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采用国际关系实践理论视角的必要性

国际关系实践理论的产生，不是为了提出一个新的“主义”，而是为了服务于现有的各种“主义”。实践联通物质和意义、结构和过程，将国际社会生活的各种构成要素聚合起来，使跨越范式对话成为可能。[1]因此，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有必要采用实践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过程性的探讨。

本书之所以采用国际关系实践理论的视角来探讨东盟的地区卫生合作进程，一方面是在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出现“实践转向”的背景下一种理论的探索与尝试，另一方面是由于东盟地区卫生治理具有天然的“实践属性”，采用实践理论的视角能更好地“还事物逻辑于事物本身”，从而得以探寻其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动力。

一 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向”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解释国际行为体行动的逻辑，[2]从结构现实主义“一统天下”到“两新之争”，[3]再到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鼎足而立，解释国家行为的变量不断发生着变化，从物质性权力到国际制度再到观念文化，社会因素逐渐凸显。[4]然而，理性主义[5]无法解释“行为体的利益是怎么生成的”，而建构主义又无法解释“为什么是这一套而不是其他的观念、文化和身份在起作用”。因此，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都面临生成性（Becoming）的问题。随着国际关系现实的不断发展和理论范式之争愈演愈烈，国际关系传统理论研究逐步转向中层理论的探索，而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在“社会转向”的基础上，再一次发生了转向，即“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s）。

（一）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实践”

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实践理论”，却暗含着间接的“实践内涵”，随着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转向”以及区域国别研究的“回归”，“实践”因素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探讨。

在已有的国际关系研究理论中，“实践”从未远离，尽管这种间接的、隐性的“实践内涵”不一定是研究者有意为之。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曾指出，具体制度与实践并非相互割裂，专门制度是处于特定领域的、可识别的实体，而实践是指制度卷入其中可以通过自身规则予以修正的行为，因此，从认知形成与发展的角度看，实践深深嵌入制度组织之中且被高度制度化。[6]在理性主义阵营中，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讨价还价理论已经富有成效地讨论了实践理论框架中的许多核心内容。[7]

同样，英国学派认为构成国际社会基石的国际制度完全可以被视为复杂的实践体系。[8]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制度是持续被认可的共享实践模式（Patterns of Shared Practices），同时，实践需要在制度规则与博弈者之间发挥构成性作用。[9]布赞有关制度实践的论述主要是指主权国家长期实践进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习惯和规范，而科妮莉亚·纳瓦里 （Cornelia Navari）则呼吁把国际实践置于英国学派的核心地位。

在建构主义学派中，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早期的论述强调了结构与行为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和相互建构，具有明显的“实践”内涵。然而，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却弱化了双向互构，突出了单向建构，强调体系结构对于行为者身份形成的建构作用，而忽略了施动者对于体系的建构作用，这种单向建构使进程本身失去了“化”的动力，[10]从而大大削弱了其理论的“实践”内涵。然而，温特仍然脱离不了“实践”逻辑，他强调规范在塑造身份的过程中，身份的激活是有选择性的，而这种选择性正是取决于建构进程。在后续的建构主义研究中，参与实践是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学实践转向中的重要体现，也是建构主义阐述国际体系变迁和全球治理转型的重要变量。国际体系变迁和全球治理转型进程中，参与实践既聚焦国际规范和国际惯例，也关注各类国际制度和具体组织，主张行为体通过融入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具体实践，积极参与各类话语塑造、议题设置和规则运作。[11]

总体来说，实践是重要研究内容这一观点已经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了含蓄的认可，因为对社会性因素生成性问题的解答离不开对实践问题的研究，但是三大主流理论囿于静态视角的限制，都面临生成性问题的困扰，[12]并最终导致实践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兴起。

（二）国际关系实践理论的兴起

“实践”现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界最具活力的理论取向。[13]国际关系实践理论的兴起以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实践转向”为背景，[14]这两个学科对实践理论的探索为国际实践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和理论基础。

在国际关系学科，首先重视实践问题的是后结构主义学者。他们传承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开创的研究成果，指出被学术研究忽视的日常实践活动往往是构成复杂国际政治活动的主要元素。[15]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国际关系研究者对“行动”和“实践理性”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学术兴趣，推动了国际实践被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16]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国际关系研究者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实践理论的基础上，[17]证明了实践理论如何能够丰富人们对安全、[18]权力[19]和一体化[20]的理解，促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向”，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迈克尔·巴奈特（Micheal Barnett）主编的《安全共同体》、国际关系理论期刊《千禧年》（Millenium ）对国际关系理论“实用主义转向”的专题讨论，以及伊曼纽尔·阿德勒和文森特·波略特（Vincent Poulio）主编的文集《国际实践》。其中，《国际实践》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实践理论的体系化和初步成熟。

