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倭寇”何以成为日本历史小说的重要题材
众所周知，日本的历史小说（一些更多偏离历史而又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又称“时代小说”），作为一种成熟的、颇为流行的小说门类，在整个世界文学的范围来看，都是相当繁荣、独树一帜的。而“倭寇”也是当代历史小说或时代小说中的重要题材之一。那么，“倭寇”何以能够成为日本历史小说的重要题材呢？这其中直接涉及日本“倭寇观”的形成问题。
对于历史小说在日本广受欢迎的原因，日本史学研究者会田雄次在《历史家的心眼》（《歴史家の心眼》）一书中做了分析论述，他认为：随着国际化时代的真正到来，日本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加深广，这使得日本人越来越有了自我确认的需要。而日本人确认自我的要求也从最初的日本人论，发展到去探究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日本的历史。但是，日本的历史学著作却难以满足日本人通过历史去确认自我的要求。原因有三：其一，“战后的日本历史学主要是被马克思主义所支配的，它主张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正当性，所以满是宣传文。这样的史学著作，不管是立论过程还是最后的结论，从一开始就是预设好的”；其二，日本流行“平民的历史”，对于翻弄时代大潮的人物却没有应有的重视；其三，“日本学院派的史学研究主张精确无比的实证主义，但是历史资料大都是末端的断片，对于这些断片，不管怎样详细地观察计测，我们也无法从中看出历史的全貌”。这使得日本的历史难以满足日本人借由历史去确认自我的需求，于是“日本人只能依赖于历史小说”。因为历史小说家有着丰富的感受力，他们可以通过“对人与社会充沛的洞察力与构想力”呈现出“时代的全貌”，可以“从零碎的史料中，把握活动其中的人物与阔大的历史潮流”，可以“让掩埋在史料断片中的过去得以浮出历史的水面，并为其注入生命，使其复苏”。[10]如会田雄次所说，作为确认自我的存在，历史小说对于日本人而言可谓意义重大。因而，历史小说的选材必定会倾向于那些有助于日本人自我确认的部分，同时，历史小说创作过程中作家所持的立场，也自然是有益于日本人自我确认的。
倭寇作为东亚史上日本人的外攻举动，不管是在中国与朝鲜的原始史料中，还是东亚史的研究中，都是以烧杀抢掠的寇贼形象呈现的。照理说，这是日本历史的污点，那么，日本作家又何以将其选作历史小说的重要题材，又是如何通过文学化的描写使其成为日本人得以确认自我的存在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陷入了“举国虚脱”的情状，呈现给世人的，是“满目疮痍的国土、颠沛流离的人民、衰亡没落的帝国与支离破碎的梦想”[11]。面对美国的占领与统制，日本政府迅速地发出了“一亿总忏悔”与“全体国民总忏悔”令[12]，日本的大部分民众也疾速地选择了转向。就连日本的知识精英，也以一种重新开始的姿态悔恨过去而期待未来。譬如丸山真男在《近代日本的知识人》中便提出了“悔恨共同体”的说法，旨在使日本的知识人结成“自我批判”的共同体，以集体反省过去。[13]可以说，在战败初期，日本举国上下一致表现出了一种拥抱占领军、反省战争的乖顺姿态。正是这种姿态，完美地迎合了美国人的心理，也为日本随后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时机。但是事实上，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日本社会的反省并不彻底，也不曾向被害国诚恳地谢罪与赔偿，他们所谓的集体忏悔与反省，更多的是在面临生存危机与社会失序的乱象之时保国保种的本能反应，正如丸山真男所讥讽的那样，这一切不过是乌贼遭遇险情拼死逃脱时喷出的黑色烟幕。[14]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也相应地呈现出了控诉战争的主旋律，出现了诸如野间宏、梅崎春生、大冈升平等一批抒发战争苦痛、谴责战争的作家。如野间宏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和中篇小说《阴暗的图画》《脸上的红月亮》，便充分表现出了战时军队内部的黑暗压迫、下层士兵的厌战情绪以及战争带给人的巨大身心创伤。梅崎春生的短篇小说《樱岛》、大冈升平的中篇小说《野火》等则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本质和战败已成定局之时士兵的绝望情绪。但是，这些作品对战争的批判与整个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省一样，都并不彻底。他们多是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去抒写自身在战争中的痛苦感受，以及战争对人心的伤毁和对人性的摧残，而未曾深入地探究战争的根源与责任，更不曾揭露日本的侵略本质。
而日本社会与文学中这些并不彻底的反省与批判，以及丸山真男所说的“黑色的烟幕”，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开始逐渐消散。从最初部分政治家对东京审判的不满，到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发表，到历史学家伊藤隆以“远东审判史观”对东京审判加以批判，不难看出，日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重新抬头，日本的政治家、知识界也越来越无法忍受日本社会反省历史的姿态。到了80年代中叶，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的政治家们开始对战后四十年间日本反省历史的举动及思潮进行全面的否定，在思想领域与知识文化领域，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1990年后日本‘知识右翼’的迅速集结和猖獗，使日本的电视、报刊、出版等文化领域出现相当程度的右翼化倾向，进而影响到了日本国民的历史观，导致右翼历史观扩散和蔓延。”[15]他们对反省历史这一姿态有可能对日本国民精神产生的影响充满了恐慌，如藤冈信胜所说：“孩子们诅咒抨击自己的祖先，其结果使传统断绝、历史丧失和道德沦丧，如果持续这样的教育，日本的国家精神即将全部崩溃。”[16]于是，他们将这种行为与思潮称作“自虐史观”“日本罪恶史观”予以批判与清洗。