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历史地理与城市文脉研究
清代广州城市文脉衍化浅析
胡力平
清代的广州，作为一省甚至是两广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随着两广总督衙门长驻于此、清代十三行的开设和粤海关的奠基，成为全国对外贸易唯一的口岸城市。作为南中国的重要门户，广州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从经济的腾飞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清代的广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里不再是南蛮偏远之地，而是商界、士界、文化界的热土。京畿、中原、江南的宦游之士、文人墨客，也不再视岭南为畏途。省内各地的士绅学子、骚人墨客、商贩工匠，也渐多进城谋生就业。本文从岭南内外名人的流动、在广州的落籍情况，以及他们在文化事业方面的建树，一探广州府城文脉的变化。
一 省会的政治文化中心效应
清顺治元年（1644），朝廷在广州设立了广东总督，兼管广西政务，此后曾移驻梧州、廉州、肇庆。雍正十二年（1734）开始，广东总督正式更名为两广总督，自此两广的政务固定由两广总督管辖。随着清朝政局的稳定、总督作为封疆大吏地位的确立，从乾隆十一年（1746）开始，广州成为两广总督府的长期驻地。《广州府志》记载“乾隆十一年，督臣策楞奏请移驻广州，自是历任相沿，不复回肇庆署驻扎”[1]。除了总督府，也有诸多衙门在清初新建于广州：“国初，平靖两藩驻旧城，文职各官衙门俱于新城权设。”[2]
在教育层面，广州也有了重大的变化，如书院的鼎建。
早在宋代，广东便有书院26所，但位于广州城的仅三所，分别是宋嘉定年间创立的位于广州府学后的禺山书院，宋淳祐四年（1244）创立的位于广州府学内的番山书院，以及同是创于宋代位于春化桥北的濂溪书院。[3]元朝修建的8所书院中，无一所位于广州府城。明朝修建的168所书院中，有19所在省城及周边一带，分别是位于都府后街的崇正书院，位于城南药洲西的濂溪书院（重建），位于城北栖霞山的泰泉书院，位于崇报寺的白沙书院，位于小北门的粤洲书院，位于北城的白山书院，位于白云山的白云书院，位于城东的天关书院，位于盐仓街的正学书院，位于城内的五羊书院，位于西濠街的晦翁书院，位于粤秀山下的镇海书院，位于西门外的矩洲书院，位于粤秀山下的迂冈书院，位于粤秀山麓的慎德书院，位于赤山冈的赤山书院，位于承恩里的龙德书院，位于豪贤街的营道书院，位于白云山的云淙书院。[4]
明代梅州地区有濂溪书院，肇庆地区有端溪书院，都是有巨大影响力的一流学府，而广州城内尚未有一流的书院出现，后人所称的广东四大书院：端溪书院、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后三座都位于广州城，都是清代始创。
在明朝书院林立的基础上，清代书院的建设进一步繁荣，一些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书院开始出现在广州城内。如创办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粤秀书院，因为官方的大力支持，迅速发展成为全省文化教育重心。梁廷枏在《粤秀书院志序》中就提到了建书院的缘由：“我朝康熙中圣武奋扬，三孽以次戡定，南洋开禁，海宇肃清，士习醇良，文风丕启，乃因盐署修为讲院，取学使所录优者肄业其中。”[5]越华书院建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由盐运使范时纪和众盐商集资购宅创建，“初设膏火三十名，以为商籍子弟藏修息游之所。”[6]也就是说，是为培育寄籍在广东的商人子弟而建，之后则开放商民两者为招收对象。道光八年（1828），两广总督阮元在粤秀山麓创学海堂，是为“端溪书院、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四书院诸生经学史笔词赋季课公所”[7]。这几所广东地区一流的学府，都是在清代修建并得到蓬勃的发展。清代广州鼎建的书院依次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在广州清水濠建的番山书院；同年在广州南建的穗城书院；康熙二十六年（1687）在广州新城改建的濂溪书院；康熙四十九年（1710）在广州盐运同署建的粤秀书院；康熙五十七年（1718）在广州丰宁寺建的莲峰书院；乾隆二十年（1755）在广州司后街建的越华书院；嘉庆八年（1803）在广州大东门内建的禺山书院；同年，在广州西湖街建的西湖书院；嘉庆十五年（1810）在广州太平门外建的文澜书院；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广州龙藏街建的羊城书院；道光四年（1824）在广州粤秀山建的学海堂；同治六年（1867）在广州粤秀山建的菊坡精舍；同治八年（1869）在广州粤秀山建的应元书院；光绪十三年（1887）在广州西村建的广雅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广州巡抚署右建的增江书院。[8]
因众多书院的建立，吸引了大量省内外儒学大师、著名学者与门生门徒聚足省会，部分人因此举家落户省城，形成了一些书香世家，当然也促进了广州文化学术艺术方面的繁荣。
