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核心观点、结构框架和拟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明代中晚期是中国古代休闲文化的高度发达时期，既有对古代休闲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诉求。概括来说，其在审美诉求、审美趣味的流变上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体的我们将从艺术文化、园林文化和清玩文化等多个方面具体展示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中的审美意识特征。
本书的结构框架是：以审美意识的流变和特征为脉络，展开对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思想的研究。为了更好地认识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及其审美意识，本文除绪论外，可以分成下面几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明代中晚期休闲审美意识发展的背景，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全面了解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土壤。第二部分对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的审美意识的总体特征做一个概括和总结。第三部分具体谈艺术文化发展中的休闲审美诉求的特殊性。第四部分从生活美学的视野观看园林文化中休闲审美意识的发展。第五部分从清赏文化角度探讨休闲意识如何参与文化的价值建构。结语部分论述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阐释明代中晚期休闲审美意识的当代价值。
本书论者希望对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及其审美意识进行专门的研究和探讨，系统探求“闲”之于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意义。本文希望将明代中晚期作为一个重点，全面展示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的审美意识。休闲文化的发展和时代发展密切相关，所以对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及其审美意识的研究必须要放在明代中晚期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重点在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商品经济和城市文化对休闲文化发展及其审美意识流变的意义，着重梳理明代中晚期丰富多彩的休闲文化现象背后的审美取向，总结审美趣味的流变，比如休闲文化从乡村到城市，从隐逸到入世，从单一到多元等。休闲文化的研究对象本来就包蕴甚广，本文对休闲文化的研究虽然集中在审美意识研究上，但是其涉及艺术文化、园林文化、清赏文化等多个方面。
明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发展最为保守的时期；另一方面是各种思潮迭起、文人个性最为解放的时期，而这种解放多是来自文人丰富多彩的休闲文化生活，尤其是因为明代中叶以后商业和城市文化的发展，休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近现代文明的发展因子，这一时期的审美思想既是对前代的继承和总结，也是新的审美意识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于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及其审美意识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对于丰富文艺美学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论者希望以美学理论的高度来整理和分析明代中晚期林林总总的休闲文化现象，对当代休闲文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希望能够从美学的高度来认识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并且期望能够对当代的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休闲与审美的联结，是从美学的角度去观照休闲文化生活，是对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休闲文化活动的提升。从这个意义出发，休闲文化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闲暇，也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消费和消遣，更重要的是其文化意义，是审美上的非功利性，只有审美意义上的休闲才真正能够愉悦人心，只有在真正的“闲”的状态下，才能够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中国古代历来对“闲”的价值和意义都有明确认识，其发展和成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休闲文化及其审美意识发展对于我们今天建立和谐向上的休闲社会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明代中后期休闲文化及其审美意识的整理，既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也是今天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借鉴，而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也是其焕发新生命的重要保证。
[1] 关于审美文化，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叶朗指出，“审美文化是审美社会学的核心范畴，所谓审美文化是指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参见叶朗《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聂振斌指出，审美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当代文化的产物，是艺术和审美原则对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参见聂振斌《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页）；朱立元指出，审美文化广义上的理解是指一切具有审美特性和价值的文化，狭义的审美文化是指当代文化尤其是专指大众文化（参见朱立元《“审美文化”概念小议》，《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马宏柏支持将审美文化视为当代文化，在文化形态意义上，直接可用来专指大众文化（参见马宏柏《审美文化与美学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姚文放、张晶等学者都倾向于对审美文化的狭义理解，认为审美文化应该放在当代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本文对审美文化的理解主要是将审美文化放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审美文化是关于审美的文化，其内涵和外延十分广泛，既包括具有审美意义和价值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本身，也包括审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文化意识，即一个社会的审美意识，包含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等。休闲文化是审美文化的具体体现，本文重点在于从审美意识的角度考察明代中晚期的休闲文化活动。
[2]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3] 蒋孔阳：《蒋孔阳全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4] （清）永瑢、纪昀等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24页。
[5]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6] 转引自王瑶《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史论之一》，棠棣出版社1951年版，第57页。
