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现代性际遇与中国“城—乡”关系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城市和乡村是人类最基本的两种居住形态。如果说乡村是人类从事农业、农事的结果，那么城市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有的产物。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乡村到城市，从古代到现代，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发展路径。以此来看，城市是人类文明化程度的一个标志。在谈及西方城市化的历史演进时，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曾这样的判断：中古时代是从乡村社会形态开始的，然后进入了乡村与城市的对立阶段，而“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1]的历史。当下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从城乡对立到城乡共同发展的历史化过程，这一过程凸显出中国社会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时代性特征。从城市化的实现历程来看，城市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体现，也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互动的结果。从乡村到城市，这既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更是人类另一种生活方式、社会形态的实现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所占城乡总人口的比例增加，人际关系重组、职业分工细化、价值秩序不断重构，随之催生各种新事物、新观念。城市的活力和创造力促进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雅典、佛罗伦萨、伦敦、维也纳、巴黎等城市，创造了日常生活和艺术文化的“黄金时代”——产生新的伦理、美学、信仰秩序，甚至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后形成蔑视“有产者”、醉心于贫穷、崇尚自由的“波西米亚”风尚。这绝非庄园、农场、乡土等社会空间所能实现。换言之，城市化是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经过程，也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标志；相应地，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程度越高，它利用社会资源的程度和效率也就越高，人们创造和想象新生活的愿望也越迫切。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想象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至宋代，作为娱乐消费和物质生产意义上的城市形态已悄然兴起，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2]从彼时起，文学的城乡想象既已有较突出的表现，及至19世纪中后期，现代工业生产意义上的城市在中国兴起，城乡关系、城乡对比已逐渐成为文学、文化表现的重要领域。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3]二元结构仍然是四十多年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存在，而城乡转型则是中国社会从乡村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问题”的焦点，因而探讨有关城乡想象的问题，呼应经济社会领域的社会变革和文明社会的建构，是我们这一时代当然而又必然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