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扶贫政策经历五个阶段的调整与演进,中国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9年底的0.6%,约7.5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1]现阶段,收入不平等加剧、社会分化明显、城乡差距仍在扩大等问题更是引起广泛关注,中国开始面临公平和效率的双重挑战。随着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中国的农村发展战略,将由决胜脱贫攻坚向实现乡村振兴转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也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与此同时,中国扶贫工作的重心也将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
相对贫困的理论溯源于杜森贝利(1949)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和朗西曼(1966)提出的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理论。1949年,杜森贝利注意到时间序列上储蓄行为与收入水平不匹配的现象,他认为家庭会关注所在社区的平均消费水平,这使得家庭储蓄率随着家庭的相对收入地位而变化,同时,这种“社会对比”是非对称的,人们往往低估“向下比较”、而高估“向上比较”的重要性。17年后,朗西曼基于社会公正理论,提出了相对剥夺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他人(某种参照系)相比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实际上,马克思(1849)就描述过这种相对剥夺感:“一个房子可大可小,只要周围的房子都一样小,这个房子就可以满足一切社会需求;但如果房子边上有一座宫殿拔地而起,它就缩成一间小屋”。相对贫困假说植根于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福利主义认为,效用所指的收益、优势、愉悦、满意和幸福,不仅受绝对收入的影响,还受到相对收入的影响。在经济学中,效用往往采用主观幸福感来表示,在心理学中幸福还被看作主观福利(Subjective Well-Being)。长期以来,幸福感被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牢牢坚持人民的幸福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然而,在现有的相对贫困标准研究中,幸福感及其效用机理往往被忽视。
与绝对贫困的攻坚战相比,相对贫困的持久战任务更重、时间更长、挑战更大,我们不能用解决绝对贫困的方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有关相对贫困的国际经验与理论虽然已经比较丰富,但是,中国解决相对贫困则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及理论体系。西方经验与理论对于中国之指导意义至少存在如下五个方面的不足:(1)忽视了培育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性;(2)忽视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3)忽视了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4)忽视了贫困治理能力的引领性;(5)忽视了社会帮扶力量的协同性。因此照搬照抄西方经验并不可行。本书试图通过典型案例讨论,基于“志”“智”双扶、“空心”家庭、新冠肺炎疫情、党建引领、对结帮扶等关键词,来绘制中国特色的扶贫画像,修正现有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的相对贫困问题是下一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本书以贫困山村为题材,正是为了探析扶贫攻坚主战场的耀眼成就与遗留问题。2020年3月6日,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有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有的产业项目同质化严重,有的就业不够稳定,有的政策性收入占比高。相对而言,贫困山区更可能如此。因为资源环境的约束,贫困山区可能无法发展乡村产业,但是本书所选择的黄泥村是个特例。过去的黄泥村所在地区是国家重点贫困工作县之一,长期受资源与环境条件约束,处于深度贫困之中。但是,黄泥村通过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政府和麻江县农业农村局麻江县发文旅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种植蓝莓,形成了本村特色产业,建档立卡户通过集体经济分工、收取地租等方式提升了收入。2019年4月,黄泥村正式脱贫。
但是,由于蓝莓产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衔接机制不够紧密,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在外务工,农村与农户的“空心化”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黄泥村走向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困境。如何基于产业发展积累人力资本,这是黄泥村面临的首当其冲的问题。黄泥村需要何种形式的山村振兴,才能阻断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这是本书论述的主线。我们的落脚点是子女的学业成绩、心理健康、成长型思维、未来志向与幸福感,由此溯源,探寻“空心”家庭的收入与陪伴效应,进而探索产业发展对“空心”家庭的形成有何影响。
关于选择黄泥村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五点原因:
第一,黄泥村是“南农麻江10+10”行动计划的帮扶村之一,所对接的学院正是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自2013年开始,南京农业大学便开始对麻江具进行扶贫,于2018年提出了“南农麻江10+10行动”计划。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黄泥村党支部通过“党建+扶贫”的方式对黄泥村进行扶持。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学院党委和黄泥村党委合工协作保障工作稳步进行。此次黄泥村的帮扶重点是蓝莓种植的产业扶贫项目,自2017年黄泥村引进蓝莓产业至今,蓝莓产业虽然兴起,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结合学院各系的专业方向,学院党委决定以经济贸易学系党支部为黄泥村帮扶的对接党支部。笔者恰好是经济贸易学系教师党支部的书记,而黄泥村的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等相关问题恰好与笔者的研究方向契合,故将黄泥村作为研究案例。
第二,贫困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长期以来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贫困问题也是我们课题组一直所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2019年12月笔者作为首席专家,获得了题为“新时代我国农村贫困性质变化及2020年后反贫困政策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在新时期,关注深度贫困农村的相对贫困,乃至代际传递问题正是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笔者认为,长效机制的建立正在于通过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通过产业兴旺促进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而黄泥村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山村样本,从蓝莓产业扶贫到子女教育,我们希望将黄泥村的扶贫经验辐射到其他相似地区,助力内地农村地区扶贫重点由绝对贫困问题向相对贫困问题的转变。
第三,多数深度地区都受到资源环境约束,黄泥村正是这样的一个山村。黄泥村的地形地貌有两个特点:地势陡峭和多山地。地势陡峭使得黄泥村的道路崎岖,虽然道路村村通,但是交通不便,这给当地的产业发展带来了很多限制。山区所伴随的土地细碎化问题,导致农户难以开展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大型农机作业受限。黄泥村为数不多的“好地”,例如黄泥坝区这些产业条件良好的土地几乎全部流转给了蓝莓公司,余下的土地中主要是一些交通不便的零散地或者肥力不强的土地。这导致农户产业转型困难,表现在只能进行细碎化小农经营,且产量都不会太突出。试问,黄泥村发展蓝莓产业,对这个山村是福音还是祸端?这是值得讨论的议题。
第四,现有学术著作主要讨论了一些难以复制的“明星村”模式,如华西村、小岗村等[2],而本书反其道而行,选择黄泥村正是因为他的不起眼。黄泥村像中国大多数山村一样没有明星光环,既与城镇生活有较强的关联性,又保持着自身的传统特点。这类山村农户长期保持劳动输出为主、家庭农产品种植为辅的收入特征,山村发展没有可依托的历史名人、名胜古迹、特色产业等自然与社会资源,仅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实现脱贫。对于这样的农村地区,不论是旅游服务开发,还是工农业发展,都是从零到一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该地区从贫困到脱贫的实现过程。因此,在以黄泥村为代表的普通山村地区进行精准扶贫的学术研究,对我国探索普适性脱贫道路更具备一般性的现实意义。
第五,黄泥村还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山村,这使得本书更具备现实推广价值。黄泥村作为贵州省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山村之一,如何依托民族特色来实现脱贫致富,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特色产业思路。长期以来,少数民族集聚区与深度贫困区耦合,主要是因为地区劣势和生产力落后,如果通过一个聚居十多个少数民族的黄泥村展开论述,这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有着借鉴意义。
2018—2020年,笔者带着学生团队多次赴黄泥村开展扶贫与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数据,通过描述与分析形成了这部反映山村振兴的专著。全书共有四篇,共二十一个章节。第一章至第五章为第一篇,从县域情况、地区文化、人居环境、财富状况以及农村家庭等方面,通过翔实的信息与现实的笔触,描述黄泥村的基本情况。第六章至第十一章为第二篇,关注膳食、教育、医疗健康、农房、老人及养老、幸福感等方面,以细致的考察与理性的思维,聚焦于黄泥村村民的生活。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为第三篇,通过农业生产、产业结构、资金往来以及家庭收入等维度,分析黄泥村的经营活动。第十六章至第二十一章为第四篇,从党建与公共服务、公共投资、集体经济、精准扶贫、高校帮扶和山村振兴角度出发,将本书的关键观点与重要论述整合起来,并总结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共性经验。我们希望本书能在几个方面有所创新:一是调查内容更加全面、系统。本书不仅有乡村产业和经济发展,而且更加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健康、成长思维、未来志向与幸福感;二是采用丰富的分析手段。我们采用人类社会学方法和经济学研究方法、工具相结合,以期能够描绘出翔实的黄泥村原貌;三是研究内容融合山村、产业、扶贫以及教育四大元素,环环相扣,体现了本书围绕乡村振兴、山村扶贫和农民发展进行叙述的时代主线。课题组在调研与分析中也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留下了不少遗憾,个别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1]党建网微平台:《习近平谈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2018年8月13日
[2]贾鸿彬:《小岗村40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