[7] 钱钟书：《论文人》，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8] （明末清初）黄宗羲：《明文海》卷264《序五五·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6册，第96页。
[9] （明末清初）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0页。
[10] 陈宝良：《明代文人辨析》，（台北）《汉学研究》2001年第19卷第1期。
[11] “生员”在明代初年主要是指明代中央国学的学生，后来也指地方政府兴办的官学里面的学生，属于具备参加科举考试资格最低一级的功名，地方学校出来的生员必须通过国学的考试才具备参加乡试的资格。
[12] （明末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3] （明末清初）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 “山人”一词本来是指隐居的清修之士。明代山人作为一个活跃的社会群体，在晚明达到极盛。晚明山人的行为和传统山人已经是大为不同。其一是传统“山人”大多隐居乡野，晚明“山人”活跃于朝市，所谓“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见《历代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97年版）。其二，传统“山人”躬耕以自给，晚明“山人”多是“挟薄技，问舟车于四方之号也”（谭元春：《女山人说》，见《谭元春集》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9页）。因为晚明“山人”的游食特征，晚明山人在当时和后世都备受质疑。明人范濂批评山人：“古人重高士，良有以也。今之托名山人者何比哉，往往迹寄林泉，心悬富贵，旦暮奔走，射利沽名。”（范濂：《云间据目钞》，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9页）
[15]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16]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山人》，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86页。
[17] 休闲文化：将休闲上升到文化的层面，是指人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而呈现的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生命状态和行为方式。休闲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文化，它使人在精神的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呈现自律性与他律性、功利性与超功利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是人的一种自由活动和生命状态，是一种从容自得的境界，是人的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
[18] 吴小龙：《试论中国隐逸传统对现代休闲文化的启示》，《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19] 对于“大礼议”，《辞海》解释为：“明代宫廷中争议世宗本生父尊号的事件。武宗无子，武宗从弟世宗由藩王继帝位。即位后，使礼臣议本生父兴献王祐尊号。张璁等迎合帝意，议尊为皇考。杨廷和认为不合礼法，主张称孝宗（武宗父）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争论三年，世宗于嘉靖三年（1524年）追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群臣哭阙力争，因此下狱的达134人，廷杖致死的17人，此外尚有谪戍和致仕而去。”（《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2页）
[20] 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清丈田粮，全面推进统一以白银作为财政计量单位，赋役合一、统一计银征税。张居正改革的意义，首先是逐步建立以白银货币为主的新的财政体系，清丈在全国的推行，使白银成为统一的国家赋税征收标准。其次是赋役征收的货币化，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原则上转化为货币形态，意味着明代国家财政体系的根本性转变。
[21]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黄山书社2004年版。
[22] 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23] [日]和田清：《中国史概说》，吉林大学历史系翻译组、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28页。
[24] 张玉勤：《审美文化：休闲研究新的理论视界》，《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5] 潘立勇：《休闲与审美：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6] “兴趣”，语见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辩》：“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的“兴趣”说将“兴”和“趣”结合在一起，指出诗歌的兴象和情致结合产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韵味。严羽的“兴趣”说强调了诗歌的抒情本质及其审美力量。
[27] 鲁枢元等主编：《文艺心理学大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28] 休闲美学，休闲美学是当代休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休闲美学主要是从美学的维度研究休闲文化。康德可能是比较早将艺术的本质归结为“游戏”的西方哲学家。他指出：“艺术被看作是一种游戏，这本身就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达到这一目的，就算是符合目的。”[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49页]游戏精神被认为是休闲文化的内在精神，王国维吸收康德审美无功利的思想，尤其是其关于“游戏”的理论，对于中国文化中游戏、娱乐、消遣等休闲文化生活中的美学意义格外关注。当代学者杜书瀛、罗筠筠等学者将休闲问题和审美关联起来论述，但没有明确提出休闲美学，一直到吕尚彬等编著的《休闲美学》出版，首次使用了“休闲美学”这一专有名词，至此从美学意义上认识和研究休闲问题成为休闲学的一个重要角度，相关成果日益丰富。
[29] 凡勃伦（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鼻祖，现代休闲研究的开拓者，开创性地将休闲和消费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其在休闲研究上的代表作是《有闲阶级论》。《有闲阶级论》一书探讨了有闲阶级的消费问题，提出“炫耀性消费”这一影响深远的术语，这一提法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但是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凡勃伦及其消费文化理念影响越来越大。
[30] 约瑟夫·皮珀（1907—1997），德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自由作家。其代表作《闲暇：文化的基础》是西方现代休闲学的经典之作。
[31] 杰弗瑞·戈比，美国当代休闲问题研究权威，曾任美国国家休闲研究院主席，国际休闲与娱乐协会学术委员会的顾问。他关注人类休闲问题的历史和现状，从跨学科角度系统研究人类的休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其代表作包括《你生命中的休闲》《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等。
[32] 约翰·凯利，美国当代休闲学者，第一届世界休闲与娱乐协会研究委员会主席。其代表作《走向自由》是当代休闲学的必读之书。
[33] 约翰·赫伊津哈（1872—1945），荷兰著名语言学家、文化学者。代表作有《中世纪的衰落》。其所著《游戏的人》是西方现代休闲学的经典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