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代》的创刊
1979年7月6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同时以762字的小篇幅刊登了一则新华社七月五日电讯——大型文学杂志《当代》创刊：“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学园地里，又开放了一朵新花，一个综合性的大型文学季刊——《当代》创刊号即将出版。”在数年后的各类文艺大事记中，这个事件被记载为“文学（综合），中直，当代”[2]，“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在北京创刊”[3]，“本月，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在北京创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4]，以上记载显示，《当代》的创刊被化约为简短的表达。这个看似并不重大的文学史事件和简短到用一句话便可以记录的历史事实，其后潜藏着各方力量的分野、交锋和整合，通过这一事件向前追溯及向深挖掘，能够发现是新时期甚至更早的政治、社会、文艺脉流的涌动与变化共同推动并促成了它的产生。
一 创刊背景：社会转折时期的文艺新生
首先，文艺政策的逐步调整。在《当代》创刊之前的多年时间里，文艺的脉流便已缓缓地、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为它产生的那一刻做了大量的积蓄与准备工作。1975年，在“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意识地恢复和调整文艺政策。1977年年末，《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多次组织座谈会，发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从理论上批判了“三突出”“主体先行”论、“题材决定”论等违反艺术规律的创作方法，批判后期已涉及恢复党的文艺方针的问题，但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此次讨论并未完全肃清“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流毒。1978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复刊仅3个月的《文艺报》作为文艺界的思想阵地，首先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座谈会，进而推及整个文学界并发展至文艺政策的领域，提出“坚持实践第一，发扬艺术民主”的口号。该讨论在文艺界的全面展开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文艺政策的恢复、调整和文艺思想的转型做出了充分的准备，奠定其思想和理论基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会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已做好迈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准备。1975年至1979年，在中央的倡导、引领和各机构的实践探索中，错误的文艺政策拨乱反正，流毒被肃清，逐渐恢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针调整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开创了文学艺术民主的新局面，为《当代》的创刊提供历史机遇。
其次，出版政策的调整。相对于文学政策恢复、调整的起始时间，我国出版政策的调整更早一些，可追溯至1971年3月15日。北京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中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会议，参会各方代表共126人。计划会期两周，实际前后共计开会一百八十三天[5]。会议拟定了未来两三年内的图书出版计划，并提出出版部门应当健全各级“三结合”领导班子，创造条件实行三分之一人员坚持工作，三分之一人员调查研究，三分之一人员下放劳动的“三三制”。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毛泽东批示的《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发〔1971〕43号文件），这是“文化大革命”六年以来，第一次有意识地恢复文化出版工作。报告的第三部分“全面规划、积极做好图书出版工作”中提出了恢复期刊出版工作，“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恢复和创办一些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研究、文教卫生、体育等期刊，首先要注意恢复和创办工农兵、青少年迫切需要的期刊。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期刊，报中央组织宣传组批准，属于文学艺术方面的期刊，报国务院文化组批准，其他方面的期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及其报告对“文化大革命”中几近停顿的出版工作的恢复起到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6]。根据中国出版年鉴资料统计，1969年我国仅有20种期刊出版，为历史最低点。随着全国出版座谈会的召开，期刊出版逐渐恢复，1971年增至79种，1972年达到194种，发展到1979年已达到1470种，呈逐年递增趋势。
