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述评

因抗日战争激发的国家共同感，现代知识分子将云南边地纳入现代中国同一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强调云南边地对于民族存亡和国家复兴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书写所体现的国家认同观念是值得关注的。由于本书具体探讨的是滇缅抗战之中的“边地中国”是如何被现代文学叙述而同质化为“现代中国”的问题，要把滇缅抗战时期的云南边地书写与国家认同研究结合在一起，目前还没有直接相关的论述。从对与本论域有关的滇缅抗战相关作家作品的关注以及“边地文学”研究的现状，可以从侧面了解本论题的可行性以及进行探讨的必要性。

（一）滇缅抗战文学研究现状

滇缅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是比较特殊的，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时人视为“扬威异域”。滇缅公路、中印公路、飞虎队、滇西抗战以及印缅战场等在现代文学中的书写亦呈现出丰富、独特的内涵。目前，相关讨论大都从题材史的角度介绍一些书写滇缅抗战的作品，其中对滇缅公路文学书写的关注较多。蓝华增的《中华民族救亡的勇士之歌——白平阶三四十年代反映修筑滇缅公路的边地小说评介》分析了《驿运》一书中的作品，认为白平阶的创作是滇西抗战的艺术记录。[9]赵锐在《“西南作家最值得注意者”——论白平阶》中强调白平阶开启了滇缅公路文学形象的书写。[10]易彬在《“滇缅公路”及其文学想象》中主要讨论了谭伯英的《修筑滇缅公路纪实》和杜运燮的《滇缅公路》，认为作者在处理苦难题材时个体写作良心让位于即时的集体观念与话语制造，生命境遇和苦难叙述让位于高扬的时代主旋律与强势的历史逻辑。[11]秦弓的《抗战文学中的滇缅公路》对王锡光的《筑路谣》，杜运燮的《滇缅公路》，萧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和范长江的《缅甸与滇缅公路》加以充分肯定，认为这些战歌与赞歌创造了英雄群像，是抗战文学中的壮丽篇章。[12]叶子对照“二战”期间《纽约客》关于滇缅公路的多次报道，分析了华裔作家黎锦扬1958年在《纽约客》小说栏发表的系列小说《土司与他的秘书》。[13]向芬的《中国与西方的现代意象：抗战时期滇缅公路的舆论建构》通过分析作家、筑路者、旅行家、传教士、中外记者笔下的滇缅公路，试图从现代化和西方化语境分析战时舆论建构背后的深层意义。[14]赵树芬认为滇缅公路意象生成的原因主要有：筑路的恢宏与悲壮、滇缅公路的特殊贡献、世界的广泛关注。[15]