波略特批评理论研究者远离和漠视社会实践，将自身置于社会“真空”中，通过高高在上或后视性视角观察社会现象、构思理念、阐述理论和表象知识，造成的结果就是科学家从象牙塔中看到的世界与实践者身处的世界相差甚远。[21] 在批判表象性偏见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这一概念，[22]认为实践知识可以帮助国际关系研究者弄清楚“能动”与“结构”之间的相互构成动力，从实践中获得的社会行为既不遵循结构逻辑也不遵循个人主义逻辑，而是遵循“外部性的内在化和内部性的外在化”的关系辩证法。[23]

阿德勒指出，理性思考和行为的能力首先是背景能力，[24]目前国际关系领域盛行的“共同体”概念本质上应该是实践共同体，而实践是国家、个体和人类施动者与社会结构和系统之间的媒介。他通过实践视角研究共同体建设，超越了国际关系的规范导向方法，其目的是更全面地理解社会变化，并通过实践强调能动性对结构的影响。[25]

此外，阿德勒和波略特还指出，理性选择理论只与成本效益比相关的国际实践活动，但事实上理性不仅存在于人脑之中，还存在于不断积累起来的背景知识之中，[26]从而使实践得以发生。因此，世界政治行为体都是遵循“实践逻辑”而行动的，实践理论不是普适性的元理论，也不是一个新范式，而是联结范式之间对话的“桥梁”。[27]弗里德里希和克拉托赫维尔等则从认识论的角度强调，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应该以“实践”为中心展开研究，并探讨“实践理性”（Practice Reasoning）作用的范围。[28]秦亚青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理念出发，提出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指出社会世界是人的关系的世界，社会行为体是关系行为体或关系中的行为体，并且，关系是动态的，结果是开放的、过程性的，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关系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29]在他看来，过程的基础就是社会实践，是“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过程中的关系不仅产生权力，孕育规范，形成身份和集体认同，还造就或者再生产社会意义结构，影响行为体的行为。[30]尽管这些理论思考体现了不同角度和中西方不同的思维，但都反映出国际关系研究“实践转向”下对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

事实上，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理论并不是单一的理论框架，而是由多元理论分析框架组成的理论集合体。之所以都将这些理论分析框架作为“实践理论”，是因为这些分析框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实践作为研究世界政治的核心切入点。目前国际关系的“实践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四类，[31]第一类是从“实践”视角对全球治理术（Global Governmentality）的研究，[32]第二类是对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的研究，[33]第三类是对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的发展，[34]第四类是着重讨论实践和关系的联动。[35]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和阿琼·乔杜里（Arjun Chowdhury）指出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应该认真对待实践视角带给国际关系学科的“动态性”，将理论根植于以适当绩效行动形式所显现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就能够更好地进行跨越不同层次领域、不同理论流派和不同方法论观点的沟通交流。[36]大卫·麦考特（David M. McCourt）将实践理论确定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建构主义”（New Constructivism）的一部分，[37]而所罗门（Ty Solomon）和斯蒂尔（Brent J. Steele）则认为，实践理论是国际关系学科更广泛地向“微观”转移的一个方面。[38]

总体来看，实践理念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兴起，其重要原因在于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争鸣日益陷入死循环，理论大争辩趋于沉寂且出现理论研究的式微，使社会科学日益沦落为 “知识的旁观者理论”（Spectator Theory）。[39]具体来说，“实践转向”将在以下四个方面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首先，有助于拓宽世界政治的本体论范畴和超越传统的“层次分析”方法，为新的研究议程奠定基础；其次，有助于促进跨范式对话，推动理论多元化的发展；再次，有助于避免社会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存在的二元对立现象，从而将个体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结构/进程与行为体等主观建构的二元对立统一于实践的进程中，以实践的逻辑代替理性的逻辑，还“事物的逻辑”于事物本身；[40]最后，促使国际关系学者从关注静态转向关注动态，从关注结果转向关注过程，从关注社会事实转向关注介入与操作，从关注如何“想—知”转向关注如何“做—知”，有助于开拓创新性研究议程。[41]

