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追思威廉·H.麦克尼尔

我现在书案上放有三件东西：①98岁高龄去世的美国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的新闻报道，去世时间为2016年7月8日；②他的《世界史》中译本（施诚、赵婧译），由中信出版社2013年出版，58.5万字；③我的《老学日记》第九编第228节《麦克尼尔的文明观念》，该书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这三件东西放在一起，特别是这位已经是“坐九望百”的老学人的去世，引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追思。他是位“文明互动”论的倡导者。早在2012年10月13日，我研究他的文明观念时，关注他的两本著作：《瘟疫与人》和他与儿子约翰·R.麦克尼尔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瘟疫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写入了历史。尤其是父子二人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一书，“把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问题，放在人类历史的中心位置，进行研究，这和我的“文明交往自觉”思考不谋而合。这使我产生了同道者之间那种亲切感。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开篇即叹道：“知音其难哉！”我正是怀着知音的心情写这篇追思短文。

早在2012年1月，我在3卷本《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一书中，提出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六条交往网络”：精神觉醒力、思想启蒙力、信仰穿透力、经贸沟通力、政治权制力和科技推动力。我在《文明交往自觉论纲》中谈道：人类文明发展有两种动力，即生产力和交往力，而且生产的前提是交往，交往力是广义的生产力。我认为：“这六条交往力网络所形成的交往的合力，比机械网络更复杂、更多变、更生动和更有力。因此形成的文明交往史更具有壮丽风采和恢宏气象。”[4]

在2012年10月13日这篇《老学日历》中的《麦克尼尔的文明观念》短文中，我记下了两个联想：关于人类文明交往研究的三个层面（思想情感、文化理性、文明自觉）；人类文明交往的平衡点与契合点问题。当时，我并未读到他的代表著作《世界史》。现在我看到的是第四版的中译本。这是一本有影响力的教材，其特点是把人类历史作为一部文明发展的整体历史。它视野广阔、文笔简洁，尤其是以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为线索，此一理论创新引人注目，令我感到特别亲切。

威廉·H.麦克尼尔生于加拿大温哥华，20岁迁居美国芝加哥，21岁和22岁分别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30岁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他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他和世界史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都在研究世界史和写世界史教材，而后者任教的芝加哥西北大学历史系，也是与他互相交流、争论的不同历史学派。我记得已故的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曾同我多次谈过此事，他认为除了他自己为总主编的《世界史》教材之外，中国也应有不同观点的，并应有个人写成的《世界史》教材。他也曾建议我以人类文明交往为线索、以简洁生动文笔写成另一部中国风格的《世界史》。他甚至还自荐为此书写一篇长序，以显示中国世界史领域内的百花齐放特色。遗憾的是，我一来能力、水平不够；二来当时正在主编13卷本《中东国家通史》和1卷本《中东史》，无暇他顾，所以有负厚望，欠下了一笔无法偿还的友情之债，至今思之，心存遗憾，无法面对他的在天之灵。

的确，世界历史教学之本是世界史教材。世界史教材的质量是研究成果的积累与综合，是有自己学术特色和风格，并且寓论于史，同时文字流畅易懂。威廉·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有其积累的基础，这就是他之前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尤其是《西方的兴起》这部被称为“人类共体史”的著作。历史分期是他书写《世界史》的线索路径，具体提纲是：①远古时代至公元前500年为“旧大陆四大文明”（中东、印度、中国、希腊的犹太教、佛教、儒学思想体系的形成）；②中世纪的文明平衡时代（四大文明向周边地区扩张，程度上势均力敌又各自独立发展；夹杂有希腊化、伊斯兰扩张、蒙古扩张）；③1500—1789年西方文明支配时期（西方的海外扩张）；④1789年至今，全球走向一体。这是一个有自己见解的独特体系。

约翰·R.麦克尼尔称，他父亲把1967年初版的《世界史》作为《西方的兴起》的“教材版”，其特点是“短小”，而《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2003年版）的“篇幅要大得多”。据他的观察，写世界史是他父亲一生的志向。这正如《世界史》第四版序言（1978年6月）开篇所讲，《世界史》教材的生命力在于：①从“人类文明”这个简单的视角出发，对于世界历史以整体的叙述，容易理解；②“清晰简洁的文风”。这是值得称道的风格。

在时间观念上，写世界史是从远古一直到当今发生的大事件。据此原则，新版增加了第30章，其目的是关注“基础的、根本性的变化”，以少纠缠细节而努力延长“保质期”。写通史要通到当今，这个观点我很赞同。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的《二十世纪中东史》这部研究生教材中，就是写到付印前中东发生的重大事件。我是用“写实的方法”，处理当代史这一敏感问题。

