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主权研究的开拓者
——纪念导师韩振华先生诞辰100周年
李金明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一 韩振华先生的生平简介
韩振华先生，原籍海南省文昌县，1921年6月生于福建省厦门市，1993年5月卒于福建厦门。1945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历史系，1948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研究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分别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和南洋研究所担任教学和科研工作，历任讲师、副研究员、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6年以后，韩振华先生先后担任过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及负责人。曾任国务院第二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组）成员、中外关系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国际航海史学会（本届会址设在比利时）执行委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福建省东南亚学会理事长、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中国人类学学会理事、中国海洋法学会高级顾问等职。
二 韩振华先生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和历史地理考证等方面的贡献
韩振华先生擅长中外交通史研究和历史地理考证，其代表作《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1]，对《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末段的记载进行考释。这条史料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与东南亚、印度关系史上最早见诸文字的正式记载，有不少中外关系史专家曾为这条航线的考释发表过精辟的见解。韩振华先生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时汉使是沿着印支半岛东海岸，取道暹缅古道的三塔道进入缅甸，然后利用季风驶船于孟加拉湾，到达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康契普腊姆）。返程则是取道于马来海峡，利用季风驶船，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到达中国最南端的日南象林界。
韩振华先生的另一代表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研究》[2]，主要是依据万震《南方异物志》与《太清金液神丹经》，把横越马来半岛地峡及其东通扶南、交州，西通印度、大秦，远至阿拉伯隐章这一条路线所经诸地一一进行考释。认为在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之前，在阿拉伯半岛、红海之滨的隐章早已与斯调（今斯里兰卡）有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由斯里兰卡（斯调）再航行至句稚，横越马来半岛至典逊，出涨海（南中国海）到扶南（今柬埔寨）、林邑（越南中部），最后抵达中国南部的萧梁国。这就是自阿拉伯半岛航行到中国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韩振华先生的再一代表作是用英文撰写的《唐代诃陵（闍婆）新考》[3]。后经李金明教授译为中文，收入韩振华著《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主要内容是考证从7世纪至9世纪上半叶，中国史书上记载的诃陵即英文文献记载的闍婆，是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上的一个国家，它与北宋时期位于爪哇岛上的闍婆不是同一个国家，不能混为一谈。
除此之外，韩振华先生对我国古代航海使用的一些仪器，例如量天尺、水时计、火时计等，亦有独到的研究。众所周知，我国古代与东南亚的交通往来，主要是借助于帆船为工具。我国的航海者在茫茫大洋之中，如何利用北极星进行导航？如何利用简陋的仪器来计算航程？韩振华先生在其撰写的论文《我国古代航海用的量天尺》《我国古代航海用的几种水时计》和《我国古代航海用的几种火时计》中，分别对这些简陋的航海仪器的原理、应用作了探索，说明这些仪器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是我国古代航海者的智慧结晶。
对于学术界争论的有关1973年12月在美国加州发现的穿孔石器问题，韩振华先生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论美国加州深海发现的圆饼形中心穿孔石器》[4]一文中，广泛引用中外史料，提出加州穿孔石器不是中国石器，也不是石碇，而是美洲本土的辗轮石。随着美洲太平洋地区农业和农业加工工具的发展，距今五六千年前，它已在美洲由南而北传播开来，亦即由南美洲秘鲁热带区，向北传到厄瓜多尔和美国加州陆上，这块被发现的辗轮石有可能是在一次航海事故中，被沉入加州深海海底。