（三）国际关系实践理论的内涵与逻辑

实践是适当绩效行动的实施和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它不仅包含并展现背景知识和话语，并可能物化这样的知识和话语。[42]哈耶尔和瓦格纳（Hajer and Wagenaar）指出，仅仅把实践的概念看作行动的同义词是错误的。[43]首先，从内涵上来看，“行为”、“行动”和“实践”这三个概念存在于一个递进的层次结构，其中“行为”处于最低层次，“行动”的层次递进了一步，而“实践”在三个概念中处于最高层级。“行动”总是“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反之则非必然。从涉及层面上来看，“行为”概念反映了做事情（doing）的物质层面，“行动”概念加进了理念的层面，强调某种举动在主体和主体间层次上的意义，而“实践”则涉及物质层面和理念层面的统合（见表1-1）。

表1-1 行为、行动和实践的概念辨析

也就是说，实践概念包括以下四个内涵：第一，实践具有过程性，是行动的实施；第二，实践具有规律性，是模式化的行动；第三，实践具有社会性，是具有社会意义并能够被社会识别的适当绩效行动；第四，实践具有连通性，将话语（discursive）世界和物质（material）世界编织在一起，将国际社会生活的各种构成要素聚合起来。[44]也就是说，所有实践都是把实践者在社会结构内组织起来，实践也正是通过造就和稳定人类社会秩序的过程，从这种社会结构中产生。因此，国际实践（international practices）是指与广义世界政治相关的、有组织的社会性行动。[45]国际实践理论的基本假定：首先，实践的主体是共同体；其次，实践具有社会属性，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被社会认可的模式化行动；最后，实践是过程性的。[46]

新现实主义强调结构决定行为，新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决定行动，均强调利益权衡决定了行为体的行为。这种结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是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演绎的基本逻辑。随后发展起来的建构主义则采用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强调规范决定行为。结果性逻辑以计算的利益为前提，其基本假定是行动者会采取收益最大的行动。[47]适当性逻辑源于规范性判断，其基本假定是行动者会采取符合主导社会规范的行动。[48]然而，在现实的世界政治中，这两个逻辑必定是交织在一起的。[49]实践理论的实践性逻辑（logic of practicality）与“结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不同，强调实践引导行动，并假定行动者会依照实践的经验采取某种行动，避免了结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的二元分裂。也就是说，结果性逻辑表述的是对目的手段反思后的行动，适当性逻辑表述的是对身份规范反思后的行动，而实践性逻辑则是未经反思的、由实践 “自然而然”促成的行动，[50]即在行动中认识（acting and knowing）世界，在行动中改造（acting and becoming）世界。[51]

实践逻辑可以成为实践性与理论性世界关系的认知桥梁。[52]因为实践既是物质性（material）的，也是理念性（meaningful）的，既是个体性（individual）的，也是结构性（structural）的，[53]所以实践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坐标中居于连通物质与观念、结构与施动者的“十字路口”。[54]实践理论强调实践进程，[55]物质和观念、结构和施动者都不是二元分隔的，而均在实践进程中相互作用并影响行为。因此，实践赋予物质以意义，并转化理念为行动。另外，在实践中直接驱动行为的是实践意识。[56]实践意识具有“外部性内化”和“内部性外化”的辩证特征，是社会情境和行为体惯习互相影响、转化的结果。

实践逻辑要求在进程中辩证地把握各种要素的存在与变化，它强调行为体的行为“受实践情境、背景知识以及身、心、物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交互作用所推动”，是国际关系理论对被“遗忘的”本土背景知识和区域情境[57]的重视。

（四）实践理论视角下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伊曼纽尔·阿德勒探讨了实践进程如何导致规范扩散和演化。阿德勒指出北约通过充分参与到“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等实践互动中，促进了各国新观念和新身份的生成，从而促进了“合作安全”的规范在地区的扩散。[58]该研究突破了规范扩散研究的传统路径，赋予规范扩散研究以动态化和进程性的视角，指出是实践者的持续实践发展演化了国际规范。阿德勒并未否定先前研究中广泛讨论的规范扩散影响因素，但他认为正是实践、构成实践的背景知识以及实践所发生的环境使政治行为体的社会化、规范劝服及理性计算成为可能。[59]实践一方面可以在进程中促进个体认知的转变和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变社会集体身份认同以及行为体理解和参与实践的方式。实践者的学习意味着行为体自身认知体系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意义、认同和话语体系的接触与交流，而不仅是规范的单向传播。[60]

同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文森特·波略特也指出实践感 （practical sense）是“安全共同体”成立的重要条件，当安全部门的官员认同外交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并将其内化为指导行为的惯习时，和平的规范就能得以建立和维持。[61]马修·戴维斯（Matthew Davies）通过运用实践理论，指出东盟秉承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实践不断促进着地区对不干涉内政规范的认同和相关社会知识的积累，削弱了行为体修改该规范的能力，导致了东盟组织设计中新旧准则的共存。[62]