再次，人民群众文化心理的变化。文艺政策和出版政策的调整是以权威力量“引导”方向，通过规范为新格局开路，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调整、延伸和推广。事实上，广大人民在长期的压抑中，自身早已积蓄了无尽的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历史的思索，“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诗歌、手抄本小说等便是例证。当1976年社会政治环境回暖、文艺界解冻时，人民群众所积郁的悲伤、愤怒、沉痛和新的历史时期所带来的欣喜、激情、热望融成强力的热流，以井喷之势迸发。群众需要通过一种方式将无处释放的情绪准确、完整地表达出来，文学成为大众选择的重要载体。当然，文学之所以成为承担和表达的介质，也来源于权威力量的授权和导向，可以认为是两种力量的共同需求造就了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样态。单就普通大众方面而言，“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法令人满足的文化生活使他们热切地渴望文学的给养。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指出“1976年以后文化生活和公众习俗的发展趋势显然比过去积极得多。前十年中对文学艺术的愚蠢控制以及迫使人们接收严格的社会主义清规戒律的压力，形成了一种无法令人满足的文化生活，并强迫城市居民放弃了他们珍爱的习俗和行为方式。当这些清规戒律在1976年后被有节制地放松后，其效果是巨大而明显的”。[7]人民群众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客观上呼唤着文学艺术的复苏，原有的文化产品远远无法满足普通大众如饥似渴的阅读需求，大量文学作品不断涌现，逐步带动期刊出版事业的发展。
最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优秀作品积压，无法及时印装。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新时期之初收到的投稿数量多、质量高，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业和印刷业发展的阻滞导致书籍印装速度慢、周期长，难以及时将优秀稿件印装出版以满足人民群众所需。为解决此问题、使优秀作品尽快面世，人民文学出版社需要开发启用相应载体以推动文学艺术繁荣。文学期刊印装速度较快、出版周期较短，且容量较大，符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需求。“我们是文学书籍出版社，收到的稿件越来越多，其中够水平的好作品可谓不少。但由于印装条件差，周期长，出书慢，远不能满足读者要求。哪个作家不愿意自己的辛勤劳作早日问世？哪个读者不希望多读到一些新作品？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我们想办个刊物，把一些亟应出来而不能很快出来的好作品发表，为广大的作家开辟发表作品的新园地。”[8]
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意识形态的变迁、文艺政策和出版政策的调整、人民群众文化心理的变化等各方因素在话语实践中断裂、拒斥、扭结、缠绕，形成了独特的话语形构和文学样态。在股股潜流交汇融合冲决而出形成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局面时，文学在社会语境的复苏中作为思维的载体，承当了介入现实的入口。正如本雅明所言：“舆论对于社会生活的庞大机器来说宛如机油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人们并不是爬上涡轮机往里面倒机油，而只需往看不见但必须知道的铆钉接口里注入机油。”[9]尽管我们无法看到机油是如何进入发动机的，但是由接口注入的机油可以沿着汽车内部设置好的系统准确地进入能够发挥效用的地方。基于这种常识推断，只需要找到一个社会系统的入口便可有效地发挥其社会效用，文学正是这个卓然有效的入口。文学介入现实的有效性必然带来文学的繁荣，新时期初期文学的繁荣可以用爆炸性作为前缀，这必然形成大量载体的需求。
二 创刊过程：历史推动中的全社共建
新时期文学艺术春天到来，大批新作家新作品纷纷涌现，国内原有的文学出版体制和文学期刊格局不适应文艺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全国最权威的文学出版机构在这种形势之下及时做出反应，创办了《当代》。“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在社会生活迅速变化和作家强烈创作欲望的涌动中，《当代》的创刊应运而生。”[10]“《当代》创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我国新时期文学破除‘左’的禁锢迅速发展起来，被压抑多年的文学生产力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断出现震撼人心的作品。人民群众经历了十几年文艺饥渴，表现出强烈的阅读愿望，所有的文学出版物都供不应求，印刷量动辄以几十万计。文学发展的形势呼唤文学期刊的产生，一九七八年七月，北京出版社率先创办了大型文学刊物《十月》，紧接着上海的《收获》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复刊。形势逼人，作为全国最大的文学出版机构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能无所作为，于是《当代》应运而生。”[11]
