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群中
狄更斯对自己所处的维多利亚社会的痼疾深恶痛绝，却又不愿见到这种局面——民族国家被阶级仇视和贫富差距撕裂地体无完肤。狄更斯通过小说创作呼唤英国大众的智识和道德，主张用宽容化解矛盾，强调民族国家的自我革新能力。这一点在匹克威克先生和下层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到很好的呈现，匹克威克派最开始和群众之间没有建立信任，但是当匹克威克在债务人监狱用自己的财富解救四方时，信任和互惠建立了，共同体成为可能。
匹克威克先生之所以会“遭遇”群众，主要源于19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的各种变革，而变革的主旋律便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1832年的《改革法案》将英国带进了全面变革时代，甚至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英国形成了一种“改革文化”（Culture of Reform）（Dolin 48-49）。
19世纪英国的社会文化生活充斥着繁复的改革法案：1833年的《废奴法案》、1838年反谷物法联盟成立，1846年《谷物法》被取缔，1850年的《公共图书馆法》、1857年的《离婚法》，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和《已婚妇女财产法》，以及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各种专利法案和著作权法案等等。（高晓玲173）
匹克威克俱乐部可以说是19世纪英国风起云涌的各种改革运动的缩影，各种结社行为是19世纪英国社会探索共同体的诸多尝试，本书第九章《荒凉山庄》讨论的狄更斯牵头发起的文学行会，也是一个例子。
各种形式的对社群可能性的探讨，说明英国社会尚未形成有机体。在匹克威克先生和下层平民相遇后，两方的敌意和猜忌很好地体现了这点。醉酒后的匹克威克先生被猎场看守扔进公共牲畜栏，他在罗彻斯特的阅兵式闹出洋相，他在伊坦斯维尔镇大选中目睹的地震般的狂热，这些都是维多利亚社会动荡和变革的写照。19世纪的英国所经历的“改革文化”也恰好印证了文明转型：从以乡绅和贵族为主宰的农业文明过渡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道的工业文明。群众通过改革获得了民主权力，这是一件好事，但狄更斯也在狂热的改革气氛中看到危机：劳工阶层自身的局限性使他们沦为政治工具，共同体形塑面临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所言的 “两个民族”的危险。在狄更斯的共同体视野里，同情贫苦并不代表鼓励被压迫者的集体性狂暴行为，在暴力和道德之间，狄更斯总是选择后者，这点不论在《匹克威克外传》、《巴纳比·鲁吉》还是《双城记》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匹克威克虽然在遭遇群众时出尽洋相，吃尽苦头，但是小说最后他在社会最底层——债务人监狱弗利特，同群众建立了信任，他的天真也变成了赤子之心和浩然正气。
小说一开始，匹克威克派就和下层平民碰了个正着。因为车夫误以为匹克威克一行人是告密者（其实这也怪匹克威克自己社会经验太浅），两方发生了争斗。这个假消息很快就被看热闹的群众信以为真，散播开来，群众间还引发了一些热烈讨论。在伊坦斯维尔镇，市民觉得自己在小镇的地位举足轻重，在选举前夕的宣传中，群众却是被政客利用的傀儡，宣传人员示意群众欢呼，群众就欢呼。群众只需热烈响应，不需要理解宣传到底说了什么（这点和《艰难时世》里焦煤镇工人工会的乱象如出一辙）。双方代理人为了争夺己方投票数量，同时减少对方可以投票的选举人的数量，不是采取灌醉对手的行径，就是花钱送女士阳伞吸引投票。蓝党的领袖塞缪尔·斯拉姆基先生听从建议，吻了几个选民的孩子，就获得了群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匹克威克先生仅仅向波特太太行了一个飞吻礼，附近闲着没事做的群众就开起他的玩笑，但是这些嘲弄有些过分，匹克威克先生很不高兴。选举演说的现场，群众不时开玩笑和爆笑，打断演说。一方的领袖准备上台时，两派群众的喧闹声很大，盖过了演说的声音。狄更斯甚至这样描述群众：“任由他们的感受或反复无常的情绪驱使，一路大呼小叫地喧嚷着。”（206；ch.13）