安德鲁·库珀（Andrew F. Cooper）等从实践的角度看二十国集团（G20）的外交，指出其外交行为一方面受到全球治理的结构影响，另一方面也改变着全球治理的规则，体现了结构与施动者在国际实践中的互构。[63]马修·伊格尔顿皮尔斯（Matthew Eagleton-Pierce）通过探讨世贸组织专业知识对国际贸易纷争的根源性影响，指出行为体背景知识在实践中跨越了意识与物质的隔阂，实现了对行为的结构性影响。[64]保罗·杜吉德（Paul Duguid）反对经济学家试图将知识简化为个人所拥有的信息和对知识的社会隐性维度的忽视，他认为知识、身份和学习的实践过程塑造了共同体的认知和认同。[65]

在公共卫生治理的研究中，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提出了“行动中的文化”（culture in action）的概念，指出国际卫生援助与本土制度文化兼容的实践进程决定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对抗艾滋病的成效。[66]文中她围绕“博茨瓦纳悖论”（Botswana Paradox），[67]指出博茨瓦纳和乌干达都有领导人抗击艾滋病的坚定决心和努力以及针对艾滋病的广泛全民教育，然而由于社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实践方式不同，拥有更好公共卫生资源和更多外部卫生援助的博茨瓦纳却在防控艾滋病的实践中失败了，而比博茨瓦纳贫困且缺乏良好管理体系的乌干达却在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取得了成功。具体来说，博茨瓦纳自上而下的卫生治理实践方式不仅未能发挥地方组织的作用和培养非政府组织的产生，也未能创造出一种抵制艾滋病的全民文化信念。因此，国际卫生援助和全球卫生治理不能仅仅输出医疗技术和药品，更应该在实践过程中关注外来援助与根植本土的文化、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灵活调整治理方式。斯维德勒教授通过对全球防控艾滋病的实地研究，总结出全球卫生治理需要以实践为导向，超越物质与意识、结构与施动者的二元对立，关注实践进程中二者的互相建构。

二 东盟地区治理的“实践属性”

具体来说，东盟地区治理的实践属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全球治理具有天然的实践内涵，第二是东盟的区域治理的发展具有由实践驱动的特征。

（一）全球治理具有天然的实践内涵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和现实不可或缺的重要话题。随着全球化引发议题的跨国性和行为主体多元性增强，很多议题已经超出了主权国家独自解决的能力范畴，因此需要一个联合多元主体的全球性协调机制。全球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使得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68]全球治理需要动员不同主权国家通过合作来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其与国家治理最大的不同之处可能就“在于与强制力的脱钩”，[69]合法性更多地依赖权威而非权力。然而，在不存在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中，权威需要通过互动实践才能被激活。[70]

随后，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指出治理是一种强调协作、参与和互动的模式，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在社会系统内管理事件的进程。[71]治理具有主体多元化、非强制性以及方式多样化等特性，并与国际规范紧密相连。[72]国内学者俞可平也认为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持续的互动，其基础不在于控制而在于协调。[73]

全球治理中所强调的协作、参与、互动以及共同的目标与“实践”的内在逻辑形成了天然的一致性。第一，实践强调过程而不是状态，优先考虑过程而非实质，优先考虑关系而非分离。全球治理的协作内涵正是强调了关系，而参与和互动内涵则强调了过程。第二，实践理论把认知和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作为内在的集体过程，群体成员主要通过互动来学习和内化作为“游戏规则”的实践。[74]同样，全球治理存在着多层次性、多主体性和持续变化性，“实践视角”鼓励研究者动态地、开放地看待影响全球治理的因素，而不是讨论预定义且固定的行为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治理。[75]第三，实践强调多元性和互联性，[76]而“复杂性”是全球治理的显著特点，全球治理中包含大量的行为体互动和规范形成、变化和实施的非正式进程，因此，全球治理研究需要超越单纯的国际组织视角，将多元主体的共同协作参与加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讨论中。[77]第四，实践既有物质性也有认知性，而全球治理也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现象。[78]并且，实践蕴含着“目标感知”（teleoaffectivities），即实践必须是目标导向的，[79]行动通过实践的理解、规则和目标感知而被组织起来。[80]同样，全球治理也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对共同目标的感知蕴含在全球治理的行动中。