历史的必然性会以偶然的形式表现，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是历史的必然，创办《当代》最初的建议是由编辑孟伟哉偶然提出的。“我还记得第一次谈话是1978年11月，当时韦君宜和屠岸同志都在，是我提出了这个建议。”[12]时代嗅觉敏锐的编辑家们在创办刊物的问题上不谋而合，屠岸也向韦君宜提出要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的建议，“我还向韦君宜同志提过，要成立一个大型刊物。她听了之后很高兴，说还有同志已经提过，大概就是老孟”。[13]孟伟哉和屠岸的表述有细微出入，但通过二人的回忆可以看到编辑家们对创办这个文学刊物的积极态度，正如孟伟哉所说：反正总有人会提出来，当时的气候就是这样的。创办刊物的建议初步提出时，刊物的名字并没有确定。后由出版局陈翰伯、王子野敲定“当代”为刊名。[14]《当代》创刊建议由孟伟哉提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总编辑韦君宜和党委书记周游是《当代》成立的重要决策人，出版局领导陈翰伯、王子野对其大力支持，选择了在文艺界很有威望，担任过《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执行主编的秦兆阳作为《当代》的主编。1979年7月，《当代》创刊号问世，起初为季刊（1979年出版3期，1980年出版4期），后应读者要求缩短刊期，于1981年改为双月刊。《当代》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面旗帜，整个出版社各个部门都积极投入期刊的出版工作中。“创刊之初，出版社领导们考虑到我们出版社有充足的稿源和健全的编辑机构，认为用不着另设专门的机构就可以把刊物办出来，便确定了一个由孟伟哉负责的三人兼职小组来负责刊物的编务（另两位是小说北组李景峰和少儿组叶冰如），稿件的提供和编辑加工则由全社各编辑部门分别来做。”[15]现代文学编辑部提供中长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现代文学编辑部的小说南组提供港台文学作品，外文部提供外国当代作品，戏剧编辑室提供话剧和电影剧本[16]，首期《当代》由老出版家卞祖纪负责版式设计、美编室资深美编沈荣祥（柳成荫）设计封面、中央工艺美院的何建民书写“当代”二字，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构成了杂志丰茂的初期面貌（附录一）。
三 创刊号的定位意义：反映当代生活、实行百花齐放
对于任何一家刊物而言，其创刊号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首期内容基本确定了刊物的基本格局和整体风格，创刊号呈现出的面貌是编辑成员预估判断杂志面世后的反应和影响，权衡各方力量组织编辑而成，《当代》创刊之初集中一切优势力量办刊，其精良程度和定位性意义不言自明。
卷首刊登了由韦君宜书写的《发刊的几句话》[17]，阐明《当代》创刊的动机、刊物特点、选篇标准，初步定位刊物宗旨。《当代》的刊物定位是大型文学杂志，凡文学作品的各门类——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小品、评论兼收并蓄，无所不容。以发表中型以上的作品为主，着重发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一部分戏剧文学。同时，以培养新作家、扶持新作家为己任。选篇标准从宽不从严，希望题材多样化、主题思想多样化，要求作品艺术性。
创刊号辟有“剧本”“短篇小说”“报告文学”“长篇小说选载”“散文回忆录”“诗歌”“台湾省文学作品选载”“杂文小品”“外国文学”“文艺论坛”等栏目，共包括十多位新老作家的作品。创刊号的头题作品为青年作家赵梓雄的话剧《未来在召唤》，通过《当代》杂志日后的发展，不难看刊物工作重心在于长篇小说与纪实类文学，创刊至今刊登剧本寥寥几部，为何《当代》杂志创刊号的头题作品选择了剧本《未来在召唤》？根据创刊时期筹办人员的回忆，“赵梓雄的话剧《未来在召唤》当时在北京演出反响强烈，稿子由戏剧编辑室的资深编辑曲六乙推荐，孟伟哉临时找个办公室把相关的编辑找来，集中读稿子，大家没有意见，就算通过”。[18]这段对创刊号头题小说选择过程的历史叙述，似乎在高效、灵活的工作背后显出了一丝选择上的草率。事实上，作品的选择远比叙述慎重，对于创刊号头题作品的选择显然需要经过一些权衡考虑，使其具有一定先导性意义，在多年后编辑部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些端倪：“第一期的第一篇作品恰好是《未来在召唤》——表现新与旧的斗争，迎接新的时代。”[19]尽管刊登这篇头题作品的决策过程极快，但并不影响《未来在召唤》所担负的意义价值，其选择绝非偶然。首先从文本外部分析，《未来在召唤》是作者赵梓雄应某文工团的邀请将剧本由青海带至北京，在此过程中受到主管部门某些领导的否定，被视为“毒草”[20]且被停止排练。作者几经努力，获得北京有关部门的肯定，作品才得以排演。这部经历波折的作品在中央实验话剧院上演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肯定和赞扬，引起广泛反响。