除了对滇缅公路书写的关注，评论者也注意到了与滇缅抗战相关的其他题材的创作。首先是西南联大从军师生的创作得到了学界的关注。易彬的《从“野人山”到“森林之魅”——穆旦精神历程（1942—1945）考察》一文结合穆旦的从军经历来分析《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从而探讨穆旦败走野人山的经历对其诗歌创作风格的影响。[16]李华文从穆旦的从军心态、野人山记忆以及战时西南联大三个方面，力图勾勒全民抗战的历史洪流下穆旦的文人从军心路历程。[17]闻黎明的《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和《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远征军》主要是从史学角度研究西南联大师生的从军史。通过全面梳理西南联大的青年从军运动不同阶段的从军意识、动员方式、服务特征等问题，力图呈现这次教育界献身抗战建国事业的壮举的全貌。[18]李光荣的《文学抗战的艺术呈现——论西南联大抗战文学》认为西南联大抗战文学的特点是“以人为本”，谈及的滇缅抗战文学作品有卢静的《夜莺曲》，马尔俄的《林中的脚步》以及杜运燮、穆旦的诗歌创作。[19]李光荣还发掘整理了杜运燮所佚组诗《机场通讯》，组诗由写及机场设施和“飞虎队”军人工作的18首诗构成。不仅丰富了反映飞虎队的文学题材，还呈现了杜运燮抗战诗歌的独特内涵。[20]夏彪认为学生社团创作的抗战文学成为西南联大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21]马绍玺的《声音里的西南联大——文化抗战与西南联大学者演讲》强调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西南联大学者面对公众演讲时把专业知识与抗战救国紧密结合，开发民智、激励民众、鼓舞抗战。[22]杨绍军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的战争记忆》从战乱现实的书写、战争历史的反思两个层面评述了穆旦、赵瑞蕻、海男、宗璞等作家的相关创作，认为他们用文学作品强化了人类对战争的记忆，凝聚了民族精神。[23]其次是对滇缅抗战相关文学创作的评析。刘敏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远征军文学作品审美特征论》选取20世纪40年代与90年代两个时间点来讨论相关作品风格的悲壮美和人物形象的崇高美。有关滇缅抗战题材小说的探讨只是简单提及了宗璞的《西征记》，邱对的《中国远征军》，赵陨雨的《铁血远征军》，李开云的《花开血途》，海男的《缅北往事》，对于其他大量的相关创作并没有涉及。[24]李直飞的《历史的记忆与悲壮的叙述——论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主要介绍了一些书写远征军抗战的作品：孙克刚的《缅甸荡寇志》，黄仁宇的《缅北之战》，李明华的《野人山历劫记》，杜运燮、穆旦的诗歌以及80年代以来的一些纪实作品、历史小说。[25]陈桃霞在《论抗战视野下的中国远征军书写》中概述了谢永炎、黄仁宇、孙克刚、穆旦、杜运燮、萧乾以及80年代以来的相关创作，比较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远征军书写的不同特征，认为多数作品拘泥于史实，缺乏政治哲学层面的高度。[26]王学振在《抗战文学的飞虎队题材》中介绍到了《缅甸的飞虎》《缅滇沿线轰炸记》《克里福在滇西》等涉及滇缅战场的飞虎队题材作品。[27]笔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三位“赵令仪”》中通过对文史资料的发掘、考辨，明晰了学界曾认为“生平不详”或是误认为是黄裳的从军诗人赵令仪的生平，特别是其参加远征军的经历，并整理分析了他的抗战诗歌。[28]

以上学术论文的讨论，对滇缅公路、西南联大以及穆旦、杜运燮关注得较多，其他的都是概括性地介绍了一些与滇缅抗战相关的作品。关于滇缅抗战的文学书写，目前还没有研究专著，只是在一些著作中偶有提及：蒙树宏的《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29]介绍了白平阶、彭桂萼、马子华的相关创作，在第四章罗列了一些滇缅抗战的纪实文学作品；易彬在《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30]中提及了穆旦的“野人山经历”对其精神和创作的影响；李光荣的《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31]中介绍到了马尔俄的《飓风》，田堃的《野人山居随笔》，赵令仪的《马上吟——去国草之二》以及闻山的《山，滚动了》等有关滇缅抗战的作品。

笔者于2012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滇缅抗战与现代文学》[32]，可以说是第一次整体性地关注到滇缅抗战的相关创作，从题材史的角度介绍了现代文学中关涉滇缅抗战的作品。主要讨论的内容有：老舍、谭伯英、萧乾、范长江、白平阶、杜运燮写的滇缅公路；南渡知识分子，如梅贻琦、吴宓、朱自清、费孝通、沈从文、冯至、汪曾祺、冯友兰、蒋梦麟、陈寅恪、王力、李广田、赵瑞蕻、罗寄一、鹿桥的日军轰炸体验；谢永炎、黄仁宇、孙克刚、乐恕人的战地纪实；西南联大从军师生穆旦、杜运燮、张祖、刘离、王宗周的作品；曾昭抡、姚荷生、马子华的云南旅行记；80年代以来的有关滇缅抗战的纪实作品和历史小说概述。因研究视阈狭窄，相关作品、史料收集有限，论文只是讨论滇缅抗战与现代文学这一复杂问题的最初准备阶段，不仅是题材史的介绍，而且还遗漏了大量著作和现代报刊上的作品。此外，笔者为了凸显研究对象的文学史价值，大量篇幅用来书写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战争体验，除了介绍几部战地纪实和联大从军师生作品，对远征军将士以及云南边地作家的大量创作并没有提及。有关西南旅行记的论述，也只是对《缅边日记》《水摆夷风土记》《滇南散记》三部作品做了概述性的介绍。

