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风景画里的文化交融

17世纪早期，英国还没有像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那样出现丰富多彩的风景画。研究荷英文化互动，有助于深度认识荷兰画家对推动17世纪英国艺术发展和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近年来，虽有诸多学者从视觉艺术论及荷英文化交流，如英国美术史家埃利斯·沃特豪斯（Ellis Waterhouse，1905—1984）的著作《英国绘画1530—1790》（Painting in Brit-ain，1530—1790，1953）；又如英国泰特（Tate）博物馆馆长提姆·巴彻勒（Tim Batchelor）的著作《呆板固定的事物》（Dead Standing Things，2012）目录中谈到了“静物”一词的起源，表明了荷兰画家将静物画传播到英国，印证了荷兰人对英国艺术做出的宝贵贡献；[15]再如莫里斯·格兰特（Maurice H.Grant）在《老英国风景画家的编年史》（A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the Old English Landscape Painters，1926）中提供了16—19世纪的英国绘画大师的作品清单。他提到最早的英国风景画家出生于1771年。“风景”一词是在有些东西必须从国外进口的那个时期从荷兰传入到英国的。[16]戈登父子合著的《霍贝玛与海德格尔：真理与美》证实了这一点：这是惊奇的事实，生活在17世纪的荷兰画家发明和开创了风景画领域。此外，荷兰画家创作的风景画中蕴含了“真理推动自身发展”的事实。[17]

斯图亚特王室（the Stuarts）用现实的眼光看待风景画，认为它可以作为一种记录城市地形的方式。至于国王和王室成员是否对风景画的引入过程产生兴趣则不得而知，但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画家克劳德·德琼（Claude de Jongh，1605—1663）使王室之外的英国人普遍对风景画产生兴趣[18]却是不争的事实。

首先，托马斯·怀克（Thomas Wijck，1616—1617）的《白厅和圣詹姆斯公园》（Whitehall and St James' Park，C.1660）以俯瞰视角最为取胜，与荷兰画派保持一致。这幅画的独特之处在于天空中融入了橙黄等柔和色调，与意大利画派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怀克在定居英国之前，曾在意大利工作，显然受到了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并加以践行。他受宠于查尔斯二世，其作品风靡一时。意大利风景画在17世纪的英国深受欢迎，其潜在影响力不容忽视。在这幅“圣詹姆斯公园”画作创作的11年前，查尔斯一世在白厅前被处决。这样一幅具有明显地标特征的绘画，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又饱含伤痛，同时也象征着胜利。既象征着君主制的灭亡，又以查尔斯二世对圣詹姆斯公园的重新设计而表明君主制的复兴。画面前后的背景关系再现了时间顺序。作为背景的白厅象征过去，前景（foreground）圣詹姆斯公园代表查理二世时代。就文化维度而言，君主制的死亡和重生是一个巨大的视觉主题。

另一值得深入研究的案例是扬·韦克（Jan Wijck）的《荷兰獒和邓纳姆梅西》（A Dutch Mastiff with Dunham Massey in the Background，C1690s）。荷兰巨獒占据画面中心，背景左边是邓纳姆梅西城。画面上方燕子飞翔，背景右边山坡上分别是吃草的羊群和守职的牧羊犬。动物构成了此画的文化寓意：羊和狗在英荷人民心目中的特殊性。在英格兰，无论是文化意义还是商品价值，羊都很重要。以羊毛为原材料的纺织工业在英国工业革命后的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影响力超越英国本土。欧洲大陆的纺织业极度依赖于这个岛国提供的优质羊毛。羊毛产业对英国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可通过韦克的作品管中窥豹。虽然此画描绘的主题是田园风光，却再现了荷兰绘画对英国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值得一提的还有17世纪英荷的布料交易：英国纺织业史上最令人难忘的萧条之一始于1620年……出口贸易减少了三分之二，羊毛价格下跌。[19]《英国都铎王朝和斯图尔特羊毛贸易》清楚写道17世纪佛兰德斯地区对英国纺织品的抵制行动，试图维护荷兰商人对布料出口的控制权。这削弱了英格兰的羊毛贸易，影响到羊毛产业链中的所有从业者。