80年代中叶，中曾根便开始以“自虐”一词界定日本社会战后的姿态与思潮：“战后日本存在动辄否定日本的自虐思潮，像‘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财阀’等说法，都是战败国的政治后遗症。”[17]而“自虐史观”则是在90年代由“自研会”提出的。“自研会”领军人物藤冈信胜将“自虐史观”解释为“自我否定”[18]。他认为，所有对日本历史的指责，包括对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及对战争罪行的披露，都是对日本国家的否定与抨击，是“自虐史观”，是缠绕于战后日本社会的沉疴，需要清理根治。同时，日本在战争中违反人道主义和国际法的罪行被不断曝光，亚洲民间被害人在一些知识界人士和市民团体的配合之下，自发掀起了战争责任的追讨运动，这使得日本右翼社会极为不满，于是他们提出了所谓的“日本罪恶史观”，以否定日本的战争罪行。与“自虐史观”如出一辙地，“日本罪恶史观”也是反“日本罪恶史观”者对所有反省历史、揭露日本战争罪行举动的概括与冠名，这使得日本社会右翼战争观和历史观横行。到了80年代末，鹰派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与索尼公司盛田昭夫合作撰写《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从政治、人权、科学、教育、贸易等多方面对美国社会加以抨击，公然宣告在新的历史时期日本已经具备对美国说“不”的资本。此书不仅在日本一年之内重印达十次之多，在美国也被迅速翻译传阅，使其深受震动。
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的底气，便是经济实力。在战后的四十多年间，日本一直致力于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以高科技为内核的经济力已经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甚至一度压过美国。日本财团购入了美国最好地段的土地，世界惊呼日本用日元做成了用枪炮没能做成的事情。日本首相访问美国时甚至直接指点美国的经济和管理方式，再不复美国占领之初的谨慎和小心，而是显露出了由战败国走向与美国并行国的念头。面对亚洲各国，日本也进行了资本输出和技术援助，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所促进。正因如此，日本自觉有贡献于亚洲，其“大国”意识、“亚洲中心”意识也开始逐渐显露。
而在这样一种国家自豪感膨胀、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乃至于如美国所说日本企图以尖端技术和经济实力称霸世界的大背景之下，日本除了在政治、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做出一系列举动之外，也没有忽略普通民众的心理建设。让民众意识到日本是世界大国、亚洲中心，文学可以说是极为有效的手段。其中，历史小说因其借古喻今的特性成为民众心理建设中极重要的一种文学品类。这一时期的日本历史小说，往往借助历史人物的开拓奋进来隐喻当时日本社会对经济高速发展的渴望。例如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龙马奔走》《窃国故事》，城山三郎的《黄金时代》等，都是描写历史人物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打通海内外的贸易通道，从而推动时代的发展与进步的故事。这与当时日本意图通过发展国民经济跃居世界大国的时代背景是相一致的。“倭寇文学”便是在这样的社会需求和文学创作潮流中产生的。
对于发生在13世纪至16世纪的倭寇，日本社会、学者、作家们同样沿袭了自80年代以来横行日本的右翼历史观与战争观，将其视作日本对外扩张和海洋贸易的先驱，成为日本民众的心理建设和日本民族进行自我确认的一环，也由此成为日本历史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选题。另外，随着日本与西方世界交往交流的增多以及各领域学习西方技术和方法的潮流，使得西方的海洋史研究对日本学界和作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lmmanuel Wallerstein，1930—）提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以来，一些学者受其影响和启发，开始从“世界体系”的立场、从经济史角度重新看待世界、看待东方与西方，这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降，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形成了一种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研究历史学的研究模式，他们从经济入手去分析东西方，并将海洋纳入其中，通过对海上交通、海洋贸易的研究，去分析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当中海洋所起的作用。这些研究模式直接启发了日本作家，产生了一类以海洋为舞台，以海商、海贼为描写对象，来表现日本在东亚经济史和交通史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的小说。但是事实上，东亚海上的交通、贸易、商品输出等长期以来都是由中国主导，日本在这中间多为附从的角色。而唯独具有“外征”性质的“倭寇”，因其在寇掠行为之外所兼具的走私性质，被日本视作的这一时期日本拓展海洋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的壮举。而日本的“倭寇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日本社会乃至学界的这一认知而诞生的。而日本史学界与文学中这样一种从对外扩张和海洋贸易的角度去肯定甚至美化倭寇及倭寇行为的倭寇观，却完全颠覆了中国、朝鲜等国对倭寇的原始史料记载和文学记述，也颠覆了中国、朝鲜乃至世界各国对倭寇的基本定性与认知。也就是说，在对待“倭寇”这一问题时，日本与别的国家，尤其是受倭寇侵扰的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差异，这也是本书重点研究和论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