可以看到，滇缅抗战文学书写虽然已逐步被研究者关注，但相关论述主要还只是对其中一些作家、作品的评析和介绍。有的论者肯定了其文化意义和史学价值，但大多研究者是以纯文学的观念去评判，认为滇缅抗战书写审美价值不高，文学性不强，研究视野依然受限于学界对抗战文学价值的一般认识上。新时期的抗战文学研究“将起点置放在研究对象的‘正名’中。如何将抗战文学描述为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一部分，成为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33]，需强调研究对象的“进步性”与“革命性”。在“重写文学史”“审美现代性”“新批评”等理论装置中所倡导的“纯文学”观念导向来看，抗战文艺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值得怀疑的。抗日战争被认为阻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因此产生的文学相当粗糙，没有艺术性，只是口号式地宣泄或是为了宣传而摇旗呐喊。抗战文学的价值一再遭到质疑，甚至致力于研究抗战文学的学者每每开篇就要强调对象的研究价值，焦虑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抗战文学研究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34]。抗战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总是被轻视甚至被遮蔽”，甚至断言“有抗战无文学”，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35]。至今，学界对抗战文学的概念依然存在分歧与争论[36]，当然，这也是为了呈现抗战文学的丰富性。但是从时段上、题材内容方面拓展抗战文学研究的边界后，“抗战文学”有被“战争时代的文学”代替之势。如果抗日战争只是作为作品中的一个时代背景，就会引起质疑：在这样宽泛的界定中的研究是否能体现抗战文学的独特性，是否模糊了甚至抹去了真正的战争中的文学的价值。为了凸显抗战文学的研究价值，学者们也在不断拓展其研究领域，显示出丰富的阐释价值。[37]值得关注的是张中良从民族感情和国家立场出发，从2005年以来就不断呼吁应重视正面战场文学。[38]他注意到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关注的战场多是敌后战场，即便偶有提及正面战场，也往往缺乏历史感，但“正面战场文学是抗战时期文学的重要一翼，其中表现正面战场悲壮抗战的作品远远多于揭露正面战场阴暗面的作品，只要返回抗战历史时空，看看当时的出版物，这一点清晰可见”[39]。其专著《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作者勇于历史担当的学术胆识。张中良直面抗日战争的真实，辅之以历史的同情，倡导研究者应该通过对抗日战争文史资料的发掘与整理，从而“回到历史去寻找答案”。

有关滇缅抗战的作品，同样需要我们避开带有和平年代对历史的“后见之明”，通过查找史料，努力进入历史情境之中，以获得历史感，并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理论框架去装一些作品，或以单一的文学审美性为标准来评价内蕴复杂的抗战文学。滇缅抗战因其特殊性备受时人关注，相关创作是非常丰富的，因大量知识青年从军，有很多真正诞生在战场上的文学作品。正如周维东所说的，当下文学史描述的抗战文学，基本构成多是战争“后方”的文学，人们应该关注“诞生于‘前方’的文学”[40]。因为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留有很多遗憾，笔者一直在搜集与滇缅抗战相关的文学作品，翻阅了大量现代时期的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也查找到了一些当时外国记者、作家的记述来作为阅读参照，发现时人围绕滇缅抗战的书写涉及诗歌、小说、日记、新闻报道、回忆录、书信、报告文学等文学样式，体现了复杂的边疆、民族、国家观念，因此可探讨抗日战争所孕育和激发的民族整体关联感与国家共同感。我们以“大文学”视野，从滇缅抗战时期的云南书写入手，最终指向的则是现代民族国家演进过程中的观念问题，而不是仅止于处理一个介绍有关滇缅抗战作品的题材问题。