（二）实践驱动东盟的区域治理发展

当前，实践理论仍处于再解释和重建过程中，并且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进程而非静态的结果。[81]卡赞斯坦认为当今世界的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动态的进程之中。[82]区域系统是无政府的，但却是有治理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权力、制度与文化嵌入其中，互动的网络形成物质性的活动空间，组织建构是以共同体想象为目标的社会实践。[83]东盟地区由中小国家构成，并且内部呈现出高度多元化和异质性。在互信不足、成员身份异质性大的情况下，东盟想要推动地区治理，通常不是依靠物质力量或战略博弈，而是让各行为体参与到共同的实践进程中，赋予互动以意义，保留充分的灵活性和舒适度，通过塑造共同的身份和利益认知来实现制度目标。也就是说，“实践进程”成了驱动东盟地区治理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一，东盟的地区特性导致其治理具有内在的“实践逻辑”。该地区中小国家能力局限性决定了具有强约束力的制度化是不现实的，因此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容留灵活度和舒适度的弱制度化，以及制度建设的循序渐进方式是东盟地区得以实现制度合作的重要因素。[84]而协商一致的关键在于协商过程往往比达成特定具体的结果更为重要，同时，协商一致也是构建共识、塑造身份和培养合作习惯的过程。也就是说，协商一致具有内在的“实践逻辑”，一方面协商一致决策内嵌于实践进程之中，另一方面实践进程也是协商一致决策原则得以发挥的背景和前提。

第二，东盟的区域治理正是基于非西方历史的实践经验所蕴含的理论和知识资源，在不断的互动实践中逐渐形成偏好和行为方式。在地区卫生治理活动中，东盟国家对主权的高度敏感性与采用集体行动解决卫生问题的必要性之间存在紧张关系。[85]此外，东盟各国异质性明显、卫生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卫生资源分布存在严重的城乡不平等，[86]再加上该地区卫生合作深受国内利益团体的影响，[87]东盟的独特性势必导致其地区卫生合作治理成为一种地方性实践，也孕育出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因此，国际实践理论为理解东盟在地区卫生合作中的独特性提供了进程性和情境性视角，也为研究者关注由中小国家组成的东盟的能动性提供了途径。正如罗伯特·凯丽（Robert E. Kelly）教授所强调，“地区已经拥有比我们想象得更多的自治权”，只对大国感兴趣是一种系统性偏见，当今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在大国视角外，加强对中小国家的手腕策略（gamesmanship）等技术手段的考察。[88]

第三，东盟的区域治理的制度动力来源于多重过程与规范实践，过程导向给予制度以发展动力，制度通过主导性实践被界定和强化。[89]从历史上看，东盟并不致力于成为一个基于共同规则的法律共同体，而是致力于成为以共享实践进程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90]东盟地区容留灵活度和舒适度的弱制度化和循序渐进的制度建设方式需要在实践进程中才能得以体现。实践进程的灵活性保证了整体的合作进程，反过来，整体合作进程的保持也促进了具体问题的解决。

第四，实践对东盟区域治理的驱动模式包括过程驱动、关系引导和灵活务实三个方面。[91]这个模式的核心是“交感而化”，亦即通过交往互动而导致利益和身份的渐进式变化。[92]东盟地区的中小国家没有足够的物质实力引领规范扩散，只有经过本土化或者情境化后的普遍规范才能使小行为体成为有能力的规范倡导者，并为制度建设准备必要的条件。[93]本土化就是一个实践进程，这个过程不断地构建共同知识，虽然国际规范在调整过程中已经大大降低了合作目标，但是进程得以保持。进程推动了东盟权力的社会化、孕育合作的规则和规范，并且催生集体认同。[94]另外，为了维持合作进程，东盟主义维持地区治理的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和进程的互相交织也是时间对东盟地区治理的驱动体现。因此，东盟的地区治理代表了一种以进程为主导、基于本土知识的地方性实践模式，通过合作进程实现渐进式的社会化和吸引国家参与实践进程的能力是这个模式的核心内容。

因此，公共卫生治理作为东盟地区治理的一个面向，仍然具有内在的“实践逻辑”。首先，它基于非西方历史的实践经验，在不断的互动实践中逐渐形成偏好和行为方式。其次，东盟地区卫生治理的制度动力来源于多重实践过程与地区规范实践，过程导向给予制度以发展动力，制度通过主导性实践被界定和强化。[95]最后，驱动东盟地区卫生治理发展的核心是通过交往互动而导致利益和身份的渐进式变化的“交感而化”，实践成为驱动东盟地区卫生治理发展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