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杨伯江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 ·17”重要讲话和三次致中国社会科学院贺信精神，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日本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建所40周年之际，系统全面梳理过去40年来中国国内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外交、中日关系、安全、社会、文化、历史、思想研究的相关成果和学科发展历程，认真总结成绩与不足，这对于新形势下深化日本研究、促进学科发展、实现学术创新具有重要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国务院批准于1981年5月成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专门从事当代日本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和智库单位，以有关日本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研究方向。经过40年的发展，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已全面涵盖当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战略、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夯实了日本研究学科发展和应用研究的基础，推出了众多高水平科研成果，成为国内当代日本综合研究的中坚力量。日本研究所代管中华日本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两个国家级日本研究学术团体，在推动日本研究、为全国日本研究界搭建共同学术平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的日本研究40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和丰硕成果。一是随着现实国际关系的演进、中国自身需求的多元化以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日本研究的内涵日趋全面、综合、立体，推动学科建设向纵深发展。二是研究范式更加丰富完善，开始注重理论分析和方法论应用，方法论创新、创新性释析的特征趋于明显，长期以来对理论规范和方法论介入重视不足的状况逐步改观。三是越来越注重将日本以及中日关系置于国际格局变动、中国战略全局之中加以定位和分析，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日趋活跃。四是研究主体自身出现重要变化，学科队伍结构趋向合理与高阶化，部分学者尝试脱离“即事研究”的传统套路，侧重基础性、理论性研究，高质量研究成果随之增多。
本书分为前言和正文九章，在分析日本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成果、主要特点、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展望未来日本研究的发展方向。
40年来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分为起步奠基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提速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左右）和稳定繁荣期（从2005年左右至今）三个发展阶段。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成果已具备一定深度和广度，研究的理论性、思辨性和系统性逐渐加强，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稳步进化。但是，日本政治研究也面临专业研究理论不足、后继乏人，研究方法论和路径上仍需进一步规范和创新等问题。
40年来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分为兴盛期（1981—1991年）、全面充实期（1992—2012年）和深度扩展期（从2013年至今）三个发展阶段。40年来，中国的日本经济学界追随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和现实需要，对日本经济相关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多层面的追踪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复杂严峻的新形势下，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界要勇于开拓创新，不断提升成果质量和学科水平。
40年来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分为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成熟阶段（20世纪90年代）和蓬勃发展阶段（自21世纪以来）三个发展阶段，研究的水准逐年提高，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从日本外交的总体研究情况看，著述及论文大多就事论事，宏观探讨长于微观分析，应用研究多于理论研究，尤其是中日关系的文章超过以日本外交为主的研究篇数，造成一提日本外交研究就等于中日关系研究的错觉，直接影响了日本外交研究在国际关系、外交学和比较政治学范畴内进行学科深化、拓展的创新力度。
40年来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可分为恢复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多维拓展期（20世纪90年代中至2010年前后）和深化发展期（2010年以来）。每个时期都各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而总体上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单向到交叉、从平面到立体的拓展深化过程。经过40年的发展，中日关系研究的学科工具更加丰富，跨学科、多学科方法得到广泛运用，视角更加多元，成果更具体系性，出现了一批高质量学术作品，科研队伍整体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是，中日关系研究仍存在基础理论性研究不足，学科间融合不够以及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
40年来中国的日本安全研究，分为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提速发展与成型阶段（20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与初始繁盛阶段（20世纪头十年）、加速前行与提质升级阶段（2011—2020年）四个发展阶段，展现出三个特点：（1）学科队伍发生了重要变化，纵向老中青三代结合，横向知识结构趋向合理和高阶。（2）研究成果涵盖范围广泛而多元。（3）研究成果具备一定深度，理论性、思辨性和系统性不断加强，方法日益多元，符合学术规范的成果增多。但是，40年来中国的日本安全问题研究也存在跟“风”追“热”、研究视野亟待扩宽等问题。
40年来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即1981—2000年、2001—2020年。其间，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取得了可喜进步，学术成果不断诞生，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论文和专著数量增多，成果质量日趋精良，理论性和学术性逐步加强，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研究领域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但是，日本社会研究的学术专著数量还不够多，精品力作还比较少。
40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历史学研究方法成为比较通用的一种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知识社会学方法崭露头角等特点。未来的日本文化研究，有效解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问题关乎学科的未来发展，拓展视野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研究势在必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提升。
40年来中国的日本历史研究，经过焕发生机（1977—1987年）、成果丰硕与走出国门（1988—2000年）、进入新世纪（2001—2020年）三个发展阶段。40年间，日本通史、断代史、专题研究成果丰硕，中日学者共同推出成系列的大部头著作，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走向世界。各地高校与社科院竞相成立日本史研究机构，形成南北相互促进的研究格局。进入21世纪，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全面发展，人才辈出、成果丰硕，前景广阔，同时也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未来应继续推进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体系的建设。
40年来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主要经过恢复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不断完善期（20世纪90年代）和全面深化期（21世纪以来）三个发展阶段，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可观，从整体上初步建立了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框架。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还未完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上看，未来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向上着力发展。（1）将日本思想史研究进一步向国民思想研究方向扩展。（2）将日本思想史研究纳入日本社会系统中研究。（3）将日本思想史研究寓于文化研究之中研究。
本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时任所长李薇研究员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本书的作者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各学科带头人外，还适当吸收了所外专家。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给予了大力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唐永亮、叶琳在稿件编校方面付出了辛苦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