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组织结构

一 诗社类别：亲缘、师友、综合

依据清代女子诗社文学与社会属性组合方式，它们可以分成亲缘、师友、综合三大类型。

亲缘型女子诗社。由于受自身生活范围与生活方式的限制，清代女子诗社的组构大多是在有血缘、婚缘关系的女性亲属间进行，带有明显的血亲与姻亲属性。在清代初期与中期，这类女子诗社数量最多，居主流地位。明末清初著名的山阴（今属浙江绍兴市区）祁氏女子社就是一个由血亲与姻亲联结而成的亲缘型女子诗社。这个诗社的主盟人是商景兰，她在丈夫祁彪佳以身殉明后，艰苦经营祁氏家事。这个诗社的组构成员主要有商景兰的三个女儿祁德渊、祁德琼、祁德茝，外加两个儿媳张德蕙、朱德蓉以及家族其他女性。清代中期著名学者、诗人郑方坤育有九个女儿，即长女郑镜蓉、次女郑云荫、三女郑青 、四女郑金銮、五女郑长庚、六女郑咏谢、七女郑玉贺、八女郑风调、九女郑冰纨，她们个个工诗能文。郑氏九女在父亲郑方坤的支持、指导下，时有诗课，分韵联吟，其唱和诗歌结集为《垂露斋联吟集》，从而形成盛清时福建著名的郑氏家族女子诗社。

师友型女子诗社。随着晚明以来才女文化的日益普及，清代一些女性也不时获得由闺阁个体空间走向群体公共空间的机会，如清初著名女诗人黄媛介以才学知名于世，多次受邀为闺塾师，行走于江浙多个地区，故得以结识柳如是、商景兰等江浙著名才媛。清代中叶著名女诗人钱孟钿随夫宦居多地，她每至一地则留心地方政治与文化，不时走出闺门，助夫实施善政与仁政。她还交结其时诗坛大老袁枚，深得袁氏赞赏。以此，到了清代中后期，由不同家庭或不同地区女诗人组构而成的师友型女子诗社数量渐多，成为清代女性诗坛的一道亮丽风景。清代乾嘉之际，杨芸、李佩金等京官内眷们，“结社分题，裁红刻翠”,“都中仕女传为美谈”[63]。晚清江阴才女沈珂随夫宦居江西会昌县，在此期间，她结交当地闺秀，进行诗词创作，与她们结成“湘吟社”。

综合型女子诗社。清代女性诗坛的这类诗社，既有家族亲缘性，又有师友交往性。清初著名闺秀诗社“蕉园诗社”就是一个既具家族亲缘性又有师友交往性的女子诗社。诗社主要人物林以宁与钱凤伦为姑嫂，柴静仪与冯娴为表姐妹，但又有与社中成员没有任何血缘、姻缘关系的李淑昭等人。清中叶扬州曲江亭诗社则是以阮元、王豫两大家族女性为主，又有其他家族女性参与的一个综合性女子诗社。诗社的骨干成员有阮元之妻孔璐华，阮元侍妾刘文如、谢雪、唐庆云，阮元从弟阮亨的妻子王燕生，王豫的妹妹王琼，王豫的女儿王乃德、王乃容，此外，黄文旸之妻张因、程绮堂之妻朱兰、鲍皋之女鲍之蕙等人也是诗社成员。

最后，兹将有关方志、诗话、女性别集等学术文献提到的清代有影响的近30个主要或重要女子诗社及其所属类型列表于下，以资参考。

二 诗社组织结构：社名、社约与诗社主盟人

与清代男性诗社一样，清代女性在组构诗社过程中，也不时给自己的诗社冠以社名，或拟定诗社组构章程，而在诗社组构与创作活动中也会形成自己的核心人物。

社名，诗社的名称。在现已统计到的清代女子诗社中，约有三分之一被诗社女诗人冠以诗社社名，其他或有诗社之实而无诗社之名，或其诗社之名是被清代与后世诗论家所冠。清代三大女子诗社“蕉园诗社”“清溪吟社” “秋红吟社”均为社中女诗人自己冠名。湘潭“梅花诗社”、成都“浣花诗社”、秀水“消夏社”、会昌“香吟社”、甬北“草堂吟社”等师友或亲缘型女子诗社社名也是社中女诗人所冠。但较多的血亲、姻亲型女子诗社则有诗社之实而无诗社之名，如山阴祁氏女子社、华亭章氏六女社、常州张氏四女社等。扬州曲江亭诗社、福州光禄派女子社等一些女子诗社则为清代与后世诗论家根据它们的组合特点而冠以社名。

清代女子诗社的名称各异，诗社主盟人或诗社成员在取名时赋予了自己特定的思想情感与审美情趣。有以地名命名的，如“蕉园诗社”“浣花诗社”。“蕉园”据说是诗社女诗人柴静仪的一处祖业，为清初杭州较有名气的庄园。“浣花”，则为成都浣花溪，诗社主盟人左锡嘉率全家曾定居于此。有以诗社主盟人字号命名的，如“清溪吟社”。诗社主盟人张滋兰，字清溪，号桃花仙子。有以某一自然景象与事物命名的，如“秋红吟社”“梅花诗社”。还有一些社名则体现出诗社女诗人的审美倾向与生活情趣，如“香吟社”“消夏社”等。