《未来在召唤》在短期内由所谓的“毒草”变为“鲜花”的过程，映照着《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经历二十年封杀的“社会主义大毒草”终成“重放的鲜花”的艰辛历程，这种头题安排有可能是对“双百”时期被误判为“毒草”作品的致敬和对其重放所表达出的感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汇集成册的《重放的鲜花》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时间为1979年5月，此时《当代》杂志正值创刊筹备过程，《重放的鲜花》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事件对《当代》创刊的稿件选择产生了一些影响。加之《重放的鲜花》中有一部分作品是“双百”时期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秦兆阳所选发的，而此时秦兆阳正在筹备《当代》创刊，由此推断《未来在召唤》的选择有可能与此存在微妙的关联。《未来在召唤》短暂的“毒草”和“鲜花”的转变历程也包含着时代的普遍性特征，因此我们分析《当代》选择《未来在召唤》作为头题作品带有一种缅怀和致敬的意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发表《未来在召唤》时，作品已经排练公演并广受好评，而在《发刊的几句话》中杂志则明确地表示要“把一些亟应出来而不能很快出来的好作品发表”，发刊词的表述和本篇选稿实践中似乎存在矛盾。《从未来在召唤》已经上演并引起各界讨论，在《当代》的刊发时间与话剧上演时间相距较短的事实中，体现出杂志“当代性”和“现实性”，它能够及时把握社会现实发展和时代动态，迅速地对当下现实做出反应，以文学的方式参与至社会脉流之中。由创刊号头题作品所展现出的关注现实的刊物特征延续至今，成为刊物的稳定风格。另外，《未来在召唤》公演后获得了大众的好评如潮，《当代》杂志选取这样一部已被广泛肯定的作品作为头题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保守的性格。集中优势力量创办的大型文学刊物，其创刊号的头题作品理应一鸣惊人，选取已被大众知晓的作品缺少新鲜感和果断的魄力，由此所显示出的保守性在日后《当代》的办刊实践中一直有所体现。
作为一本文学类杂志，创刊号头题作品的选择显然不能仅从文本外部去考虑分析，否则便会本末倒置。在《当代》创刊的时代，文艺界已经解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逐步合理化和正常化，办刊的自由度大大增强，因此《当代》选择的头题小说必然着重考虑文本的内部意义。《未来在召唤》以矛盾论、实践论为支撑书写新题材，塑造新人物，反映新主题，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艺术教材。作品以试制新型飞机为背景，塑造以梁言明为典型的敢于破除陈规旧习、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领导干部，和以于冠群为代表的因循守旧、思想僵化、以现代迷信阻碍发展的领导干部，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反映二者之间思想路线的矛盾斗争。《未来在召唤》同时通过青年女工玉兰因打碎石膏像被定为反革命、判处七年徒刑，揭露出“文化大革命”给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作品既包含了对于历史的控诉、反思，又不沉湎于愤怒悲伤的非理性情绪，以科学理论观照当下现实做出理性思索与选择，同时带有对未来社会建设道路的期望，表明一种理性化的判断：“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评功，也不是论过，而是要往前看！”[21]在1979年上半年的历史语境中，文艺向前看的论调引起不同反应，歌颂与暴露的争论逐渐升级，《未来在召唤》中对于精神创伤的揭露是《当代》杂志在两种文艺态度的论争中表达其对文艺自由、文学自主的要求与想象。1979年第6期《河北文艺》发表署名李剑的《“歌德”与“缺德”》，将文艺论争转化为尖锐的政治批判，当年第3期《当代》杂志发表廖沫沙的《“歌德”与“缺德”的功过》以史为镜表明对“缺德”文艺的支持。由此可见，《当代》在歌颂与暴露、“歌德”与“缺德”之间的一贯选择及其对“文艺民主”的追求。另外，如何解放思想、实现现代化是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全民性思索，选择哪条道路是新时期建设应解决的首要矛盾，《未来在召唤》触及了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切实遇到的问题，勇敢地面对现实、大胆地反映生活，恢复了“五四”以来戏剧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这部“干预生活”的剧作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与《当代》“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品格定位准确契合，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探索意识。根据文本内容及其现实主义精神内涵，《当代》选择《未来在召唤》作为创刊号的头题作品其来有自。时移世易，这部头题作品在如今的文学史视野里已渐被湮没，鲜有提及，以普通读者的视角考察它也可轻而易举地辨识出它的艺术瑕疵与带有二元对立思维特征的种种印迹。但将作品放置在1979年6月，一个社会正处于蜕变转型的关键时期，肩负着自身使命的新生文学刊物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第一次与世界交流，它的头题小说的选择应是审慎、安全、不失风范、突出特色且蕴含着对未来的美好想象，《未来在呼唤》的出现便在情理之中。
