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
圣诞假期结束后，学生们不情愿地回到了学校。但50多岁的大龄学生可并不常见，他们每天忘掉的知识比学到的还要多。在茂斯去大学之前，我们曾站在小教堂的公共区域里，整日预演他将要迎来的生活。手机、钱包、眼镜、支票、车钥匙，检查是否带好。还有写着今日待办事项的笔记本，也都再检查一下。
“那么今晚见。”
“好的，待会儿见。”他走了，但我仍能听到他的脚步声。在冬天早晨昏暗的光线中，他歪歪扭扭地从小教堂侧面的楼梯缓缓走下去。关上门后，我回到了像狭长走廊一样的公寓里。我坐在桌前，端着一杯茶，脑海中计划着今天应该做些什么。就在等待面包从吐司机里跳出来的同时，我的眼睛漫无目的地扫视着书架，想要拖延一点时间。我还不想这么快就打开电脑进行自我摧残，毕竟哪个雇主会雇佣一个50多岁，没有任何资格认定，也没有任何从业经验的中年妇女呢。小书架上放的只是一些我们离家前急呼呼随手打包的书，每当我看到这些书的时候，它们就会把我瞬间带回到我们最后一次走出家门的那一刻。我们从梦想中的家被赶了出来，曾经，我们在那里经营着出租度假屋，接待来访的客人，我们在那里饲养牲畜，种植蔬菜，养育小孩。在长达二十年的时光里，那里是我们的全世界。
后来，我们和一位挚友因经济纠纷闹上法庭，官司的结果是我们收到了一份驱逐通知。在我们彻底关上门，抛下过去的生活，抱着一去不复返的心情打包那几本书之前，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斥着法警粗暴的敲门声，不知道是否还能再找到栖身之所的恐惧，以及一种难以抵挡的伤感。但如果我早知道这些会是跟随我们迈入新生活的唯一一盒书，我可能会仔细挑选一些更好的。我的手指轻轻滑过书脊，想找到一些能把我带到这墙外、带离这座小教堂的东西。这本《野生真菌图鉴》能做到吗？也许吧，但一月份看可能不太合适。《局外人II》，绝对不要。《五百英里步行》，这是本给我们带来意料之外的冒险的书。不，只有一本能达到目的——《西南沿海小径：从迈恩黑德到南海文角》——帕迪·迪利翁记录的630英里海边小径的美妙指南，这本指引我们一路来到波鲁安的书。多亏这位口袋里的朋友，我们才决定不向无家可归的混乱局面屈服，而是背上背包，走完帕迪描述的这条路，像他描述的那样，在悬崖和海滩上过着荒凉、无家可归、身无分文的生活。
那本棕色小书的塑料封面仍然完好无损，散落的书页被黑色橡皮筋绑在一起。我把它拆下来时，僵硬的书页发出了哗哗的响动，仿佛退潮时坚硬的沙滩发出的回声。有些书页因被雨水打湿而粘连在一起。轻轻翻动，还有不少明信片、羽毛、青草、干花和碎纸片夹杂其中。记忆中的这条小径跌宕起伏，从悬崖顶端骤降到海平面，又陡然上升，直到这列荒野过山车行驶过了英格兰西南部的整条海岸线，它的步行者几乎八次爬上了珠穆朗玛峰。
我在面包上涂上黄油，随时准备接电话，一个茂斯打给我说他已经到达学校的电话。他得告诉我他没有在特鲁罗（Truro）的咖啡馆里喝咖啡，也没在水门湾（Watergate Bay）的海滩上散步。他得告诉我虽然他暂时忘记了目的地，但还是顺利到达了学校。我翻着那本小书，几乎不愿细看里面的内容。它承载着我们被风吹雨淋、日光暴晒的痛苦回忆，记录着各种恶劣天气条件下我们在悬崖顶上求生的痕迹。除此之外，更有那夹杂着痛苦和悲伤的一个星期令人不堪回首，正是当时的窘迫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徒步旅行的决定。那时的我们绝望、焦虑、害怕，试图在短短几天内把二十年的生活统统塞进打包纸箱。还能有什么比无家可归更绝望的事情呢。但随之而来的一次医院的常规检查改变了我们的想法。当我们生命的灯盏即将尽数熄灭时，一位医生坐在桌子的一角，残忍地关掉了最后一盏灯。
我合上了书。事实上，想要重新体味当时惊恐不安的感觉，就连让时间倒流都显得大费周章，我只需稍稍回忆，内心的恐惧便会像藤蔓一样滋长开来。我忘不了茂斯被诊断出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时他紧握的拳头，忘不了医生在告知我们事态的严重性时我惊恐的内心。医生告诉我们茂斯肩膀的痛感，左侧身体的麻木以及仿佛黑雾般侵蚀着意识的精神瘫痪并不仅仅是年龄所致，而是因为皮质基底核退化症。这是一种无法根治的疾病，它将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人的生命。当医生描绘出茂斯的身体将会忘记如何吞咽、分泌的唾液会令他窒息的场景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前些日子的想法错得有多离谱——原来等待我们的是比无家可归要糟糕一万倍的事情。