这幅画中的另一动物就是那条硕大的荷兰獒，这种哈巴狗当时是荷兰奥兰治王室的官方狗种。据记载，这条荷兰獒死于1702年。这意味着在创作此画时，这条狗还活着。1688年，玛丽二世女王和威廉三世王子从荷兰赴英格兰访问时选择了一只哈巴狗随访，它在英国很快成为支持新教君主的象征。17世纪晚期，清教和天主教在为掌控英国王位而斗争时，画像中的哈巴狗作为当时微妙的社会舆论的代表，象征着被废黜的天主教君主詹姆斯二世时期。由此这种哈巴狗就取代了西班牙猎狗，成为斯图亚特王朝历任国王最喜爱的狗种。它（老弗图，Old Vertue）的地位是如此之高，以致这所房子的主人因为拥有这幅18世纪的风景画而享有特权。“老弗图”这幅画印证了“17世纪英国人特别关注动物”的言说。[20]无论从语言，还是到医药，狗对英国文化有着深度影响。“蒂利（M.P.Tilley）记录了英国16—17世纪的谚语中的113个对‘狗’一词的使用。”[21]无论从文化上还是从宗教上来说，这幅画所蕴含的英国文化遗产和作为前景的荷兰獒不仅对荷兰人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对英国文化和日常生活影响深远。画中的背景建筑并非今天的邓纳姆梅西城。房子由于年久失修，早在20世纪初就被彻底改建。德·梅西（de Massey）家族从英国国王威廉一世统治时期接管了这所房子，一直把邓纳姆梅西当作家族遗产世代相传，房子也由此得名。因此，这幅画中的房子和许多其他英国贵族庄园一样，有着重要的家族谱系意义。而使英格兰或英国风景画如此具有标志性的，大多也是贵族和王室的房子和宫殿。

画家亚历山大·克林尼克斯（Alexander Kerinicx，1600—1652）的《约克郡远景图》（Distant View of York，1639，图1.6）是其十幅系列作品中的一幅，亦是英荷交流的产物。画如其名，该画作描绘的是约克郡地方官眼中绮丽的约克郡风景。这幅关于查理家族房子的画，即便不是英国建筑画中最早的一幅，也属于典范之作。其特征体现在鸟瞰视角。[22]因此，风景画术语源自荷兰的风俗画术语亦在情理之中。[23]如前所述，人们普遍认为风景画是英格兰少见的绘画类型，直到英国画家开始研究荷兰画家的作品时，才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这时期英格兰不断恶化的政治情况或许促成了这一系列画作的创作。国王查理委托创作这个系列画作之后，在1642年4月宣布约克郡为英国新的首都。[24]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此画的由来，以及查理国王的个人色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幅画完成四五年后，便发生了权力争斗，而在完成十年后，查理一世被处以死刑。

图1.6 约克郡远景图

与上文所提画家不同的是，1615年德琼初到英国游历，1625年又重返英国，他与英国王室没有交集，这亦说明为何他在英国短暂的停留没有被记载下来。虽无历史记载证明，但是人们可以从其画作中的地形，找到他在英国的活动踪迹。如他的风景画《威斯敏斯特台阶旁的泰晤士河》（The Thames at Westminster Stairs，1631—1637，图1.7）。该画描绘了在平静的泰晤士河上忙碌的船只，为生计奔波的人们。整幅作品呈现的自然主义风格极具荷兰画派特点，其主色调却似乎带着浓厚的意大利风格。有趣的是，其作品出处表明，德琼创作的这幅英国风景画的买家并非英国人，可能因与英国存在某种情感联系，才订购或委托创作这些作品。[25]其完成时间大致在最初草图绘制的十年后，据此可以推测，这幅画旨在捕捉并记录城市活动及文化意蕴。

图1.7 威斯敏斯特台阶旁的泰晤士河

荷兰画家约翰内斯·沃斯特曼（Johannes Vorsterman，1643—1699）创作了《独树山下的格林尼治和伦敦》（Greenwich and London from One Tree Hill，C.1680，图1.8）。当时伦敦经历了鼠疫和大火，王室急切远离繁华的城市，建造新的宫殿，避开潜在的危险。画家创作此画的目的在于，推动恢复君主制，强调格林尼治的地理重要性。从历史维度看，英国存在一股强大的保皇力量，他们力主君主统治，查理二世需要民众相信复辟斯图亚特王朝是件好事。自亨利三世以来，庄园的一大特点就是打猎娱乐，画中王宫庭院里的鹿表明，1665年的鼠疫和1666年的伦敦大火后，城市没有发生食物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英国王室宫殿改造和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建造，显示了当时国强民富的状况。这个新兴海上霸主“生机盎然”。

图1.8 独树山下的格林尼治和伦敦

上述对绘画文化内涵的阐释，与建筑或风景画（查理一世的宫殿、白厅、圣詹姆斯公园等）的重要历史意义密不可分。每幅作品各自独特的诠释源于其所暗含的买家或画家意图，即所谓艺术市场的定制权利。这是17世纪英国风景画创作的文化基调，如克林尼克斯为查理一世创作的系列风景画，韦克的《荷兰獒和邓纳姆梅西》。这些荷兰画家为满足主顾需求而定制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