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论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从《新青年》《创造》《晨报》《语丝》到《太阳》《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新月》《现代》《抗战文艺》，再到《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收获》《十月》《当代》，期刊作为文化的中介在上百年的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都留下了它们的深刻印迹，它们是文学思潮的推动者和构成者，是作家的塑造者和成就者，是文明的媒介者和传播者。文学期刊对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日的文学都具有深重意义，通过文学期刊还原真实的历史现场，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对期刊意义和价值的重视源自学者代际相传的文化传统，胡适于1922年3月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通过对《申报》的研究，记载五十年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短暂历史。阿英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是“五四”以后最系统的文学期刊汇编。现代文学开创者王瑶先生“强调研究者必须阅读报刊，而不能仅限于作家文集，一是有感于现代作家常常根据时世变迁不断修改自家作品，不能以日后修订本解说作家当初的精神状态；二是阅读报刊，可使研究者对那一时代的文化氛围有更为直接的了解。”[1]陈平原认为“对于史学家来说，理论框架可以改变，但借助某种手段而‘触摸历史’，尽可能进入当时的规定情境与历史氛围，却是必不可少的‘起步’。在这方面，阅读报刊等大众传媒，可以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2]
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关注可追溯至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茅盾在导言中描绘出当时文学社团和文学期刊的形势图，其《史料·索引》系统地开列了几种具有重大影响的杂志编目，汇集了若干重要期刊的发刊词，至今还是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静庐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及其《补编》，其中辑录了关于现代文学期刊的史料多种。山东师院中文系编印的《1937—1949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和《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提供了多种期刊的目录、发刊词以及期刊介绍，成为现代文学期刊最集中、最有价值的一轮深度发掘和系统整理。同一时期，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开展现代文学期刊影印活动，集中影印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有关社团流派的刊物。“文化大革命”期间，山东师院中文系的《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杂志》介绍了从《新青年》到《海燕》共17种期刊的简介、目录和发刊词、终刊词、复刊词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室主持、陈荒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汇编》（甲、乙、丙编）掀起全国范围内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和抢救高潮。此后，索引、目录、汇编等成果不一而足，构成现代文学期刊的基本轮廓。[3]20世纪90年代以来，期刊研究逐渐变成一种“显学”，学术界出现大量以期刊为中心的研究论文。仅以现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论文为例，自1997年汤哲声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期刊史论》开始至2012年期刊研究论文共97篇，数量上呈逐年递增趋势。[4]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现代文学期刊研究成果更为丰富、细致和系统化，根据笔者对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考察，现代文学期刊研究成果可分为以下六种。
一是对于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从宏观上把握的整体性研究成果主要有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朱晓进《论三十年代文学杂志》、汤哲声《论40年代上海“方型刊物”》、刘增人《40年代文学期刊扫描》、刘晓丽《1939—1945年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研究》，目前此类整体性研究成果较少；二是从杂志文化身份、文化品格、自身面貌及后世影响等方面的梳理和把握。如巴彦《三十年代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月刊》、李延《三十年代的〈申报·自由谈〉》、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下）、初清华《关于期刊〈人间世〉的几点思考》等。三是文学期刊与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如张德林的《〈现代〉与中国现代派的创建》、陈旭光的《〈现代〉杂志的“现代”性追求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动向》、葛飞《新感觉派小说与现代派诗歌的互动与共生〈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为中心》、高恒文《〈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京派发展史上的意义》、江南《从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看京派文学》；四是编辑与刊物的关系。在编辑与刊物的双向同构中考察期刊是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如董丽敏《想象现代性（上）——重识沈雁冰与〈小说月报〉的关系》《现代性的异响（下）——重识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关系》《〈小说月报〉1923：被遮蔽的另一种现代性建构——重识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事件》，张生《从施蛰存的编辑理念看〈现代〉杂志的特征》、辛实《徐志摩主编时期的〈晨报副刊〉——“自由主义热”中的冷思考》、吴福辉《现代文化移植的困厄及历史命运——论胡适与〈现代评论〉〈新月派〉》；五是对期刊某一方面的聚焦式研究。