现据民国年间刘伯骥所著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一书，将清代常居省城的名师整理如下：
表1 清代常居省城广州的名师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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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撰者在序言所称，“所得资料很少……有些资料根本上缺乏无法查得”[9]，故遗漏难免，只有粤秀书院、学海堂等因留下详细的书院志而资料较为详备。有些讲师的名字是用字号来表示，增加了后人考证的困难。如雍正年间粤秀书院山长梁壶州实为梁学源，乾隆二年（1737）粤秀书院山长詹宣亭实为詹志远，乾隆八年（1743）粤秀书院山长梁燮庵实为梁善长，粤秀书院道光八年（1828）山长陈厚甫实为陈钟麟，粤秀书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粤秀书院山长何朴园实为何文绮，禺山书院山长凌端误作何凌端，等等。但仅从表1可知，讲学者不少来自外地甚至是外省的名流，其中还有不少人著书立说。虽然《广东书院制度沿革》一书收录的名人著述有所遗漏，但从山长们大量的著述已可佐证清代广州文化学术方面的繁荣。
二 十三行设立引发的文化现象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由朝廷指定的对外贸易的牙行。随着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上谕的颁布，清朝的对外贸易锁定广州十三行，激活了通往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成为清政府闭关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
所谓十三行，是刚设立时的行商数量，在十三行存活期内，商号有增有减、有进有退，少则数间，多至二十余间，如两广总督卢坤在道光十四年（1834）十二月所奏的《为遵旨查明洋商并无与律劳卑勾结情弊并审拟玩忽洋商片》，开列了一份行商的清单：“惟查捐职布政司理问职衔之洋商严启祥即严启文，于夷目律唠啤[10]来至省外夷馆以前，已知其在该商所保之港脚渔船居住，并不即时禀报，殊属违玩。应革去职衔，照违制律，杖一百，折责发落。总商伍敦元、卢文锦充当洋行商总，于夷目来粤者既不先行查禀，迨节饬传谕，又无能为，实属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散商潘绍光、谢棣华、李应桂、梁承禧、潘文涛、马佐良、潘文海、吴天垣失于查禀，亦属疏忽。”[11]以上所列行商为十一人。
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起从事对外贸易，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一口通关，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南京条约》为止，广州十三行垄断外贸特权达85年。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十三行虽然失去了独揽外贸的特权，但仍有一定份额的外贸生意，在广州乃至珠三角一带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现象。
据《广东十三行考》序篇所记：“又关于十三行之行名人名，彼等所举者，或仅举英文商名，或只举中文姓氏，又或只举其洋行行名，而不及个人姓氏及英文商名，且每多漏误。Cordier所知行商历史较多，彼曾自伍怡和后人伍金城处，得行商名表一纸，但表内名号有错误遗漏者，彼未能改正填补。”[12]序篇对十三行商家名讳、商号、商名、里籍、家世进行了列举以及相关的考证勘误，在《广东十三行考》第三章《广东十三行行名人名及行商事迹考》中，还分为三十四节分别介绍了资元行、同文行、同孚行、义丰行、泰和行、裕源行、丰进行、逢源行、万和行、广顺行、源泉行、而益行、怡和行、源顺行、吴昭平商行、广利行、达成行、义成行、东生行、丽泉行、会隆行、西成行、福隆行、万成行、天宝行、东裕行、东兴行、万源行、茂生行、兴泰行、中和行、顺泰行、仁和行、孚泰行、同顺行、福顺行、东昌行、安昌行、隆记行共三十九家，这些洋行有些数年即破产，甚至未留下商号、商名，有些延续数十年，由富而贵跃升为广州的名门望族，留下了灿烂的文化。
根据《广东十三行考》的内容，可以归纳出历年十三行的行号商名及商人籍贯，笔者又补充行商家族在科举、入仕方面的情况以及文化上的成就如表2所示。
表2 广东十三行行商籍贯、科名与著述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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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彬在考证法国人Coraier《广州之行商》之误时提及：“又以十三洋行商人中，有十二人原籍福建，只易元昌一人为广东土著，又以行商概名某官，为因福建以‘官’作普通称呼云云，均属武断，十三行行商原籍多为福建，诚属事实，然据余所知，在彼所举之十三人中，有三人本为广东籍，一人则为安徽籍。”[13]可知表2未列明籍贯者，亦多为福建籍人。以上记载大致可了解，当年一批批的十三行行商以及通事、买办、办事人员，入驻广州带来了商业繁荣，又努力由商而仕、著书立说，形成了文化效应。