社约，诗社制定的运作规则与宗旨，用以规范诗社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清代女子诗社的社约大约有两种形式。一是书面形式的社约。清初主要女子诗社“蕉园诗社”曾订有书面社约。清人陈文述记载顾之琼：“招诸女作蕉园诗社，有《蕉园诗社启》。”[64]启是中国古代一种文体，《文心雕龙·奏启》章：“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65]早期的“启”，主要用于大臣向君上“陈政言事”或“让爵谢恩”，后来逐步演变为一种类似通告或书信的实用型文体。陈文述所说的“启”，即书启、小启，为我国古代一种通告或书信类的书面文体。可惜的是顾之琼这篇《蕉园诗社启》今未得见，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篇“启”不仅确立了“蕉园诗社”的名称，而且有很大可能确定了诗社的运作规则与宗旨。二是口头形式的社约。《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描写自荐为大观园诗社掌坛的李纨就以口头形式对诗社的运行做了规定：“从此后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开社，出题限韵都要依我。这其间你们有高兴的，你们只管另择日子补开，哪怕一个月每天都开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这两日，是必往我那里去的。”[66]李纨的约定虽然为口头形式，但比较严格，限定了结社时间和地点。清代小说《照世杯》也写到女性结社与她们的社约：“阮江兰也挤进去，抬头看那宅第，上面是石刻的三个大字，写着‘香兰社’。细问众人，知道是妇女做诗会。”又写道：“众美人见他谈吐清俊，因问道：‘你也想入社么？我们社规严肃，初次入社要饮三叵罗酒，才许分韵做诗。’阮江兰听见许他入社，踊跃狂喜道：‘不佞还吃得几杯。'”[67]《照世杯》没有写“香兰社”入社要先喝“三叵罗酒”的社约是书面规定还是口头约成，但从其戏谑效果来看，似以口头约成的可能性较大。

诗社主盟人，诗社的核心与领军人物或诗社社事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也称社长或掌坛。清代女子诗社主盟人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诗社内部创作成就最高、组织能力最强的女诗人。如清初“蕉园诗社”中的林以宁，清中叶“清溪吟社”中的张滋兰，晚清“秋红吟社”中的沈善宝、顾春。二是诗社中年辈最长而又诗歌成就最突出者。如清初山阴祁氏女子诗社中的商景兰，晚清成都浣花诗社中的左锡嘉。三是诗学成就未必最高，但为诗社的主要创立人或社事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如晚清湘潭慈云阁诗社中的周诒端，《红楼梦》“海棠社”中的李纨。

三 诗社创作环节：社集、联吟唱和、社评

社集，是指清代女子诗社闺秀诗人的诗歌聚会。她们的诗歌社集，或者为定期，如《红楼梦》中“海棠社”固定在每月的初二、十六这两日，或者为不定期，每到春秋佳日或传统佳节，如果有兴致，女诗人们也可以约好进行社集。“蕉园诗社”既“月必数会，会必拈韵分题，吟咏至夕”[68]，除此之外，每到春秋佳日，社中闺秀们也会相约成行。《国朝杭郡诗辑》这样记载“蕉园诗社”在春秋佳日中相约成行的情形：

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漘，争饰明珰、翠羽、珠髾、蝉壳，以相夸炫。季娴（柴静仪）独漾小艇，偕冯又令（冯娴）、钱云仪（钱凤纶）、林亚清（林以宁）、顾启姬（顾姒）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69]

联吟唱和，诗社分韵唱和的诗歌创作活动。清代诗社，不管是男性或女性诗社，其诗歌联吟唱和活动一般有定题、选韵与依韵、步韵等吟诗写作环节。定题就是定下一个写作题目，或者选择一个写作主题。选韵，就是在古诗十三韵部中选择一个韵，大家以此押韵，共同创作。依韵，就是按照他人所写诗歌的韵部作诗，但只要求与原诗同韵而不必同字。步韵，又称次韵，则不仅要与原诗同韵，而且押韵处还要同字，即步步跟随之意。联吟唱和是清代女子诗社最主要的社事活动，或者说是清代女子诗社文学创作活动的中心，以故，清代女子诗社中的闺阁诗人对此多有记载。“清溪吟社”沈纕在《翡翠林雅集》中曾谈到社中集会唱和的情况：

月满花香，夜寂琴畅，珠点夕露，翠湿寒烟，于是衔流霞之杯，倾华崤之宴，饮酒赋诗，诚所谓文雅之盛，风流之事者矣。[70]

社评，清代女子或男性诗社在诗歌联吟唱和活动后，还不时对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对活动中创作出来的诗词进行评定，选出优胜，或者在诗社所作诗词作品刊刻后进行书面点评。“蕉园诗社”林以宁所作套曲《重游愿圃，有怀又令、季娴、云仪诸子》就生动描绘出“蕉园”诸子诗词唱和与社评的情景：“翩翩林下旧知名，携来花外，共订文盟。牙签同检韵，写新词，字字轻清，还与丰标称。待从头评定，谁行第一，谁堪厮亚。”[71]《吴中女士诗钞》刊有“清溪吟社”女诗人沈纕《翡翠林闺秀雅集》一卷，集中收有《白莲花赋》8篇，出自诗社中8位女作者之手，并请诗社掌坛张滋兰之夫任兆麟加以定评。集中目录还开列出评定等次，以“超取四名”和“优取四名”两个等级公之于众。固然，清代女子诗社的诗歌社评活动，既有比竞的元素，又有娱乐的因子。清代女子诗社通过这一激励杠杆，不仅调动出诗社女诗人的文学创作热情与潜力，也活跃了诗社诗歌创作气氛。

综上所述，清代女性在比较开放、宽容的文化氛围中，不时汇聚在一起，相约成社，比竞联吟。她们组构成众多的女子诗社，且构建形式多样，创作气氛活跃，优秀诗人群出。她们的诗歌结社活动非惟促进了清代女性文学的繁荣，抑亦为清代女性诗坛构建出一番新气象与新元素，由此蔚成中国古代女性诗歌结社的“极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