如吉明学《激民气之暗涌，开诗歌之新体：〈晨报副刊·诗镌〉》、丁晓原《诗意的私语：〈小说月报〉散文的话语类型》、刘震《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李宪瑜《“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六是文学期刊与出版传媒的双向共生研究。吴福辉的《作为文学（商品）生存的海派期刊》和《海派文学与现代媒体：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涂晓华的《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的历史考察》，申朝晖、李继凯的《〈新青年〉在中国西部的传播——以川陕为考察中心》等研究论文均在传播学视域下对现代文学期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相对于现代文学期刊的深度研究情况，当代文学期刊的研究则略显薄弱。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提到包括文学机构、文学报刊，写作、出版、传播、阅读、评价等环节的文学生产机制和文学生产方式问题，认为在当代这一部分的研究并未进行深度学术化的展开。尽管文学期刊研究呈现上升趋势，研究角度表现出多样化特征，但由于这个研究领域相对较新，学科积淀和研究成果尚未成熟。“成果大多是一些零碎的个案研究、纯粹以现成印刷资料为依据的材料汇编与印象式文字，缺乏必要的资料准备与系统研究，急需更加深入而系统的学术推进，对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甄别是尤其薄弱的环节。”[5]“在重返80年代的背景下，有关80年代的文学论述，我们已所见多多，但相关史料的征集、挖掘、披露乃至据此对当时文学的重新分析，却鲜有人做。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缺憾之处。”[6]据目前所见研究文章，对于当代期刊的研究大致分为对某一期刊或某一时期的整体性研究，对文学刊物某一板块的聚焦性研究，文学刊物与主流意识形态之关系研究，文学刊物与文学潮流和现象的发生研究和文学刊物与生产传播研究等几个重要方面。按照历时性线索考察，我们发现对于1949年至1978年的文学期刊的切入点着重在文学与政治之关系上，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极为深刻，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期刊研究重点在于文学期刊和这一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现象之间的彼此推动和影响，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研究则更倾向于对文学期刊生产改制的现象和根源的分析，各类研究之间存在相互交叉的情况，难以彼此剥离。
文学期刊作为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的基础性环节，承载和记录着当代文学的生产活动。文学期刊组织理论探讨、艺术争鸣，发起了当代文学场域的诸多文艺潮流，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国主流文学界仍遵循传统的生产模式，文学期刊在新媒体时代的权威性在其选择中被进一步确认，传统作家仍以在重要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为象征资本；文学期刊的审美标准与艺术格调使它对于优秀作品的发现更为敏锐，有效推进文学内部的自我更新；文学期刊的文学场域的经典性权威使其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反向介入作品的创作。文学以组织和选择的方式生成并记录着一个时期的主流文学面貌，当代文学创作格局的形成、当代文学思潮的发生及当代生产机制的运行均与文学期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复杂的关联性中，当代文学期刊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为当代文学制度的考察提供了有效样本，因此从文学期刊角度考察文学史复杂面貌，从文学期刊发展状态来观照文学的发展事实和发展态势是研究当代文学的一种必要性工作。
二 论题的研究现状
《当代》是国家级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属的文学刊物，1979年6月创刊号问世，起初为季刊（1979年出版3期，1980年出版4期），1981年改为双月刊。自1979年6月至2019年12月，共出版《当代》250期，《当代》增刊20期，《当代·长篇小说选刊》96期。
《当代》的刊物定位是大型综合性文学杂志，每期五十万字左右。凡文学作品的各门类——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小品、评论兼收并蓄，无所不容，以发表中型以上的作品为主，着重发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部分戏剧文学。《当代》的选刊标准是从宽不从严，希望题材多样化、主题思想多样化，要求作品艺术性。在总体把握上，强调面向当代，面向生活，面向艺术；在具体的判断上，要求作品有形象感，能牵动读者的感情，给人美的享受，并有相当的思想启迪意义，能引起读者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积极思考，同时，在真实的大前提下要求掌握好选稿标准的辩证关系：既新颖又深刻，既尖锐又准确；《当代》的办刊主张是“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突出时代性、现实性和群众性；《当代》的编辑方针是要体现正气、志气、朝气、勇气和锐气；《当代》的特色栏目是长篇小说与纪实报告文学，前者容量巨大且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学水平，后者则最能及时反映广大读者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当代》曾获中国国家期刊奖、中国政府出版奖、中国百强期刊奖、中国百种社科期刊奖等奖项。共刊发作品近6000部/篇，其中有8部获得茅盾文学奖，包括古华的《芙蓉镇》、莫应丰的《将军吟》、刘心武的《钟鼓楼》、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王火的《战争与人》、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麦家的《暗算》。