若论十三行洋商在广州的发展，以福建龙溪潘氏为盛。潘氏开基广州河南，为纪念家乡，开村亦名龙溪乡，广筑园宅，建能敬堂祖祠，修《河阳世系潘氏族谱》，开枝散叶。这支潘氏名人辈出，科名之盛，不亚于后世称为“广州第一家族”的高第街许氏。
表3 广州河南龙溪潘氏名人科名功名与著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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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重农轻商，在朝廷的反复盘剥与严酷管理下，十三行的商人不少破产赔累，甚至因犯罪而流放，但也有些家族商而优则仕，晋升了社会阶层，为家族赢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正因如此，行商家族大多重视子侄的教育，争取求仕途、求转型，达到以富入贵的目标。以上的十三行洋商家族中，比较突出的是潘、伍、梁家族，人才辈出；比较特别的是孚泰行的易容之、同顺行的吴健彰两位洋商，直接弃商从政。而泰和行的颜惇恪、顺泰行马仪清、孚泰行的易学清均考取了进士。
还有倪济远，也是住在省城，来自洋商家族的颜嵩年在《越台杂记》里写了倪济远的故事，他可能是来自丰进行的倪文宏或是达成行的倪秉发的家族，或者这两家是同一家族也未可知。只是这些洋行早期已倒闭，洋商被革职和查抄家产，其人其事多已不可考。倪济远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进士，历官广西北流、贺县、恭城知县，著有《茶嵁舍词稿》。[14]
三 八旗入驻广州城引起的变化
据《驻粤八旗志》记载：“八旗地界，谨按省垣自大北门至归德门止，直街以西概为旗境。自九眼井街以东，至长泰里复西，至直街以东，则属民居。”[15]大北门至归德门是广州老城南北走向的中轴线，八旗未入粤时，直街以东为番禺县属地，以西为南海县属地。八旗驻粤后，强占以西的半壁老城。八旗的入驻是在对广州大肆屠杀后完成的。当年人口凋残，锋镝余生之下，不少位于老城西部的原居民不得不另觅住地，或举家返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广州也加快了与北方文化的融合。
清朝前期，八旗子弟只能在籍参加武科考试，至嘉庆年间，这种状况得以改变。《驻粤八旗志》记载：“嘉庆庚申，廷议驻防旗生果有肯读书向学者，准其在各驻防就近应童生试，时满汉各创立义学，延民籍学行兼优之儒为师。”[16]也就是说，从嘉庆年间起，八旗子弟可以在当地参加文科考试。于是，他们在当地建学堂，如“明达书院，在书同巷”[17]，“同文馆，在朝天街”[18]。开馆之后，请地方名儒授课，客观上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此后，居住在广州城的八旗子弟出现了不少文人墨客、饱学之士，名宦名儒蔚为可观，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家族，如诗人名宦徐荣及其家族、商廷修的商氏家族、汉军镶白旗的朱氏家族、护理直隶总督崔永安的崔氏家族、学部侍郎李家驹及其李氏家族、镶白旗汉军谈国楫的谈氏家族。在此，笔者对照《驻粤八旗志》及相关资料，列举八旗主要的几大家族与相关名人。
表4 八旗主要大家族科名、功名与著述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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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驻粤八旗志修于光绪五年（1879），一些清末的资料未收录，故表4中笔者参照其他资料做了补充。
以上所选的几大家族，基本上可以看出他们从武官世家向文官世家的转变。其中徐氏、樊氏家族尤以文学世其家，从不重视读书的射骑为业的军人后裔转为书香之族。也有不少八旗子弟成为书画名家，如商廷修，字梅生，善画梅花，《岭南画征略》有传[19]；还有徐荣，也喜画梅，人称“梅花太守”，《岭南画征略》也有传[20]；《岭南画征略》有传的还有驻粤八旗籍崔永安与刘安科[21]。
四 本省籍名人名族落户省城举隅
清代的省城广州随着经济的复苏与政治的稳定，渐渐会聚了各路名家。
首先是从省内各县乡村入城的本省籍的名人。以画名世的何翀，原为南海县“镇涌堡烟桥乡人，家贫，年十二始入塾读书，九阅月即辞家至会城学画纱灯，师从苏美人”[22]，从此落户省城，成名后在广州河南筑室：“寓河南蒙圣里，颜其室曰‘竹清石寿斋。’”[23]以书法闻名的香山进士鲍俊，也在广州城里建园林：“也园，在大东门内芳草街，道光间香山鲍庶常别墅，中有老榕古干参天。沈荫蔽日，榕之下为榕堂，堂之下为榕塘，塘之上有楼、有亭、有轩、有室。”[24]诗人画家邓大林，原籍香山小榄，搬到省城，“辟地珠江南之芳村，曰杏林庄，以为莳花炼药之所”。[25]“杏林庄诗社在珠江大通寺之西，道光三十四年香山邓大林所辟园，地不多而幽深雅洁，不设藩垣，奇石林立。中有竹亭、橘井、桂径、蕉林诸胜。”[26]