人类社会有过而且不断有各种各样的、大量的“因生活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但人类“文明”所指的是“大型社会”。这是对的。因为文明总是社会文明，尤其主要的是制度性的社会文明。此种“大型社会”文明包括：①把千百万人组合在一种松散但清晰的生活方式之中；②地域覆盖数百乃至数千公里；③时间跨度，相比个人的寿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他认为，人类社会第一次达到“文明的复杂程度及其规模的时代开始算起”，旧大陆主要文明传统只有四个，新大陆出现的不同文明不超过三个。这个重点也对。

何谓“西方文明史”？美国教材已经达致共同认识；而何谓“世界史”，却无一致标准。威廉·H.麦克尼尔认为，他的世界史是“整体世界史观”的简明世界史，其“优点是一以贯之、清晰明了，能够被掌握、被记住，过后可以回味”，这四个优点，尤其是第四个“过后可以回味”很有意义。这里，他的历史观的文明结构理念是：①“在任何一个时代，世界各文化之间的平衡都容易被打破，推动可能来自一个或多个文化中心，那里的人们成功地创造了非凡的或强大有力的文明。”②或多文化中心的“邻居，抑或邻居的邻居，被诱惑或被迫使去改变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时候是直接移植一些技术或观念，但更多的情况，是加以调整和改变，以便为顺利适应当地的环境”。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主要文明中心，“首先研究最初的一个或几个抵抗中心，然后考察对文化创造的主要中心所产生的革新，世界上其他民族在（经过直接、往往是间接渠道）认识或体验之后，做出反应或反抗，进而我们就有可能对世界历史的各阶段进行概括。”④“从这一视角看，地理环境，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通路线，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有关古代的交往关系，现存的文献记载有时会模糊不清，但考古学和科学技术和艺术史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威廉·H.麦克尼尔的历史观念中的古今观，集中在对“个人判断力”的一种锻炼培养上。他认为，古代史的判断力有“史学研究的悠久传统可以指引我们通往久远历史的路径。与此相反，我们自己却因为年代太近，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历史学家在处理近期事件的时候，有很大的自由度”。因此，他客观冷静地对待1998年4月新写的第30章《1945年以来的全球竞争和世界主义》：“因此，新写的第30章是否成功地刻画了这个世界，这个我们与许多民族和文化的共同分享——尽管不是那么舒心如意——的世界，就有待其他人的判断了。”

对此书的“指导原则”，他的儿子约翰·R.麦克尼尔在《世界史》中译本序言中写道：“文明之间一直是相互联系的，这些联系常常是社会变化的通衢。”他回忆说，当他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世界史的时候，就清楚地认识到：“汤因比强调世界文明的隔离是错误的。”[5]可见，“联系”是麦克尼尔父子历史观念的关键词和哲学概念，而具体到文明观上，应该就是我理解的“人类文明观”中的内外互动“交往”。我的文明观与其他文明观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观念”，而不是一般的“人类文明观念”。这一历史观念，指导了我主编的13卷《中东国家通史》，特别是我主编的一卷本《中东史》，多年来已是研究生的推荐教材。这一点与威廉·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的历史观念相近而又不同。我们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科研群体，从人类文明交往互动自觉的历史观念的理论视角，在史论结合上贡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我在追求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道路上，威廉·H.麦克尼尔的历史著作和思想，给我的启发是很可贵的。理解一位学者，读懂他的著作，需要机缘，也需要心灵相通。观察问题，需要有广阔的世界眼光，是学习世界史不可少的。研究问题，需要有深远的人类文明交往自觉视角，学习人类史也是必需的。如何研究世界史、人类史，如何在高处站、往深处思，又如何以厚实的历史感为基础、又合乎时代精神，从而得出称得起有新意的原创性思维成果，我从追思威廉·H.麦克尼尔的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互动的路径中，遇到了知音。这有点像他与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相遇一样，我在中国西安西北大学也唱出人类文明交往互动之歌：“知物之明，知人之明，自知之明，交往自觉，全球文明。”

在追思威廉·H.麦克尼尔逝世悼文的最后，我想要说的是，他是一位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在改变人们思想和大众公共行动提供依据方面，历史学家能发挥作用。‘历史学’是一个很高贵的名称。根据我们的阅读和反思，告诉其他人，世界上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这是一种荣誉。”他是一位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学者，在人类文明互动问题上有实质性建树，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在世界史学术领域中建立一座丰碑。我们不能要求他成为一位有系统文明交往理论的思想家，然而如果他再向此方向努力一步，将会有更卓越的成就。他又是一位谦虚而严谨的学者，他自信而又自知，并不希望把自己的著作看成定论，他一生都在深化、细化自己的学术思路，不断完善自己的著作。在人类史、自然史世界中寻觅，我想这都是在世界史、在人类文明史的学术坐标上给予他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