我按下水壶的烧水键，心里想他现在应该到了，但为什么不打电话来？我翻动着书页，小心翼翼地把一层层干枯的纸剥开。帕迪对这条小径的描述跃然纸上，“它先往内陆延伸，然后又陡然上升”。当时我和茂斯站在小径起点处，看到那条曲折的小路沿着近乎垂直的悬崖向上攀升，我们吃惊地翻开帕迪的书寻找相关信息。想到这里，我不禁笑了出来。但随着书页纷纷脱落，各自独立时，我仿佛在页边看到了茂斯。当最后一缕光线消失在地平线上，我们被两张潮湿的尼龙布做成的绿色圆顶帐篷封闭在狭小空间里，我看到他在黑暗中，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注视着我的脸。他一直都是我爱着的那个勇敢坚毅的男人，从未改变。他坐在他的睡袋上，我躺在我的睡袋里，硬撑着沉重的眼皮看着他写字。他就在那里，微笑着在旅行指南的空白处用细小如蜘蛛般的文字记录着我们在悬崖顶上、海滩上、海角和岩架上露营的日子。“安营在莱斯基岩架上，与其说是宿在海边，不如说像宿在海里。”“我太饿了，所以我吃了雷的饼干，我猜她没发现。”“打开帐篷发现我们离悬崖边缘只有一米了。”“黑莓。”“大海就像糖浆，我已经变成了海。”“握着雷的手，游走在万物边缘。”“今天我和乌龟一起散步了。”
我抚摸着褪色的铅笔字迹，想起我们曾一起行走在风雨中。追随着他的脚步，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有大学和小教堂的世界，在那里海岸小径会经过前门，我在等他回家。但他还没打电话来——他究竟在哪儿？
回忆随着书页的翻动而慢慢清晰，第一百四十页：波西拉斯湾。“海豚和涨潮。”“我顶着帐篷跑着离开。”“这是真的吗？”这是那个神奇的时刻，那时我们意识到他是在挑战医生所说的皮质基底核退化症无法治愈，他的健康无法得到改善的说法。那晚我们在月光下逃离沙滩，远离涌来的潮水，把搭好的帐篷举过头顶，学会了如何再次充满期待。徒步旅行结束后，在他开始上大学之前，我们告诉医生茂斯的健康状况是如何改善的，他是如何做了一件件所有专家都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医生却无动于衷。
“如果你愿意，可以开始读，但要做好半途而废的准备。”他在暗示我们，茂斯可能活不到取得学位的那一天。
我们不相信他，也不愿意相信。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攻读学位带来的压力迫使茂斯久坐不动，他在悬崖顶上发现的健康和轻松的状态正在离他远去。寒冬一到，身体的僵硬感不期而至，本就不舒爽的身体连行动也变得愈加缓慢。现在，每天清晨当我看到茂斯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迈出步子的时候，一股强烈的无助感便逐渐在我心里扎根。我开始勉强相信医生所说的话：他可能无法完成学业。但如果他一直像现在这样杳无音信，他肯定完不成。也许我应该每天负责接送他上下学？不行，只依靠他的学生贷款生活的话，我们两个人的生活都会变得很艰难。而且我们负担不起一天两次往返的油费。我需要的只是一套追踪装置。我合上书，一想到有一天茂斯会忘记我们曾经生活的点滴，就不由得悲从中来。我们一同经历的那些清晰的、神奇的、狂野的经历对他来说就会永远消失，只留我一人独守回忆。那一天来临后，这本旅行指南，将成为我们徒步旅行的唯一见证。
话说回来，他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我把灯打开。公寓里的采光很差，才刚刚上午，屋里的光线就变得昏暗不已。我喝完茶，坐在桌旁，透过小教堂高高的窗户凝视着隔壁花园的围墙。它有6英尺高[1]，占据了我一半的视野，但在它上面是种着花园灌木和木兰树的上层平台。一只棕色的大老鼠从常春藤上掉下来，沿着墙头走过来，然后停下，用圆圆的眼睛盯着我，直到它转过身，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去。我打开门看它去了哪里。我能听见它的声音，但看不见它的身影，只看见一堵常春藤墙，离门有一米半远。在教堂墙壁和绿色围墙之间阴暗潮湿的绿色走廊里，我的目光顺着它的轨迹望去，它穿过了常春藤向上爬去，引得树叶沙沙作响。我向上看，在醉鱼草花丛和小教堂屋顶之间，有一条细细的蓝色天空，那里是一个阳光普照、微风吹拂的世界，我知道我必须要到那里去。一种黑暗的压迫感笼罩在我身上，我透不过气，我必须要走出去了。
我抓起外套和电话，急匆匆地跑到街上，打算沿着路一直走到开阔的悬崖边上。自从我们搬到小教堂以来，我便每天如此。这条街道狭窄无比，汽车几乎没法顺利通过，几个人并排行走便会觉得拥挤不堪。人们一边走路，一边交谈，有些人手舞足蹈，做着夸张的手势。我沿街走了一小段路，突然被一种不可抵挡的恐惧感攫住了，我紧紧地斜靠在一排房子的花园墙边，直到人们通通走掉。这是怎么了？我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头上的青筋突突跳动，脸颊也开始发红？肯定不是年龄的原因，因为我已经过了更年期。那我究竟是怎么了？难道我生病了吗？越来越多的人路过我身边，那些吵闹、匆忙的人们。
“你好，今天天气不错。”
