一通道，成为“生命线”。如果没有汽油、武器、子弹，战场将变得安静，胜负不战自明。日本侵略军看到滇缅公路对我国抗战的支撑作用，曾派重兵侵入滇西，截断我国的这条“生命线”。因此，才有驼峰航线的开辟，打通“生命线”的滇西反攻战。滇缅公路对夺取抗战胜利如此重要，书写这条路的文学作品属于抗战文学也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上，写修筑滇缅公路的一些作品已是文学名著，如《跨过横断山脉——修筑滇缅公路的人们》《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滇缅公路》等。布小继、布晖《抗战时期滇缅公路的汉英文学书写论》探讨用汉英两种文字对滇缅公路的即时书写，显示的不仅是这条公路在抗战中的意义，以及那些文学作品的抗战意味，还包含滇缅公路及其文学作品的世界意义。
亦为同理，写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文学创作的《西南联大蒙自创作的民族国家想象路径》也是一篇研究抗战文学的论文。蒙自分校在西南联大文学发展道路上具有重要地位。长沙临大南岳分校是西南联大文学青年的初次遇合，他们还处于彼此互相了解与认识的过程之中，创作才能还没有充分地显示出来，或者说刚刚完成认识开始展现文学创作才能，学校就西迁了。蒙自分校与南岳分校存在的时间长度虽然差不多，但作家们对两地的感受却很不一样。蒙自的亚热带风光使他们大为兴奋，在他们心里“世外桃源”的感觉油然而生，但家国万里的实际又使得他们倍加思乡念国。眼前的景象和胸中的家国激发出他们的创作灵感，使作品的格调变得明朗绚丽，同时又显得忧思缠绵。当年我参加编辑《西南联大在蒙自》一书，尽力搜罗文学作品放入其中，并发掘其思想底蕴，揭示其艺术创造，曾带着一份惊喜的心情。他们的作品不一定直接描写战争，但或隐或显地表达了战争意识，毫无疑问属于抗战文学。李直飞、何晓雯《西南联大蒙自创作的民族国家想象路径》一文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从那些作品中看出“民族国家想象”并加以阐述，揭示了蒙自分校文学作品的一个特色，体现出较好的文学研究功力。
作为“与抗战相终始”的西南联大，“抗战”是其文学的主要内容，但以往对西南联大抗战文学的研究还显得薄弱，这次的四篇文章有三篇写西南联大的抗战文学，体现了对西南联大抗战文学的重视，但这显然远远不够。即以诗歌而言，西南联大有许多优秀的抗战诗，如《出发》《山，滚动了！》等，有揭露国民党虐待军人的《一个伤兵之死》《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等，有反战诗《退伍》《林中鬼夜哭》等，当然，也有邓招华在这篇《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战争抒写》中所写的“军人形象”的提炼，和对战争的反思。但西南联大的战争书写远不止这些，一篇文章自然也写不完。邓招华的这篇文章仅仅是个开头，希望他及西南联大诗歌爱好者们继续把这一课题做下去，以昭示这所“抗战大学”的抗战诗歌业绩。令人感动的是，在新冠疫情肆掠期间坚如磐石的邓招华兄，疫情消退后却“阳”了，由于时间紧迫，他不顾低热难受的身体状况，赶写出这篇论文。这或许可以看作西南联大克服困难、抗战建国精神的具体体现，值得在此一说。
这四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对于历史的熟悉与史料的运用，不是抽象出某种理论或观点大加阐发，而是紧扣历史事实和文学作品实际归纳阐述，用事实和史料说话，因此，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文风踏实，能说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