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荷兰画派的文化记忆
幸亏有了艺术，才使我们不只看到一个世界，才使我们看到世界倍增，而且，有多少个敢于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我们就能拥有多少个世界，它们之间的区别比已进入无限的那些世界间的区别更大，不管这个发光源叫伦勃朗还是叫维梅尔，它虽然已熄灭了多少个世纪，它们却依然在给我们发送它们特有的光芒。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1]
现实主义（Realism）是一种文学和艺术形式。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批评范式，它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的欧洲，19世纪中期，英国开创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新纪元。但在“现实主义”作为审美意识从法国传至英国之前，英法评论家早已提及17世纪的“荷兰画派”（Dutch School），这一表述成了许多为人熟知的，反映日常生活小说的代名词。现实主义小说摒弃了英雄主题和宗教神话，通过对事物进行戏剧化处理，呈现平凡人物和情节，关注日常行为和习俗，尤其是它详细描绘了时代背景和物质生活，特别关注欧洲各国的中下层人民。这就是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将荷兰绘画作为小说艺术先导所唤起的想法。无论作家意在运用类比贬低小说，还是仅直接把小说与荷兰绘画联结，如早年的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他们意识到了两种形式的流行对于现存的等级价值体系提出了挑战。
无论是小说家对荷兰绘画不乏想象的回应，还是他们对艺术范式的焦虑，都只能在审美讨论中被解读，而这种审美背景至少要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高雅理论和低俗风格之间充满戏剧性的冲突。这种张力被英法文学家迅速记录了下来，以罗杰·德·皮勒（Roger de Piles，1635—1709）[2]为首的法国理论批评学家们为此开了先河。18世纪英国著名肖像画家乔纳森·理查森（Jonathan Richardson，1667—1745）在其《论绘画理论》（An Essay on the Theory of Painting，London：1715）中就有记载，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第一任院长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1723—1792）[3]也有同样的论述，这种传统也影响了19世纪伟大的文化学者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所著的《英国宣言》。小说艺术也同样如此。在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之前，小说一直是受轻视的艺术形式。但在司各特1832年离世后，小说与绘画的类比范式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成了其他作家以此叙述社会形态、家庭生活，从而提高名望的手段，文字与图像的类比方式继续助力批评家运用荷兰绘画艺术的优点，推动小说艺术的发展。当摄影对现实世界的再现开始替代画家遵循的忠实模仿（写实模仿）后，“荷兰绘画”这一概念才渐渐从19世纪有关小说的修辞中消失。19世纪约翰内斯·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的再发现激发了人们关注曾被荷兰人展示过的绘画艺术性，直到20世纪早期，已被接受的荷兰绘画观念和它与小说的关系才被彻底调整。
虽然我们很难断定哪些绘画作品被作家看过，但是在18世纪早期，荷兰绘画的印刷品就已经传入英国和法国了。一方面，从1793年卢浮宫的开放，到1871年伦敦国家美术馆接受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Robert Peel，1788—1850）捐献的荷兰和比利时艺术藏品，英法两国美术馆迅速向市民展示了这些收藏品。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在卢浮宫曾看过杰瑞特·窦（Gerrit Dou，1613—1675）的画作，还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他的系列故事中。又如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曾在伦敦国家美术馆观赏过梅茵德特·霍贝玛（Meindert Hobbema，1638—1709）的乡村风景画，并特地记录了当时的感受。另一方面，从1781年雷诺兹的荷兰和佛兰德斯之行，到1902年马塞尔·普鲁斯特（Michael Proust，1871—1922）造访荷兰，对荷兰绘画的实地观赏使观者心中产生了更多共鸣。如艾略特的首部小说《亚当·比德》（Adam Bede，1859）对荷兰绘画的捍卫，这显然应归功于她在慕尼黑见到了杰瑞特·窦的原作。又如在精选作品集的第五卷中，普鲁斯特特别记录了在海牙邂逅维梅尔的《代尔夫特风景》（View of Delft，1661）的经历。19世纪中叶，摄影和印刷技术使逐渐补充并替代作家对原作的接触成为可能，如1921年普鲁斯特参观了巴黎画展后，购买了一本维梅尔作品插图集，这就使作家在原作不在场的情况下也能激发他们的写作灵感。