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研究方面，韩振华先生也做出较大的贡献。郑和下西洋是明初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明史》记载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广十八丈”是否符合事实，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论未决的问题。韩振华先生在《论郑和下西洋船的尺度》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我国古代各种帆船的长宽比，认为郑和下西洋宝船的尺度，所谓“长四十四丈四尺，广十八丈”，这不是实际的长度与宽度，在古代木帆船的长度不可能有超过100米。于是，韩先生认为，所谓宝船宽18丈，是宽乘深的积数18丈，一般说来，宽与深的尺数是相等的，故18丈的开平方，就是深、宽各得4.23丈。长44.4丈是长乘宽的积，得44.4丈，亦即长10.5丈乘宽4.23丈得44.4丈。中国古代以丈量船来收船税，就是以船的长乘宽所得的尺数，每丈应纳税多少两银来计算，无论中外记载都是如此说法。因此，下西洋宝船绝对没有长44.4丈、宽18丈这样的尺度，只能作长乘宽的积数为44.4丈，宽乘深的积数为18丈。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问题，韩先生在《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一文中，亦分析了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经济多于政治。其经济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打开一条通往西洋诸国（指印度洋上的国家）的海上航道，不让它继续受到盘踞在三佛齐（旧港）的中国走私商人的梗阻，使西洋诸国与明朝的朝贡贸易能畅通无阻；另一方面是为了使明朝能主动地派遣船只，以武装护航前往西洋诸国贸易的商船，从而达到明朝政府以对外贸易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目的。因此郑和下西洋可以说是官方的对外贸易和私人的走私贸易之间的一场斗争。除此之外，当然也包含有耀威异域，获得万国来朝的美名，从而达到巩固明朝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但这种政治目的是建立在经济目的的基础上，换言之，如果没有下西洋的经济目的，也就不会有其政治目的。
三 韩振华先生开创南海历史主权研究的先河
1974年西沙海战后，为了维护我国南海的主权不受周边国家的侵犯，在有关部门精神的指导下，韩振华先生连同林金枝、吴凤斌两位教授开始到全国各地收集有关记载我国南海诸岛的中外历史资料。在收集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广东省博物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南特别行政区外事办公室、琼海县人民政府、文昌县人民政府、广东省西沙、中沙、南沙群岛人民政府、北京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图出版社、江苏省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国家海洋局科技情报研究所、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收集的历史资料共达60多万字，其范围包括图书、杂志、方志、地图、档案、手抄件、影印件、剪报及调查材料等，汇集成《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一书，1988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外事部门对该书的出版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这本史料汇编汇集了广泛的材料，以充分的事实表明我国对南海诸岛所拥有的主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书已成为研究中国南海主权历史的学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之一。
《汇编》以大量的史实证明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开发和最早经营的。在南海诸岛至今还保存有不少明清时期的珊瑚庙，清代海南岛渔民留下的房屋、水井和椰子树等。有些海南岛渔民还为开发南海诸岛而献身，就埋葬在岛上。例如在南沙群岛的北子岛，就有两座清代中国渔民的坟墓，一座是同治十一年（1872）的翁文芹，另一座是同治十三年（1874）的吴某。20世纪初（1918），日本人小仓卯之助到南沙群岛进行所谓的“探险”。他在双子礁上就看到三位海南岛渔民在那里居住。在小仓所著的《风暴之岛》一书中，还附有一张海南岛渔民手绘的南沙群岛图，图上的10个岛礁名称都是用渔民习惯用的名字，例如罗孔（今马欢岛）、铁峙（今中业岛）、黄山马峙（今太平岛）等等。