（二）“边地文学”研究现状

当下的“边地文学”研究大都以特定的题材来界定并进行谈论的。王晓文把边地文学当作是乡土文学的一部分，认为其与内地文学相对，是对边地人生、风情和生态的描写。其创作主体有三种类型：有少数民族血统并且有鲜明的边地民族意识的作家；也有自愿选择到边地流浪的作者；还有从边地到内地的少数民族作家。[41]王晓文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是以马子华、李寒谷、艾芜、蔡希陶、沈从文、端木蕻良等的创作讨论边地的“野性魅力”和“传奇人生”，以及如何在参照中“重铸中华文化”。[42]于京一研究的是当代边地小说，认为以往从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维度上来界定边地，显得过于机械和单一，应该辐射为“西南边陲的高山雪域文化圈、西部北部的游牧文明圈和东北边地的半游牧半狩猎文明圈”。边地小说叙写的必须是发生于边地的人情世故，创作主体必须与边地息息相关。[43]于京一也在探讨新世纪边地小说“边缘的意义”和对传统思想的思考。[44]其博士学位论文《想象的“异域”——中国新时期边地小说研究》主要从“生态之美” “存在之真”“信仰之善”以及“现代性”四个角度来谈论新时期边地小说。[45]彭兴滔认为边地文学的界定应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具体包括：边地的原生态文学，边地作家创作的以边地为主题的文学以及有过边地体验的作者的创作。边地范围包括西南边地、西北边地和东北边地。[46]可以发现，研究者们所探讨的“边地文学”是以作者身份和作品涉及的地域文化来界定的。

也有很多研究者把“边地”作为走出某个文学观念“中心”，从而彰显中国文学复杂层面的方法。如马绍玺从边地风景体验来切入西南联大诗歌和少数民族诗歌研究。[47]金春平研究21世纪的西部边地小说的风景叙事以及现代性焦虑问题。[48]王春林注意到当代长篇小说对边地文化的探索。[49]雷鸣认为十七年小说中的边地书写是建构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的表意工具[50]，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边地书写是“礼失而求诸野的精神宿地”[51]。刘大先以新世纪的边地文学创作出发，强调把“边地”作为问题后就会发现以往的文学制度、文学批评所形成的文学观念有缺失之处。[52]值得注意的是段凌宇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中国的边地想象——以有关云南的文艺文化文本为例》。段凌宇以沈从文、冯至为代表的西南联大作家和艾芜、马子华、邢公畹的相关创作来谈论“云南书写与现代视角的萌芽”；认为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云南叙事是“阶级视野下的民族身份建构”；在80年代的文化反思语境中探讨“人性和文化视阈中的云南书写”；关注90年代以来的“消费文化和乌托邦想象”。[53]段凌宇是在探讨从现代时期直至90年代的“外来者”对云南的想象和叙述，虽然依次梳理了近百年来的云南边地叙事，但并没有涉及滇缅抗战与云南边地的关系问题，也没有对云南本土作家过多展开。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段凌宇是从国家认同的角度切入云南边地研究，很多研究者对“边地文学”的关注是以一种特定的文学题材来谈论的。段从学就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后，因国土和边疆等现代性概念已在国际政治秩序中得到界定，当代文学虽也使用“边地文学”或“边疆文学”,“但他们的‘文学’已经不再是一个动词，失去了想象和建构‘现代中国’——即朱自清所说的‘建国’——的历史实践能力，而只是简单地根据既定的国家、少数民族、边疆等政治概念，单纯从题材的角度来运用‘边疆’‘边地’等词语”[54]。但在现代时期，“边地”并不是简单的题材问题，而是反过来塑造和影响现代文学现代特征的动词性存在。

“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完整的理想已经变成完整的现实了，固然完美的中国还在开始建造中，还是一个理想。”[55]朱自清的《抗战与诗》《诗与建国》《爱国诗》都谈及了抗日战争之于“新中国”的推动作用以及诗人所担负的责任，强调的是抗日战争中文学创作与“建国”的动态关系。同样的，在滇缅抗战所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文化空间中，“边地”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旅行者、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军将士、随军记者的云南书写亦是在“发现”或是“介绍”边地人民强大的力量和边地的“广博和美丽”，他们以自己特有的体验建构着“边地中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