创刊号中另外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是“台湾省文学作品选载”栏目中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这篇文章成为两岸文学汇流的一只“报春的燕子”[22]，带来中国文学的结构性变化。1979年元旦，叶剑英《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出现了台港地区的回乡潮流，政治大气候的回暖为台港文学的发表提供了契机。负责操办创刊事宜的孟伟哉准备在创刊号中发表台湾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南组的编辑刘玮向其推荐《永远的尹雪艳》，认为作品艺术细腻、真实、寓意深刻，达到一定审美高度。作者白先勇为国民党大将白崇禧之子，其特殊身份使作品的发表带有某种政治上的指向性，并且《当代》杂志隶属人民文学出版社，地处政治中心北京，加深了读者对《永远的尹雪艳》背后政治风向的猜测和推断。据此，有外国媒体发表通讯，推测《当代》的出版及《永远的尹雪艳》的刊发似乎表明“中共文艺方面的新动向”。[23]这篇文章的刊发成为出版界的一个重要新闻事件，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权威地位和其高度政治敏锐性，使得国内的出版界开始有信心与胆略发表、出版、传播台湾地区作品。孟伟哉先生在叙述此事件时表达了类似观点，“由于《当代》是由国家出版社创办，由于事例发生在北京，它好象产生了某种‘风向标’的作用，使得编辑出版界对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作品有了更客观、更理性、更宽容、更开放的态度，因而相关的刊物和出版物也随之多了起来”[24]。《永远的尹雪艳》在《当代》发表后，在海外华文文学界产生广泛反响，海外华文作家主动寄去作品或亲自将作品送到编辑部以期发表。从这些投稿中能够看到《永远的尹雪艳》之于中国文学结构变化的开拓性意义，甚至之于两岸政治的“报春”价值。《永远的尹雪艳》的刊出成为文学史和出版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新闻事件，它的发生远远没有外界所揣测的那样隐秘与复杂，其出版的全部过程中仅由两位编辑具体操作，并未向社长与总编请示，也没有任何上级部门的授意，孟伟哉认为该文的发表得益于当时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历史语境。当然，编辑自身的政治敏锐度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模式必然使文章的刊发包含了对于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永远的尹雪艳》所表现出的台湾“上流社会”的虚伪、浮华和自我麻醉的生活相，以及白先勇对此的厌恶嘲讽和对没落人生的批评情绪，为台湾地区人民的思乡怀旧和“批判蒋家王朝”提供了多维度理解的可能性。
创刊号的作品还包括老作家秦牧的短篇小说《残雪》和周自生的《路》，两篇文章均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入手，反映“文化大革命”十年倒行逆施给普通中国人带来的“后遗症”和精神创伤。长篇小说有马识途的《夜谭十日》中的《破城记》，杨纤如的《伞》和盛农的《猛士》，杂志所刊均为小说节选，这三部作品为历史题材。其中，《破城记》作者马识途以革命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完成对民国社会的批判和讽刺，通过阶级斗争推动情节发展，以阶级身份解释人物，将革命叙事包含在民国叙事之中。《伞》书写1925—1927年的北伐革命浪潮，作品中反面人物违法乱纪、枉杀无辜，中间人物悲观失望、精神痛苦，正面人物艰苦斗争、慷慨激昂，其大时代中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以及革命加恋爱的时代特征表现出明确的“革命现实主义”倾向。青年作家刘亚舟《男婚女嫁》选段《山湾屯人物记》，以1976年东北完达山农村为背景，描绘农民的家庭生活，再现党和人民群众同极“左”路线斗争的场景，生活气息浓厚，激情歌颂社会主义。创刊号两篇短篇小说和四部长篇小说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视角，通过艺术形象书写今日之世界，作品所展现出的现实主义特征与《文学，应该象生活一样丰富多彩》中的理论来源相吻合，加强了杂志力图形成的现实主义印象。诗歌方面，创刊号刊登了张志民的《写给赵树理》、邓拓《记田其昌》等六首，周良沛《大路之歌》，屠岸《攀枝花》等和纪宇《高尚的爱情》。张志民的《写给赵树理》是诗歌栏目的第一篇作品，以加粗字体标示，该长诗缅怀“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赵树理，以朴质的诗人情感沉痛地控诉四人帮对赵树理、对普通中国人的伤害和对中国社会的破坏，以愈合历史文化伤痕为职责，诗歌所标示的伤痕特征，使之融会到新时期之初伤痕文学的主流中。与此同时，诗歌主人公赵树理的命运遭际和历史评价的波诡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复杂性，使诗歌具有某种标示作用，它指向的不仅是1978年得到平反的赵树理本人，还包含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创作立场的肯定与复归。邓拓的六首诗歌创作于1938年至1942年，书写神州大地革命的激越并歌颂革命战争中的英烈，诗歌雄浑大气、浩然磅礴。