除此之外，《汇编》也列举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人员也在西沙群岛的许多岛礁上发掘出的大批文物和渔民生活遗址，这些都是我国渔民开发西沙群岛的有力见证。其中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北礁等11个岛礁和礁盘发现陶瓷器2000多件，其年代自南朝、隋、唐、宋、元、明、清均有；其产地大多出自广东、福建和江西等地。这说明大抵自南朝（420—589）起，我国人民就已在西沙群岛一带活动了。另外，在甘泉岛也发掘出一座唐宋时期的居住遗址，出土了大批的唐宋瓷器，同时还发现了铁刀、铁锅等生活用品等。这些瓷器的特征与唐宋时期广东窑场的产品相似，可见其主人有可能是从广东到甘泉岛上居住的渔民。
《汇编》还列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事实。例如，1911年广东省政府就宣布西沙群岛属海南岛崖县管辖，1921年南方军政府又重申了这一政令。当时的中国政府为加强对西沙群岛的开发和建设，亦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如1933年广东省建设厅制订出建设西沙群岛的计划；1936年，中国政府根据1930年在香港召开远东气象会议的决议，在西沙群岛建立气象台、无线电台和灯塔，以便利与各地通讯联络，指挥海上的船舶航行。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政府设立由内政部、外交部、海军部、教育部等机构组成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全国各地出版的水陆地图。该委员会分别于1934年12月和1935年3月间举行了两次会议，专门审定中国南海各岛屿、沙洲、暗礁、暗沙和暗滩的名称132个，分属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编印《中国南海各岛屿图》，详细标明南海诸岛各岛、礁、沙、滩的名称和位置。
另外，《汇编》也列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海诸岛一度被日本侵占的状况。说明1945年日本投降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政府于1946年11月—12月间，由内政部会同海军部委派肖次尹和麦蕴瑜为接收西沙、南沙群岛专员，分乘永兴、中建、太平、中业4艘军舰前往接收，并在岛上举行接收仪式重竖石碑，碑文为“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和“南沙群岛太平岛”。这些主权碑至今仍竖立在永兴岛和太平岛上，可作为历史见证。随后，中国政府再次将西沙、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省管辖，使这些曾被外国侵略者非法占据的群岛重新回归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
四 韩振华先生一行在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作实地调查
1977年6—7月间，韩振华教授一行到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石岛、东岛、琛航岛、广金岛、金银岛和珊瑚岛作实地考察；又在海南岛的文昌县铺前公社、龙楼公社、文教公社、清澜公社、东郊公社以及琼海县潭门公社，调查了几十位富有经验的老渔民。
在调查中，了解到渔民蒙全洲的祖父蒙宾文自年轻时[大约在清嘉庆（1796—1820）年间]，就由同村老渔民带到西沙、南沙群岛捕鱼，在南沙的黄山马、奈罗、铁峙、第三、南密、秤钩、罗孔、鸟子峙等岛都住过，且在南沙一些岛上挖水井，种番薯、冬瓜、南瓜等。蒙全洲本人在十六七岁（1901年左右）就跟随父亲到南沙捕鱼，他说住岛的人在第一年冬季带足米、盐等生活必需品去，第二年不回来就住在岛上，生活所需的物品就开单托人带回海南岛，待来年来南沙捕鱼时带来。他还说，在南沙有人住的地方就有庙，是住岛的人随手搭盖，并写上神名，如祖辈相传遇难的“108兄弟公”，敬奉祭祀它们就会保佑你平安。
调查的另一位渔民符用杏是文昌县龙楼公社红梅大队人，当年已91岁，祖辈以捕鱼为生。其伯父符世丰从清同治年间（1862—1874）起就在西沙、南沙捕鱼，后来当了舵工，替铺前人开船；其父亲符世祥也在同治年间还不到20岁就跟铺前人到南沙捕鱼。听他父亲说，铺前人去南沙捕鱼的很多，他到铁峙（中业岛）时，已见到铺前渔民在该岛种有许多地瓜。据符用杏说，海南岛有许多渔民死在南沙群岛上，仅红海大队就有林书奇，死在南沙群岛的海上；许梓柱，与他同村，死在南沙前往新加坡的海上；符香芹，死在从南沙回海南的海上。出海经常会遭到风浪，有一次从清澜开船到南沙，途中遇到大风，船上的东西都翻了，他们乞求“108兄弟公”保佑，在海上漂流七天七夜，最后飘到越南，幸好人都活着。
韩先生他们当时在海南访问的渔民，还有琼海县潭门公社潭门大队的彭正楷，当年已75岁，祖辈都在南海诸岛从事捕鱼生产；文昌县东郊公社良田大队的王安庆，当年64岁，长年居住在南沙群岛岛礁上；琼海县河潭门公社草塘大队的柯家裕，当年71岁，年青时就到南沙群岛捕鱼，并在小奈罗岛上连续住了两个年头；文昌县龙楼公社龙新大队的梁安龙，当年74岁，在22—25岁时前后曾4次到南沙群岛捕鱼；文昌县龙楼公社龙新大队昌美村的符国和，当年72岁，从24—30多岁到南沙捕鱼前后达七八年之久；琼海县潭门公社草塘大队的张开茂，当年58岁，自12岁就到西沙群岛捕鱼，18岁到南沙捕鱼，直至日本侵占海南岛后中断。这些海南渔民在西沙、南沙群岛的亲身经历，见证了中国对西沙、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他们才是南海诸岛的真正发现者与开发者。
五 韩振华先生一行在访问海南渔民的过程中，看到了渔民在船上使用的《更路簿》