其他在文学史中产生重要影响的长篇作品有：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柯云路的《新星》《夜与昼》《衰与荣》、蒋子龙的《蛇神》、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张炜的《古船》《家族》《能不忆蜀葵》《刺猬歌》、刘心武的《栖凤楼》、张宇的《疼痛与抚摸》、周梅森的《人间正道》、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孙惠芬的《歇马山庄》《上塘书》、阎真的《沧浪之水》、王跃文的《梅次记事》、尤凤伟的《泥鳅》、程青的《恋爱课》、董立勃的《白豆》、王刚的《英格力士》、王海鸰的《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阿来的《天火》，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杨志军的《藏獒》、刘醒龙的《圣天门口》、铁凝的《笨花》、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贾平凹的《高兴》《古炉》《老生》、曹征路的《问苍茫》、于晓丹《一九八〇的情人》、徐贵祥《马上天下》、周大新《安魂》等；中短篇作品有冯骥才的《雕花烟斗》、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陈国凯的《代价》、郑九蝉的《能媳妇》、郑义的《老井》、张炜的《秋天的愤怒》、王朔的《浮出海面》《永失我爱》、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冰冷的链条》、孙惠芬的《民工》、方方的《水随天去》、王安忆的《爱向空虚茫然中》、范小青《钱科钱局》《科长》、宋剑挺的《麻钱》、徐则臣的《花街》《还乡记》《逆时针》、卢江良的《狗小的自行车》《村里的两条狗》、曹征路的《那儿》《霓虹》、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罗伟章的《最后一课》、肖江虹的《百鸟朝凤》等；报告纪实文学有郭宝臣、杨匡满的《命运》、程树榛的《励精图治》、张锲的《热流》、鲁光的《中国姑娘》、赵瑜的《强国梦》、霍达的《国殇》、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陈桂棣、春桃的《淮河的警告》《中国农民调查》、长江的《矿难如麻》、朱晓军《高官的良心》等。
作为“四大名旦”[7]之“正旦”的《当代》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重镇，然而相较于《人民文学》《收获》《萌芽》《钟山》《上海文学》等国内一流文学期刊，学界对于《当代》的研究则略显薄弱。多数研究仅停留于对发表在《当代》上的某个作家作品的分析考察，涉及期刊研究的专著仅有黄发有《媒体制造》第三章专章论述《当代》与现实主义。学位论文方面有河南大学顾记芳的硕士学位论文《“当代性”的意义与局限——〈当代〉（1979—2011）研究》，从“创刊”“作品·栏目”“活动与编辑理念”几个方面分析“当代性”给刊物带来的意义与局限。新疆大学王堆的硕士学位论文《〈当代〉（1979—1989）研究》，采用史料学搜集整理史料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20世纪80年代《当代》的发展历程和运行策略。期刊论文有周根红《媒体互动与〈当代〉转型》从网络文学探索、新闻化倾向和影视化生存三个方面具象分析《当代》新世纪的转型。蔡兴水、郭恋东《宏大的叙事样本——阅读〈当代〉（1979—2000）》认为《当代》由于与意识形态强势话语的共谋关系，解构了刊物所应有的独特品位和艺术情趣。李虹《文学=克隆真实？——与〈当代〉杂志编辑部商榷》从文学真实性入手，认为《当代》提倡文学贴近生活、贴近真实的时间不能以理论上的偏执作为代价。目前，《当代》杂志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相对于其他已走向成熟的期刊的学术研究，《当代》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这也为本书提供了写作的可能性。一份文学期刊对一个时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某种必然性，其优秀或非优秀文学作品的发表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期刊所发作品与当代文学思潮之关系，期刊生产与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之关系，以及文学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与意识形态之关系均有其难以涵盖的复杂性，本书的写作立足于通过以《当代》为样本的考察，为当代文学历史的研究提供一种路径和方法，在《当代》范围内述说一份文学期刊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本书力图“以刊窥史”“以刊证史”“以刊丰史”，做到“史刊结合”。在对《当代》个案进行微观研究的同时，目光扩大至对整个当代文学的分析和考察。在研究过程中采取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既把《当代》中刊发的作品当中独立的文本个体来研究、论述，考察《当代》作品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互文性关系，通过《当代》辨明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构成和嬗变过程，同时又将《当代》放在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加以阐释，把文学研究的视野从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扩展开去，关注文本生成的潜隐结构，考察文学生产制度内部的权力构成，通过文学期刊去考察一个阶段文学史生成的复杂面貌，对文学期刊进行重新审视，在梳理其演变过程的同时实现对当代文学历史进程的观照。另外，本书在研究中发掘、整理和甄别历史资料，通过史料还原历史现场，在资料准备方面进行深入的学术推进，为重述和丰富当代文学历史提供可能，也可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参考。
[1] 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9日。
[2] 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9日。
[3] 参见刘增人《现代文学期刊的景观与研究历史反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4] 参见洪亮《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提名一览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期。
[5] 黄发有：《媒体制造》，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6] 陆雪琴：《文学史的见证与参与——论文学期刊在文学生产中的作用》，《小说评论》2008年第2期。
[7] 1981年1月在镇江金山寺举行的全国27家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上，上海的《收获》、北京的《当代》《十月》和广州的《花城》被并称“四大名旦”。其中，《收获》以其老成持重称“老旦”，《当代》以其理直气壮称“正旦”，《十月》以其清新洒脱称“青衣”，《花城》以其婀娜多姿称“花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