民国时的《番禺县志》还记录了广州城一带有多个诗文词画社，其中“云泉诗社，在白云濂泉间，嘉庆十七年，黄培芳、张维屏、黄乔松、林伯桐、谭敬昭、段佩兰、孔继勋七人创建云泉山馆而结社”。[27]其中黄培芳来自香山仁都，谭敬昭来自阳春城西，孔继勋来自南海孔村。“袖海楼诗社，在永清门外珠江之滨，是许祥光别业。尽取东坡袖中有东海诗意，复室连楹，造构奇巧，陈澧有文纪之，咸丰二年，许裀光复启诗社于此。”[28]许氏原居省城南门外高第街，是居省城的盐商家族，清中叶由潮州府澄海县入籍番禺。本支名人有进士许祥光、许应鑅、许应骙，举人许应铿、许应騋、许炳焘、许应锵、许应銮、许应鎔、许应琮、许应鎕，以及民国名人许崇清、许崇智等，许家后来被誉为广州第一家族。谭宗浚是岭南著名学者谭莹之子，他在《旅寓京邸杂札粤中旧游得诗二十首》中的注释中说明家族的迁徙源流：“余始迁祖卓昂公由新会移居佛山镇大基尾”[29]，“吾家由佛山迁居广州城西丛桂坊者，自大父理问始”。[30]“余家以同治壬戌岁移居聚贤里。”[31]
此外，从清代科举档案也能看到本省一些读书人的迁徙轨迹：举人李宝沅是“从化县监生，世居南海西村乡，现居省城宝庆新街”[32]；举人黎启瑞是“肇庆府高要人，世居省城宝庆新街中约”[33]；举人孔昭仁“南海罗格乡，现居省城南关太平沙”[34]；进士劳肇光本鹤山人，“世居凤溪迁居石溪，现居省城锦荣里”[35]；南海举人周炳麟，“世居沙堤堡上滗坑乡，现住省城河南”[36]；番禺优贡黄章俊，“番禺大朗乡人，现居省城豪贤街尾”[37]；南海举人刘若琨，“世居南海黄鼎司罗格隄田乡，现居省城诗家里”。[38]
园林之盛与文化兴盛同步，因为筑园的文人逸士无不以考科举、结诗社、研学问、修书传世为责为荣。清代广州园林名宅多在河南、西关与南关一带，曾盛极一时。
五 因宦游或经商落籍东粤的外省士族举隅
广州的繁荣还吸引了不少来广东任职的官员在任职期满后滞留不归，其后裔也因此入籍。
嘉庆七年（1802）进士金菁莪，“居省城卖麻街，祖籍浙江山阴”。[39]也是来自盐商家庭，县志：为其作传时有“家本盐箧”[40]一词。这支金氏家族在广州迅速跃起，本支名人有进士金菁莪、举人金菁兰、举人金菁茅、副贡金菁华、举人金铭吉、举人金锡龄、举人金佐基等。
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刘廷鉴，居省垣西关，原籍江西吉安府万安县，他所主修的族谱记载：“粤东省垣西关濒临大海，商贾辐辏，吾族世居此地。”[41]在介绍入粤始祖时记载道：“迁粤一世祖刘琼芳，字于良，号致斋，公原江西万安县百嘉村人，国初流寓入粤，卜居南海西关，勤俭居积遂家焉。”[42]由此可知，刘家是清初入粤做生意，从此在这里生根了，而西关正是广州生意人清代聚居之地。刘廷鉴后官至陕西榆林府知府。
咸丰二年（1852）进士张文泗，祖籍浙江会稽人，“祖介堡，于嘉庆间自浙来粤，为粤海关管库”。[43]可知张文泗的祖父是来广州做官，留居广州的。张文泗在咸丰间任南雄道南书院山长，刘伯骥评价其教学：“论学宗张横渠西铭，教人以通经致用为主。”[44]
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沈锡晋，居广州青云直街沈宅，原籍浙江绍兴，“始祖沈慕夔，任广东博罗善政司巡检”。[45]可见也是宦游入粤，沈锡晋是入粤的第九代。本支名人还有举人沈宗琦、举人沈宗畇、知县沈宗疄等。沈锡晋官至江苏江宁府知府，沈宗琦算是著作大家。
光绪三年（1877）进士凌端，也是居住在广州城里。他“原籍江苏常熟，先世宦粤久，家焉”。[46]可知也是宦粤者的后裔。他历任禺山书院山长、潮州金山书院山长、澄海景韩书院山长、潮阳棉阳书院山长，“工制艺，授徒数十年，磨砻淬砺，成就甚众”。[47]是清代著名的教育家。
光绪六年（1880）进士吴道镕，居广州育贤坊。他著的《澹庵文存》，前文有他的《行状》，开篇就提到：“其先浙江会稽人，业鹾于粤，遂家番禺焉，三传到渭川先生，生三子，君父普庭先生最幼。”[48]可知他是入粤第四代。其父吴学均“业粤鹾，占籍番禺”。[49]可知他们三代为盐商之家，而且是到了父亲这一代才入籍。吴道镕以学者名世，著作等身，他的《广东文征》三十卷为岭南历代雄文汇编的巨著。这些人虽是新移民，但对岭南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六 因游幕举家南迁的江南士族举隅
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陶绍学，《内阁中书陶君墓志铭》一文有记：“君讳绍学，字子政，所居曰颐巢，因以为号，系出晋陶桓公。元末有曰元勋，始入粤，祖汝镇，佐潮州吴太守均，平寇乱，潮人德之，以配太守祀。父文鼎，工诗，世称陶孝子，入祀孝弟祠，自高祖以下四世习名法学，虽幕游居粤仍浙籍，至君始籍番禺。”[50]
道光三十年（1850）榜眼许其光，本钱塘人，《南越游记》有《开眼》一文记载：“国朝岭表科名未及前明之盛，登状元者三人，探花者二人，而榜眼则二百年来虚无其人，俗称广东未曾开眼。道光庚戌科，番禺许叔文其光以第二人及第，群称破开荒焉。叔文先实钱塘人，其封翁游幕于粤者四十年，叔文占籍应童子试，番禺人方力攻之，既与土著者联为宗，始获毕考。”[51]从他入籍的艰难，可知当年科举制度对户籍管理的严格。许其光官至思恩府知府、左江兵备道，曾任学海堂学长。