这些《更路簿》是渔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抄本，它记载了渔民从海南文昌县的清澜港或从琼海县的潭门港起，航行至东南亚各地，尤其是航行至西沙、南沙群岛，以及在西沙、南沙群岛之间的航行针位和更数，其中记录了渔民在西沙群岛习惯航行的地名33处，在南沙群岛航行的地名72处。这些《更路簿》没有首创者的姓名，仅有抄者或保存者的姓名，估计最初是有人写成稿本，后来在相互传抄的过程中，渔民们根据自己的航行实践不断进行修改补充，最终形成了大同小异的各种抄本。韩振华先生他们当时看到的《更路簿》有如下4本：
（一）苏德柳抄本的《更路簿》
据苏德柳讲，这本《更路簿》是他父亲当年从文昌县老渔民的抄本转抄过来的，根据他本人50多年的航行实践，证实《更路簿》中有关往来西沙、南沙群岛的航行针位和更数是正确的。全书涉及的地名有220多个，由8篇文章组成。重点是前面两篇：第一篇西沙更路共29条，讲渔船从潭门港开航到西沙群岛以及在西沙群岛各岛礁之间的航行更路，记录了海南渔民俗称西沙群岛的地名共17处；第二篇南沙更路共116条，讲渔船从三圹（今西沙群岛的蓬勃礁）往南沙群岛的双峙（即双子礁）以及在南沙群岛各地之间的航行更路，记录了海南渔民俗称南沙群岛的地名共65处。
（二）许洪福手抄的《更路簿》
这本《更路簿》是琼海县潭门公社草塘大队许洪福手抄，许本人已去世，1975年11月12日由其子许开创将该书献给海南特别行政区水产研究所。该书由两篇文章组成，重点是后面一篇。第一篇《东沙头更路》共67条；第二篇《北海更路》注明共153条。这两篇讲的是渔船从西沙群岛的三圹（即蓬勃礁）、白峙仔（即盘石屿）往南沙群岛的奈罗（即双子礁）以及在南沙群岛各岛屿之间的航行针位和更数。记录了西沙群岛的地名3处和南沙群岛的地名73处。
（三）郁玉清抄藏本的《定罗经针位》
该抄本系琼海县潭门公社潭门大队郁玉清抄藏，共由6篇组成，重点是后面两篇。第五篇东海更路36条，讲渔船从潭门港开航至西沙群岛以及在西沙群岛各岛礁之间的航行针位和更数，记录了西沙群岛的习用地名17处；第六篇北海更路65条，讲渔船从西沙群岛的白峙仔（即盘石屿）往南沙群岛的双峙（即双子礁）以及在南沙群岛各岛礁之间的航行针位和更数，记录了南沙群岛的习用地名共51处。
（四）陈永芹抄存的《西南沙更簿》
该抄本为文昌县东郊公社良山大队陈永芹保存，据说是从铺前港传过去的。由两篇文章组成，仅有1000多字。第一篇《去西沙群岛》共16条，讲渔船从文昌县清澜港开航到西沙群岛，以及在西沙群岛各岛礁之间的航行针位和更数，记录了西沙群岛习用地名14处；第二篇《往南沙群岛》共83条，讲渔民从西沙群岛的白峙仔（即盘石屿）往南沙群岛的双峙（即双子礁）以及在南沙群岛各岛礁之间的航行针位和更数，记录了南沙群岛习用地名52处。
除了上述四本《更路簿》外，韩振华教授一行还看到海南岛老渔民符宏光1935年绘制的《西南沙群岛地理位置略图》。符宏光当年60多岁，是一位具有长期航海经验的“航海通”，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各岛礁的地理位置十分熟悉。这份海图长107厘米、宽79厘米，是他在1935年绘制的。绘制时，他参考了古代记载的航海针位和更数，并结合自己的实践，图中除标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共81个海南俗称的地名（其中西沙群岛地名18个，南沙群岛地名63个）外，还附上指南针（即罗经）的方位图。另外，他们还在老渔民郁玉清家中看到一份他收藏的19世纪末英国出版的海图，在西沙、南沙群岛各个岛礁上，郁氏都有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标上海南渔民的俗名。这些俗名对后来统一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的正式命名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六 韩振华先生对南海诸岛主权研究的贡献
1979年9月28日，越南外交部公布了一份题为《越南对于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的白皮书，将其古书中记载的黄沙、长沙说成是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妄称什么19世纪时嘉隆皇帝就已占领了帕拉塞尔群岛等等。为了驳斥这些谬论，韩振华先生广泛引证了中外有关的史籍记载，撰写了《古“帕拉塞尔”考（其一）——17—19世纪中叶外国记载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一文。明确指出：“18世纪10年代，英国的汉米尔顿船长所说的帕拉塞尔，是包括与下面这些岛屿平行的一个危险区，即其南部的平顺地岛（Pullo Secca de Terra）、平顺海岛（Pullo Secca de Mare），以及其北部的羊屿（Pullo Gambir）、广东群岛（Pullo Canton）和占婆岛（Champello）。它们与帕拉塞尔相当靠近又相互平行，显然与我国的西沙群岛无关系。”此外，他又说道：“嘉隆王于1816年占领的是指地图上绘的一只脚形状的帕拉塞尔，它与交趾支那海岸平行，靠近海岸不远。从他所提供的经纬度来看，这个被占领的帕拉塞尔群岛，既在东经109.2°和止于北纬11°左右。那么这个地方比较接近的经纬度，有可能是指西色尔·地岛（Pulo Cecir de Terre）……所以在1816年嘉隆王所占领的，就是包括北纬11°左右帕拉塞尔南端的西色尔·地岛（亦称平顺地岛）在内的一些岛屿。”
