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设好美丽家园”：少数民族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呼唤加快推进乡村经济社会振兴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入中后期，国家统筹城乡发展、追求全面发展的目标催生了乡村振兴前所未有的期待。截至2016年，“我国农业产值仅占全国的8.6%”[37]，农村人口已降至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下，且多数属于农与非农兼业人口，这标志着我国现代化逐步进入中后期阶段。随着现代化进入中后期，纵观世界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在这一历史阶段，“国家发展必须采取整体发展的方式，即全面规划，整体推进”[38]，并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不平衡，而且也表现在城乡发展的不平衡。[39]究其原因，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个重要诱因，乃是与我国现代化发展模式息息相关。与那些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不同，我国走的是一条超赶型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重要特点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并由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由农村为城市做贡献。这样的发展战略使我们用七十余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也使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七十余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但是，这样的超赶型发展也带来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全面的问题，反映在工农、城乡关系上就是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农业基础薄弱。[40]“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41]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随着工业化所形成的巨大国家能力，这正是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根本解决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发展。[42]“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是城乡关系的基本特征。只有顺应规律，农业和非农产业才能协调发展，城镇和农村才能相互支撑。”[43]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正是我们党在深刻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统筹工农协调与城乡融合进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要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规模庞大且不同区域又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显然要“有更为精准的区域性目标”[44]。突出体现在，“并不是每个村都振兴……国家对于乡村振兴支持的重点是欠发达地区”[45]，特别是那些欠发达的边疆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的重要战略举措。边疆地区更需要务实贯彻党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问题是关系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其重要性在我国边疆地区更加突出、更加重要。”[46]从政治地理空间的角度看，占全国国土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边疆九省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且边疆少数民族人口又相对集中分布于邻近国家边界线的边境地区。由于历史起点、自然与地理环境等原因，边疆少数民族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诸多资源困境与瓶颈制约，并成为我国乡村振兴的重点对象。

（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大力推动少数民族乡村经济振兴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伟大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47]党的十八大以来，边疆民族地区成为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脱贫攻坚成效显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甚至是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民族地区“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民族自治地方的420个贫困县全部摘帽。56个民族共同迈进全面小康，改革发展成果正在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人民”[48]。其中，一些“直过民族”在继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形态上“一步跨千年”之后，又进一步从物质层面实现了第二次“千年跨越”。在这样的历史性胜利下，也要看到，由于少数民族发展起点低、起步晚、基础弱等原因，边疆少数民族经济高质量发展较之中东部地区仍面临许多制约。

一方面，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客观上依然制约着边疆少数民族农业的转型升级。从根本上看，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须从发展现代农业上进行突破，而现代农业又要求转方式、调结构、推进农业的机械化与信息化；然而，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多处在高原、高山、戈壁、荒漠地带，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贫困地理环境的空间分布特征明显”[49]。如，南疆四地州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戈壁沙漠和山林居多，严重缺水，土地荒漠化严重；[50]西藏和四省区藏区“高寒缺氧，无霜期短，大部分地区年积雪期超过6个月”[51]；再如，分布于独龙江峡谷的独龙族，1999年前独龙江乡仍靠马帮力量运送物资，2015年隧道修通前这里因大雪封山每年有半年时间与世隔绝。显然，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发展基础，是对边疆少数民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制约。加之国家实行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政策，“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等影响，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农业的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一些农牧民思想观念未能及时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形势，思想观念滞后以及内生动力不足，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一是思想观念未能紧跟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一些农牧民宁愿亘古不变地进行粗放的农耕游牧生产，不愿或不敢开拓新的生产领域；二是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部分农牧民还存有“福利依赖”心理；三是扩大再生产意识淡薄。一些农牧民理财意识不够，未能将农业前期资金收益持续地用于扩大再生产，收入容易被各种新型消费所消解，加之管理不精细、技术不到位及交通成本高等原因，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的转型升级。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乡村经济振兴所面临的资源困境、瓶颈制约及受小农思想、依赖思想的束缚等影响，也由此呼唤振兴思路的精准化，从而为乡村经济振兴注入新动能。

（二）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影响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巩固，需大力推进少数民族乡村社会振兴

除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边疆少数民族乡村较之中东部地区乡村，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也仍然存在一定差距。除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之外，历史起点也是一个客观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除壮、回、满、苗、白、布依、蒙古、维吾尔、土家、裕固、保安、朝鲜、撒拉族等民族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之外，不少民族仍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阶段，还有一些民族如独龙族、怒族、傈僳族、佤族、基诺族、布朗族、景颇族、德昂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黎族及部分拉祜族、阿昌族等“直过民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过着刀耕火种、游牧渔猎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国家的大力帮扶下，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后，精准脱贫政策的全面实施，又进一步在生产力方面与基础设施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以云南“直过民族”为例，经国家的大力帮扶，截至2020年12月，“全省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历史性地告别了绝对贫困，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美好梦想”[52]。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民族地区特殊的地质地貌，山高谷深、河流纵横、戈壁荒漠延绵，且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特点，不利于形成系统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优质的社会发展资源，因此，“那些在新中国成立时仍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地区，虽在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社会的发育和发展的进化性特征总是顽强地体现出来。边疆在短时间内弥补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差距的愿望无法完全地得到实现”[53]。以教育事业为例，由于居住分散、上学路程远，以及教学基础的相对滞后与软硬件环境等影响，加之农牧民自身观念等原因，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民族地区的教学质量与教学资源的集聚、优化与整合。以独龙江乡为例，直至1956年独龙江乡才在乡政府辖地建立小学，而且，从新中国成立至2007年的这59年时间里，除1968—1977年这10年设立初中之外，从新中国成立至1967年以及从1978—2007年这近50年的时间，初中教育属缺失状态；直至2008年，才正式恢复初中教育，将“独龙江乡中心完小”更名为“独龙江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但在2012年中学教育又停办一年，并于2013年恢复初中教育，之后，在国家大力帮扶与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才得以发展至今。正是由于历史起点，以及地质地貌、经济基础、人才短缺等原因，使边疆少数民族乡村社会事业发展依然相对滞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54]在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上，必须将少数民族乡村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加快推进。通过乡村振兴这一契机，支持少数民族乡村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民族发展资金向公共服务均等化、向实现共同富裕倾斜，助力少数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