我只能低声说一声“你好”作为回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最后鬼使神差地跑回了教堂，砰地关上身后的铁门，消失在水泥小巷里。我躺在公寓的地板上，试着让呼吸平静下来，思绪却飞快地转个不停。慢慢地，头上的血管不再砰砰跳动。我意识到，在我们来到教堂的一年里，除了茂斯和我们的偶尔来访的两个孩子之外，我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独自外出时，我会尽量避免讲话；如果是和茂斯一起，我就会让他去应付。
自从搬来这里，我好像也有过几次和别人交谈的机会。有一次在商店里购物，收银员一边帮我往袋子里塞东西，一边问我：“你现在住在这里吗？我见过你几次。你从哪里搬来的？是从康沃尔（Cornwall）搬来的吗？”她这样问过我很多次，但每次我都避而不谈，只是小声地说声“谢谢你”，拎起购物袋便大步逃离了商店。曾经有过几次，街上有来往的人们在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教堂前驻足，并向我询问它的历史，我说我不确定，但我会转向茂斯，他知道关于这里的一切。每当我离开公寓，我都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状态。当初我们徒步旅行，居无定所，全部家当都扛在肩上，但那时的我却感觉良好。现在一切都在变好，怎么我却只想隐身在人群中呢？过去几个月辛苦建立的自信心仿佛烟消云散，消失在缓缓上升的海雾之中。我坐起来，恨自己不争气，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逃避社交真是太荒谬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找到笔记本电脑，调出了我最近发现的冥想频道。盘着腿的导师用柔和的语调对我说：
“吸气，呼气。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放下所有思绪，呼吸。”
我很擅长冥想。我可以清空我的头脑，有节奏地控制呼吸，在这方面我仿佛天赋过人。但就在我专注呼吸的时候，一阵急促的声响打破了这片宁静，它好似来自我焦灼担忧的内心深处，让我无法忽视，那种深沉的共鸣感像是在寻找一个答案。
电话响了。没错，它终于响了。
“你在哪里？别告诉我你在圣艾夫斯（St.Ives）。”上次他忘记自己要去哪里时，在北海岸的一家咖啡馆给我打了电话，那里离大学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也许这次他又往西走了。
“今天没去。我刚才在停车场碰到了一个同学，她终于鼓起勇气来问我，我在康沃尔做什么，为什么会上这门课。”茂斯发现，要和一屋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起上这门课相当困难，他们似乎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真不敢相信以前居然没人问过你。那你说了什么？”
“和我们徒步时的说法一样——我们卖掉了房子，来这里学习是为了今后教书铺路。”
“倒也不算撒谎，半真半假吧。只是这样一来，其他同学就都会知道了，你能一直编下去吗？”
“这要简单得多，起码我不用跟他们解释我们是怎么变得无家可归的了。但是现在他们可能会认为我是一个正面临着某种生存危机的超级富有的中年人。”
“没错，就是对我们稍微有点误会。”
知道茂斯顺利到达学校后，我一下瘫坐在椅子上，如释重负。要是我能像他那样应对我们生活中的巨变就好了。虽然会偶尔迷路，他却依然保有热情开朗、平易近人、爱讲故事的可贵品质。我们生活中粗糙、扭曲的脉络开始慢慢重新形成，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侵蚀着我内心的平静。不只是茂斯的健康状况，我想还另有他因。今天清晨我的脑中一片混沌，当我打开门，抬起头望向天空，除了由教堂和石墙圈起的一小条灰色矩形之外，别无他物。当我走到人满为患的街上，找不到一丝空间可以独处。在日复一日这样的日子里，我常常沿着小路走到悬崖边上，迎着海风，闭上眼睛，仰起头，感受天气的力量：这让我感到真实。我脑海里的声音总是越来越响，就像正缓缓逼近岸边的一场海上风暴，难道是母亲在对我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的忠告吗？我不知道。
新年开始，我支起帐篷，睡在里面，我以为我已经彻底解决了睡眠难题：我以为我只是怀念帐篷里那种熟悉的感觉，之后一切都会变好。我以为我会睡得更香，变得更强壮，从而能集中精力在村子里经营我们的新生活并且确保茂斯不会走丢。但现在，我躲在卧室角落的绿色圆顶里，远离人群和世界，殊不知几天后我又将面临生命中的另一场巨变，大海和帐篷再次变得遥不可及。
[1] 英尺，英制单位，用于测量长度。1英尺=0.3048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