周良沛的《大路之歌》创作于1957年，颂赞共产党和红军于水火之中救助劳苦百姓，为中国社会开辟光明之路。屠岸的《攀枝花》等三首是极具前瞻性的工业题材诗歌，作者以满腔热情颂赞工业改革的如荼场景，饱含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礼赞。纪宇《高尚的爱情》和《关于美的探讨》以革命加恋爱为叙事动力，充满对全新生活的美好想象以及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美。根据几篇诗歌的内容和时间线索，可以勾勒出自抗日战争开始至新世纪的全部图景，由“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胜利”发展至“经济建设为社会发展助力”，既有对于历史战争的英雄主义歌颂和建立新中国卓绝战斗的回顾，也有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痛彻思索，还包含新时期初期国家建设的热烈场景和对未来社会的热切期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五位诗作者中有四人在不同程度上受过迫害，受害者的歌哭包含着对过去错误的否定和反拨，他们的憧憬则意图构建大众对新意识形态的认同，论证新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创刊号的其他作品还包括理由的报告文学《她有多少孩子——记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萧乾的散文《未带地图的旅人》，罗马尼亚话剧《权力与真理》，美国短篇小说《乡下丈夫》，陈允豪的《从陈老总一段话引起的联想》，陈子伶《阿Q与现实主义》，郭因的《艺廊思絮》等。总体而言，《当代》创刊号所刊登的作品并未在文学史中留下多少争鸣，能够象征《当代》杂志权威资本的作品都并未出自该期。这些作品主要是为迎合当时意识形态规范与刊物自身定位的双重需求，是作为《发刊的几句话》和《文学，应当象生活那样丰富多彩》所倡导的典范而登上杂志的，自然无法产生经典作品。但创刊号的旗帜意义是经典作品无法替代的，回看1979年第1期的《当代》杂志，门类广泛、作品多样，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剧本、诗歌、散文、杂文均有涉及。选稿地域范围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其他国家，如美国、东欧[25]等。作品题材内容包括革命斗争、农民生活、工业建设、知识分子命运等。创刊号为《当代》塑造了视野宽广、胸襟博大的形象，突出了反映当代生活、实行百花齐放、活跃读者思想、开阔读者眼界的特点。
四 基本格局的确立：文学种类齐全、长篇纪实突出
创刊号确定了《当代》杂志的基本格局，尽管随着时代和杂志自身的不断发展略作调整，但它的基本成规、布局、面貌和基调并未产生明显变化。《当代》的栏目设置分为五个主要部分：
一是文艺理论与批评，其内容包括文艺思潮讨论和文学作品批评。因所处历史时期的开放性、文艺的自由程度以及杂志自身属性，《当代》的文艺理论批评板块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解放，该板块多见自由的思潮讨论、创作谈和所刊文学作品的独立批评。纵观之，该板块比重逐年下降，功能性渐弱。
二是小说，文体类型包括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小说是文学期刊的主体，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各类文体均能兼顾，其中小说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文体类型。《当代》对小说的重视也显而易见，四十万字左右的篇幅中，小说部分占据60%—80%比例。随着时间不断推移，部分栏目内容取消和削弱，小说所占篇幅日益增加。在小说文体中，《当代》杂志偏重长篇。因其依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创刊目的之一即为人文社优秀长篇发表提供平台，长篇小说成为《当代》杂志的重要特色。为达到综合性文学期刊的平衡，在着力发表长篇的基础上，各期均有中、短篇小说刊出，并时有亮点。
三是纪实类文学，如报告文学或纪实回忆。纪实类文学是《当代》杂志另一特色品牌，自创刊号起便辟有相关栏目并延续至今，纪实性文学的现实主义特征能够很大程度地代表《当代》的时代感和现实性特色。
四是散文、诗歌。《当代》杂志的定位是大型、综合文学期刊，在选择稿件时兼顾散文、诗歌等文体类型。由于其工作重心在于中长篇小说与纪实类文学，因而散文、诗歌作品在一定意义上作为点缀和补白存在。2004年后，《当代》杂志不再接收诗歌来稿，取消诗歌栏目。散文部分表现出偏重纪实性倾向，专门设置“往事”栏目。
五是画页。画页之于文学杂志看似并不重要，然每一幅画作的选用都有其用意，尤其在《当代》创刊之初的历史背景下，一些画页为配合内容存在。如创刊号的封二画页《屈原》，其作者黄永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这一画作的选择包含“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和“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决心，作者的特殊身份则标示着“文化大革命”受难者的复归和反拨，画作内容与创刊号的文字内容相配合形成整体基调。第二期封二的木刻画《周恩来同志》恰与当期头题作品书写四五运动的《命运》内容吻合。随着时代发展，画页与意识形态和文本内容的联系日渐减小，作为艺术品欣赏的成分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