本著标题中的“荷兰画派”既是19世纪的思想观点，也是17世纪的文化现象。如果没有关于荷兰和弗莱芒（Flemish）艺术方面的当代学术研究，那么本著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但相比图像的原本意图和先前研究，本著更关注绘画在19世纪小说中是如何被解读的。当代诸多历史学家对荷兰绘画艺术在19世纪的反响存在颇多争议。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许多作品的图像意义不能反映日益世俗的时代，有些觉得荷兰风俗画中的日常生活形象远比那些被认为是首批现实主义画作中所表现的更加讲究和刻板。荷兰艺术和弗莱芒艺术在17世纪的融合给现代学者带来了诸多困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许多在荷兰共和国时期创作的作品似乎并没有被归入“荷兰画派”的范畴。当19世纪作家联想到“荷兰画派”这个词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风俗画、风景画、静物画（Still Life Painting）和肖像画这些被认为是北方艺术家所擅长的绘画类型，而不是那些同样被17世纪荷兰艺术家所创作的历史和神话题材画作。如同多数小说和绘画的批评术语，包括众所周知的“现实主义”本身，“荷兰画派”这一概念具有重叠的相关特性，并非被明确界定为单一现象，但它的通用性使荷兰绘画对那些将之与小说联系起来的人更有用。
本著审视了10位重要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在创作生涯的不同阶段都致力于以文字重现荷兰绘画，仿拟现实。尽管长期以来的学术传统通常是孤立研究这些作家的，但是这些作家的现实主义艺术形式吸引着国内外学者亦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传承甚至在他们之间没有直接对话的情况下也能感觉到。荷兰绘画式小说类似于当今经常提及的“风俗画”（genre），不过这个术语直到19世纪下半叶，在本著所讨论的英国小说创作完成后，才真正融入它现在的意义之中。的确，对于表现日常生活的风俗画和与之有亲缘关系的小说，两者关系的当代诠释在不断丰富。本书旨在帮助我们认识这些缘由（为何两者存在亲缘关系）。尽管“风俗画”一词反复出现在荷兰画派的学术研究中，但这一范畴在历史词源学中的隐含意义仍需用理论推测思考。如同现实主义小说，风俗画的概念取决于我们识别匿名人的能力。比如一幅表现女缝纫或者展现农夫斗殴的画作，画面人物绝非肖像画或历史画中的特定对象，即便这么简单的身份识别行为仍需要我们将所见与我们所熟悉的人们的生活进行类比。本著所研究的小说家无一例外，对此也都清楚地加以描绘，他们勾勒出了普通人的现实世界和自然世界。乔治·艾略特在将小说创作与荷兰绘画相联系时，其小说中那些非理想化的普通人物也总是有特定的习惯和衣着，如《亚当·比德》中女性劳动时的亚麻布着装；《织工马南传》（Silas Marner，1861）中劳动后在虹居酒馆的聚会；哈代则把风景画和风俗画颇有特色地融入第二部小说《绿荫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1872）的标题中：“荷兰画派的乡村绘画。”而在普鲁斯特看来，虽然他认为这些前辈功不可没，但更在乎艺术家的独特风格，而非绘画主题。尽管《追忆似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1913—1927）的描述方法与荷兰风俗画有密切关系，但最具艺术家风格的还是维梅尔这位日常生活画家。
对上述所提小说家而言，荷兰绘画尤其与小说开端有关，既因为它经常是场景设置的一种方式，譬如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系列，又因为它奠定了小说描述日常生活的基础，就此释放了小说家叙述的欲望。荷兰绘画模式深刻影响了乔治·艾略特的叙述，开启了其小说家的职业生涯。她最早接受的艺术训练要求她关注平凡和本土事物，阻止她对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冲动。她曾竭力为荷兰绘画辩护，反对那些自认为“思想崇高之人”。与此同时，艾略特对世俗的忠实模仿具有象征意义，也使她越来越远离荷兰范式。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有关城市生活的叙述显然也受到周围艺术家朋友的影响。如同艾略特，哈代也清晰地将荷兰画派与自己的乡村生活联系在一起；而普鲁斯特的小说被称为“记忆中的荷兰绘画”，它与小说家对画家的记忆密切相关。
然而，对荷兰绘画的物质细节和日常生活仪式的甄别就意味着，即使是最受现实主义模式吸引的小说家也不可避免地反对荷兰绘画。尽管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曾说，所有绘画基本是静态的，由此与诗歌的时间艺术相对，但哈代还是有充分理由将他情节最少的小说与一幅荷兰绘画做对应，如同司各特曾将简·奥斯丁的佛兰德斯艺术与小说联系，其中“故事”叙述并非小说的要义。小说叙述的是故事，或至少暗示故事，需要读者参与思考，而荷兰“低俗风俗画”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描述性的。对那些试图将绘画视为精神劳动而非手工劳动的古典理论家来说，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接近语言艺术。现实主义小说的章节名称通常让人联想起荷兰式的现实主义元素，如作坊、农庄、农产品、茶会、游乐场等。在一定程度上，荷兰绘画叙述模式超越了语言，展现了一些用笔墨无法描述的环境。虽然现实主义小说家并没有深入探究这种动态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含义，但其含义却已经显而易见：小说家用荷兰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镇压内部反抗，维护统治阶级稳定的。因而本著认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与“荷兰画派”的视觉类比产生了一种社会免疫记忆，他们可称作社会的“吹哨人”。本著希冀分析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社会学，即通过绘画与文学的互动性，重现大时代里小人物（常民）的日常生活，还有市井未曾被现实磨灭的纯真初心。
鉴于此，我们从记忆和文化史这双重视角入手，考察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如何择用荷兰绘画及其蕴含的思想，进而揭示两者之间的互动。本著尝试通过视觉图像与小说文本的类比，从文化记忆（Culture Memory）中得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与荷兰绘画的阐释意义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