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史澄，“原籍江苏溧阳，徙浙江会稽，曾祖积厚，游幕至粤……以侨寓久，占籍番禺”。[52]史澄也是以教育名世，曾任惠州丰湖书院山长、肇庆端溪书院山长、广州粤秀书院山长。该支名人有史善长、史致祥、史悠晋、史悠履、史久鉴、史坚如等，在广州越秀山麓建有继园，东关有味根园。
咸丰六年（1856）进士叶衍兰，其孙叶恭绰曰：“高祖枫溪公幕游粤中，遂家焉。”[53]可知叶氏也是来自幕府之家。叶衍兰擅画，绘有《清代学者像传》，有《秦淮八艳图咏》《旧雨联吟》《粤东三家词钞》等。其孙叶恭绰曾任民国交通部总长，在文化界也多有建树。
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邱先德，“其先由闽杭迁粤，籍梅州，父某游幕羊城，遂注籍本邑”。[54]邱氏的祖籍不太清晰，或先从闽迁杭州，再南迁广东的梅州。有清晰记录的是，其父是因做师爷至广州后再入籍的。邱先德曾任广州粤秀书院山长、惠州丰湖书院山长、韶州韶阳书院、番禺禺山书院山长、顺德凤山书院山长。“生平最深于《易》，亦精于韵学，持重老成，不尚智术。有《滋畲制义》，《增订韵文辨同》。”[55]可见也是深孚众望的教育家。
道光六年（1826）进士陈其锟，“先世浙江山阴人，祖世熙乾隆间以名诸生游幕粤东，积三千金拟返里，友人某以事被诬陷狱，倾囊为赎锾，因不得归，遂家番禺”。[56]这位无钱返乡的师爷因为出了个进士的孙子，从此也成为广州名族了。
学者汪瑔也是来自一个典型的游幕家族。其祖父汪炌在嘉道年间“历参督抚廉访幕，公卿倒屣争迎”。[57]父汪鼎道光咸丰年间在顺德、清远、信宜、南澳等地为幕。汪兆镛为汪瑔侄子，年谱记述他从4岁起就“随府君航海赴茂名县幕，轮舶中受风寒咳吐血……5岁，冬，读山二伯父偕炜南兄自绍兴来，时府君客信宜县幕，兆镛入塾读书，二伯父督课……7岁，住家县交卸，盗风炽，路阻，随府君至罗定州城，寓黄家祠，旋随侍返省寓大石街，数日随府君客增城县幕……8岁，随府君客开平县幕……9岁，寓抚院前三多里，府君客赤溪县幕……10岁，随府君客陆丰县幕，太夫人喜饮酒，兆镛自塾师归，侍命侍坐于旁，为讲故事，并教以立身行己之道，能领悟，即喜饮之以酒，久之颊识酒味……11岁，母卢氏殁，庶母吴氏来，九月自陆川返省寓正南街，炜兄赴新宁兰圃十二伯父处学幕。……12岁，随府君客德庆州幕，……13岁，侍府君返广州……14岁，随府君客增城县幕，……15岁，随府君客雷州府幕，……16岁，二伯父命谒海康训导张松圃琴从学时文……17岁，侍府君返省住豪贤街，偕莘伯兄从番禺郑玉山权读书，娶陈氏，随府君客博罗县幕”。[58]从年谱可见，为幕客真是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汪氏入粤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文化事业方面很快崭露头角。汪瑔著有《随山馆诗简编》《随山馆诗丙稿》；从子汪兆镛更是著作等身，不仅有《诵芬录》《微尚斋杂文》《微尚斋诗续稿》等诗文遗世，还有《岭南画征略》《岭南画征略续录》《校记》《画人疑年录》《碑传集》等对岭南乃至全国文献整理的成果。
道光九年（1829）进士桂文耀，原籍浙江慈溪，曾祖父桂应和“由湖南幕游粤东，兼业盐箧。卜居城西土地巷”[59]。祖父桂鸿，“少随父在州县幕，习法家言，时大兴朱珪抚皖，委谳局，审案多所平反，大吏才之”。[60]该支名人还有副贡桂文烜、举人桂廷銮、举人桂文灿、举人桂坛、进士桂坫、算学家桂坤等。该家族以长于治学与考据著称，其佼佼者尤推桂文灿，县志载其著述有数十种[61]。
曹秉濬、曹秉哲兄弟都是同治年间进士，居于都府街曹宅，原籍江宁上元县，始迁祖为高祖曹廷，在“康熙雍正间由本籍游幕入粤，侨居省城四牌楼”[62]，可知当年入粤是当幕客。在广州站稳脚跟后曹氏就涉足商界了，县志在为其从兄曹秉仁作传时记：“家世鹾，为办事总商数十年。”[63]可知曹家已从幕客改行成为广州著名的盐商家族。本支名人还有举人曹文杰、山西冀宁道曹受培等。
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张学华，原籍浙江丹徒，世称京江张氏，居广州德源里，“祖恩诏，太学生，议叙兵马司吏目，游幕来粤”。[64]“先世镇江望族，父恩诏，始来粤客卢敏肃公坤、朱庄恪公桂桢、祁恭恪公贡（
）幕。值岁饥筹办赈务，全活甚众，客粤久，遂为邑捕属人。文鉴少好学，试于有司，屡不获售，乃亦橐笔佐幕，始客肇庆府……咸丰同治间入总督幕，所主为毛公鸿宾、晏公端书、劳文毅公崇光，刘武慎公长佑、瑞麟总督。”[65]张学华辑《甘肃地理志》，并有《粤海潮音集》《采薇百咏》《暗齐稿》《张提法公（学华）年谱》等遗世。
同样来自幕客世家的徐灏家族，其侄徐铸的朱卷档案里有“祖居广州府老城内，仓连街仁和里，现居大北门内西华二巷”[66]的说明。太高祖徐廷发著有《可圃诗存》，“朱启连有跋云：‘可圃徐先生，亡友雨仁上舍之高祖也。徐氏世多簪缨，近百年来游幕者皆有名于粤，子远郡守最著，芷卿贰尹为上舍之弟，郡守之从弟……先生生当雍乾间，亦游幕于诸行省。’”[67]至高祖徐兆“由浙游幕留粤”[68]，该支名人有举人徐灏、举人徐铸、举人徐绍桓、民初广东省省长徐绍桢、学者徐信符等。不但徐灏著作等身，徐绍桢也是学问大家。一直到民国，徐氏家族在广州地区官界、学界都影响巨大。
小结