接着，韩先生又撰写了《古“帕拉塞尔”考（二）——16、17—19世纪中叶外国地图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文中谈到：“历史上的帕拉塞尔，或者是西方人所记述的Pracel，自16世纪以来到19世纪20年代，它所指的地区在北纬10°、11°、12°至16°—17°，东经109°—110°，它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而是指位于西沙群岛西南端以外并被认为是南北走向的航海危险区帕拉塞尔。事实上，自19世纪20年代左右它被确认为纯属虚构的海中危险区后……帕拉塞尔一名才逐渐移称于我国西沙群岛，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帕拉塞尔一名才专指我国的西沙群岛。无数的史料都证明，16世纪至19世纪20年代左右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当然，所谓嘉隆王占领的帕拉塞尔更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韩振华先生这两篇论文后来被收入由他汇编的《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该书被作为优秀著作由国家教委高教一司收入《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选编（第二辑）》。
1980年4月5日，《光明日报》刊载了韩振华先生的文章《西方史籍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西沙群岛——揭穿越南当局张冠李戴鱼目混珠的手法》。文中列出四点证据证明西方史籍所述的“帕拉塞尔”与中国的西沙群岛无关：1.中国西沙群岛的位置是在东经111°10′至112°55′，北纬15°47′至17°8′，而旧帕拉塞尔的位置是在东经110°至111°，北纬12°至16°30′，两者位置并不相同。2.直到19世纪初，英国船长罗斯和穆罕等人于1817年结束了对海南岛和西沙群岛的一系列调查之后，西方国家的图籍才开始把帕拉塞尔的范围向北延伸。这时，我国西沙群岛才开始被列入帕拉塞尔范围之内，作为构成帕拉塞尔最北部的一段。3.自从罗斯船长的报告发表之后，即到了19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一些地图就不再靠近越南中部海岸之处画出旧帕拉塞尔这个危险区了，而是把它向东北移，移到今天的西沙群岛。这时，帕拉塞尔这个地名才开始用以指称我国西沙群岛。4.法国主教塔伯尔1838年在《交趾支那地理札记》一文中称：“1816年越南嘉隆王庄严地在那里插上它的旗帜，并正式占有这些岩石，大概不会有任何同他就此发生争议。”……所谓“1816年嘉隆王占有帕拉塞尔”这件事，在越南自己的史籍中根本找不到。即使他真有占领过帕拉塞尔，那也只能是靠近越南中部海岸的旧帕拉塞尔，而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
韩振华先生这些论点为1980年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所采纳。为了表彰韩振华先生为捍卫我国南海主权所做出的贡献，外交部特发“外交部〔80〕部国字第0195号”公函给厦门大学，表彰“韩振华、林金枝、吴凤斌三同志，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工作，为我国对外斗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七 韩振华先生培养了中国大陆专门史专业第一位博士
韩先生是1980年开始招收专门史（中外关系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招收博士研究生。本人有幸成为韩先生培养的中国大陆专门史专业第一位博士。为了继承韩先生开拓的南海主权方面的研究，我于1994年申请到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南海疆域研究”，把南海主权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南海疆域，将国际法、海洋法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使南海主权的论证更具法理依据。该项目于1998年完成后，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全国社科规划办于1998年6月24日在《成果要报》第10期，以《〈中国南海疆域研究〉为捍卫我国海洋权益解决南海主权争议提供依据》为题，专门介绍了该成果，并提请中央领导人、中央各部委等作决策性参考。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王毅看了之后颇为重视，指示亚洲司对这期《成果要报》继续深入研究。该成果也受到福建省政府的重视，荣获福建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并被福建省社科规划办评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
为了表彰我在维护南海主权方面的研究，1999年国家社科规划办特批给我另一项目“南海争端与国际海洋法”。2002年该项目完成后，全国社科规划办同样于2002年3月22日在《成果要报》增刊第2期，以《南海海域划界与争端处理的对策建议》为题介绍了该成果，并上报中央领导人、中央各部委等。