本文只是从清代广州政界、商界、学界、教育界几个角度旁搜资料，试图展现清代广州文化、学术、教育方面的现象与成因，而且着重是从外省外县进入广州城的名人及其家族。至于一些影响较大的老广州人，并未列入。许多名人园宅、名人著述、名人家世履历，也未一一梳理出来。随着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广州的繁荣渐渐被上海取代，到了清末，许多粤人或已入粤籍的“新”广州人，不少又随着广州的衰落而弃它而去，或出洋发展，或往京沪开拓新的天地。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决定着民众的迁徙轨迹，从清代外籍民众徙居广州的轨迹，或可为鉴。
（胡力平：自由撰稿人。广州市言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州市花都区政协文史专家委员会委员）
[1] 光绪《广州府志》卷六十五，建置略二，第1页，《中国方志丛书》第一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第93页。
[2] 光绪《广州府志》卷六十五，建置略二，第1页，《中国方志丛书》第一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第93页。
[3] 以上书院载（民国）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9页。
[4] 以上书院载（民国）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6—38页。
[5] 《粤秀书院志》第1页，赵所生、薛正典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三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6] 光绪《广州府志》卷六十六，建置略三，第18页，《中国方志丛书》第一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第125页。
[7] 光绪《广州府志》卷六十六，建置略三，第19页，《中国方志丛书》第一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第126页。
[8] 以上书院载（民国）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47—77页。
[9] （民国）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自序”第3页。
[10] 以上“律”字原有口字旁。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12] （民国）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国立编译馆1937年版，第1页。
[13] （民国）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国立编译馆1937年版，第2页。
[14] 倪济远，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味辛堂诗存》，见《广州大典》第458册，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547页。
[15] 光绪五年《驻粤八旗志》卷二，建置，地界，第1页，《近代史料丛刊三编》第8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16] 光绪五年《驻粤八旗志》卷三，建置，学馆，第16页，《近代史料丛刊三编》第8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17] 光绪五年《驻粤八旗志》卷三，建置，学馆，第16页，《近代史料丛刊三编》第8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18] 光绪五年《驻粤八旗志》卷三，建置，学馆，第16页，《近代史料丛刊三编》第8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页。
[19] 《清代传记丛刊》第80册，（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279页。
[20] 《清代传记丛刊》第80册，（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242页。
[21] 《清代传记丛刊》第80册，（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279页。
[22] 宣统《南海县志》，卷二十一，列传，第8页，《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181号，第1736页。
[23] 民国《番禺河南小志》，卷八，人物，《海上明珠集》，广州市珠海区人民政府1989年编印本，第243页。
[24] 民国《番禺续县志》卷40，古迹，园林，第20页，《中国方志丛书》，第4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569页。