在有关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以及海洋法公约与南海争议问题的研究，我于2003年在国际海洋法权威刊物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34，No.3-4）发表了英文论文 “The Dotted Line on the Chinese Map of the South China Sea：A Note”，论述了我国南海地图上“9条断续线”的由来、沿革、内涵与法律地位，认为它具有两重性质，既确定了我国南海诸岛的范围与主权，又起到了我国南海疆域线的作用，可称为“南海传统疆域线”。该论文在国际上引起较大的反响，被SSCI国际检索系统收入（检索号：03960511）；同时也被法国出版的《国际政治科学文摘》（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2003.10.6）转载。该文摘主编来信写道：“我们很高兴能使这样的文章引起全世界同行学者的关注。”另一篇发表在《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的论文《海洋法公约与南海领土争议》，被选为《中国学术年鉴（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度边疆史学科优秀论文，并入选该《年鉴》2005年卷。
结论
韩振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外关系史学家，他擅长于中外交通史研究和历史地理考证。对于中国史书上记载的西汉时期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等都做过精辟的考证。在科技史研究方面，诸如我国古代航海使用的量天尺、水时计、火时计等亦有独到的研究，认为这些仪器的使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是我国古代航海者智慧的结晶。与此同时，韩先生对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郑和下西洋宝船的尺度问题也做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下西洋宝船尺度的记载，只能作长乘宽的积数为44.4丈，宽乘深的积数为18丈。
韩先生在史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开拓了我国南海主权研究的先河。1974年西沙海战后，为了维护我国南海的领土主权，韩先生毅然将研究重点转向南海历史主权方面。他与林金枝、吴凤斌两位教授走遍了全国各大图书馆、档案馆等收集有关南海诸岛的历史资料达60多万字，汇集成《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一书，该书已成为研究中国南海主权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之一。此外，韩先生一行还到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作实地调查。他们实地考察了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石岛、东岛、琛航岛、广金岛、金银岛和珊瑚岛；在海南岛文昌县和琼海县访问了几十位长年在南海诸岛劳作的老渔民，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见证了我国对西沙、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些海南渔民才是南海诸岛的真正发现者与开发者。与此同时，韩先生一行在访问过程中还看到海南渔民在船上使用的《更路簿》并分别做了详细记录，为今日海南有关方面对《更路簿》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更难能可贵的是韩先生培养了中国大陆专门史专业第一位博士，继承了韩先生开拓的南海主权研究。他申请到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南海疆域研究》，把南海主权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南海疆域，将国际法、海洋法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使南海主权的论证更具法理依据。他也在国际海洋法权威刊物发表英文论文，论述了我国南海地图上“9条断续线”的由来、沿革、内涵与法律地位，认为它既确定了中国南海诸岛的范围与主权，又起到了中国南海疆域线的作用，可称为“南海传统疆域线”，使该问题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关注。
[1] 《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2年第2期。
[2]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研究》，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The Location of the Southern Indochinese Country of Heling or Zhepo：New Light From Tang Dynasty-Sources，刊载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研究杂志》（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Vol.31，March 1985。
[4] 《论美国加州深海发现的圆饼形中心穿孔石器》，《人类学研究》1988年试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