[25] 民国《香山县志续编》卷16，杂记，第13页，《中国方志丛书》，第111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595页。
[26] 民国《番禺续县志》卷40，古迹，园林，第26页，《中国方志丛书》，第4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572页。原文道光三十四年有误，道光无三十四年。
[27] 民国《番禺续县志》卷40，古迹，园林，第26页，《中国方志丛书》，第4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572页。
[28] 民国《番禺续县志》卷40，古迹，园林，第26页，《中国方志丛书》，第4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572页。
[29] 《荔村草堂诗钞》卷六，第12页，《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3册，第78页。
[30] 《荔村草堂诗钞》卷六，第12页，《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3册，第78页。
[31] 《荔村草堂诗钞》卷六，第13页，《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3册，第78页。
[32] 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93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7页。
[33] 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96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34] 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70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35] 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15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36] 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29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页。
[37] 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52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3页。
[38] 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69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页。
[39] 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91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40]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二九，人物国朝，第6页，《中国方志丛书》，第4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41页。
[41] 《万安刘氏南海族谱》，第5页，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七编，第348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42] 《万安刘氏南海族谱》，第27页，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七编，第348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43]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人物，国朝，志三，第37页，《中国方志丛书》，第4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74页。
[44] （民国）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68页。
[45] 《清代朱卷集成》（342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46]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人物，国朝，志三，第37页，《中国方志丛书》，第4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74页。
[47] （民国）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88页。
[48] 《澹庵文存》卷二，第6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页。
[49]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人物，国朝，志三，第37页，《中国方志丛书》，第4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274页。
[50] 《澹庵文存》卷二，第6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73页。
[51] （清）陈徽言：《南越游记》卷三，第3页，《丛书集成续编》第234册，（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页。
[52]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人物，国朝，第20页，《中国方志丛书》，第4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65页。
[53] （民国）叶恭绰：《遐庵汇稿》中篇，诗文，《先君仲鸾公家传》第504页，《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54] （同治）《番禺县志》卷四十五，列传，第6页，《中国方志丛书》，第48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564页。
[55] （民国）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83页。
[56]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十九，人物，国朝，第9页，《中国方志丛书》，第4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43页。
[57] 《番禺汪氏族谱》，第664页，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第七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8] 《微尚老人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7页。
[59] 《清代朱卷集成》第345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页。
[60] 同治《南海县志》卷十三，第16页，《中国方志丛书》第50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28页。
[61] 宣统《南海县志》卷十一，艺文略，第1、3、4、5、6、7、8、9、10、11、18、20、21、25、27、30、46页，《中国方志丛书》，第181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974、978、979、980、981、983、984、985、986、987、989、991、993、1006、1007、1011、1013、1022、1026、1032、1083页。
[62] 民国《重修禺山曹氏家谱》卷二，世传，第三世，1919年雕版，无页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本。
[63]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二十四，人物，国朝，志七，第16页，《中国方志丛书》，第4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19页。
[64] 《清代朱卷集成》第71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65]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一，人物，国朝，张文鉴传，第9页，《中国方志丛书》，第4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79页。
[66] 《清代朱卷集成》第344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67]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三十一，艺文，集部，第8页，《中国方志丛书》，第4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396页。
[68] 《清代朱卷集成》第344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