还有一次，匹克威克派在乡间猎场打猎后，匹克威克先生独自醉倒在猎场，猎场看守鲍德威格上尉看到撒在草地上的面包屑和食物残余，断定匹克威克是平民流氓，打算狠狠教训他一顿。可怜的匹克威克先生不幸落入他的视线，当鲍德威格用棍子戳匹克威克先生肥胖的身体并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半梦半醒间，匹克威克答了一句“凉多味酒”（297；ch.19），鲍德威格以为匹克威克说自己的名字是“多味酒”（297；ch.19），因此更加气恼，把匹克威克扔进了公共牲畜栏，在那里，匹克威克肥胖的身体又遭到看热闹群众的奚落，在群众“共同的叫喊声”中匹克威克先生惊醒了（299；ch.19），他呼唤自己的仆人和朋友，却被告知自己是孤家寡人，根本没有朋友，接着身上又给扔了萝卜、土豆和鸡蛋。
匹克威克先生把自己的名字说成“凉多味酒”以及他身上被群众扔的萝卜、土豆和鸡蛋，都戏谑地嘲弄着他肥胖的身体。食物隐喻性地表征着工业社会未经检验和约束的集体无意识，平民在“共同的叫喊”中一齐向匹克威克扔菜叶子，表面上体现出群众是个有机的社群，实则呈现出藏匿在英国这个“最伟大”民族和最富有的“世界工厂”的病态，也就是迪斯雷利所言的“两个民族”的顽疾，根深蒂固的贫富分化使穷人和富人之间“没有交流，没有同情；彼此不了解对方的习惯、思想和情感”（Disraeli 233）。正是由于猎场看守认为匹克威克先生只不过是个没权没势的平民流氓，他才有底气把匹克威克扔进公共牲畜栏。在公共牲畜栏里匹克威克遭遇的平民大众也认为匹克威克不过是个普通老百姓，所以才敢把他当动物一样耍弄，用菜叶子和臭鸡蛋来一场狂欢，肆无忌惮消费他们戏弄人的欲望。匹克威克先生在群众中是被孤立的独体，而群众也没有形成有机的共同体。
伊坦斯维尔的选举也借用食物消费呈现出失序的社会生态。匹克威克派到达伊坦斯维尔后就马上淹没在党派互斗的狂澜中。仆人山姆更是向匹克威克讲述了食物在政治游戏中的关键作用，竞选人“用水龙头冲独立投票人的喉咙”（198；ch.8），以此捞取好处不说，还说那“不过就是一次不足道的浸洗礼”（198；ch.8）。而且选举头目还会收买酒吧女招待，让她们“在掺了水的白兰地里面下鸦片”（198；ch.8），让14个还没有投票的选民稀里糊涂地丧失投票权。在这次选举过程中，盲从的群众成了政治牺牲品，他们缺乏智慧也缺乏责任感，狄更斯笔下的大众选民俨然是一群愚昧的暴民（mob）。“暴民”一词传承自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构建的保守主义传统，伯克相信，“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基础”（陈志瑞和石斌 222），而狄更斯笔下的选举却毫无秩序可言，因为整个选举毫无道德感可言。
对于为了获得竞选胜利而在食物上做的各种手脚，天真的匹克威克先生无法理解，就像他无法理解山姆故事里的猫肉馅饼和医学大学生口中的人体解剖一样。竞选群众风卷残云的肠胃和他们的热忱互为微妙的隐喻，共同嘲弄着共同体的缺失。毫无意外，匹克威克先生在狂暴的群众中出了很多洋相，而狄更斯更是一语道破竞选现场的异化本质，这个场面的轰动效果比地震还强烈：“从竞选现场升腾的呻吟、呼喊、喧闹加上抱怨的风暴，那声势完全可以在一场地震上面再增添光彩。”（203；ch.13）
在和群众打交道之后，匹克威克的兼爱理论频频受挫。在罗彻斯特阅兵式上，匹克威克派又一次遭遇群众，匹克威克先生在阅兵现场又出了大洋相。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天真的匹克威克派最开始看到汹涌的阅兵场面，还认为它象征的是文明之光：
“好一派高贵又壮丽的景象”，斯诺格拉斯先生说。他的胸中一团诗意之火正在迅速迸发，“看看这些保卫祖国的英勇青年，在热爱和平的市民们面前摆出的阵容多么恢宏：他们容光焕发——不是带着好战的凶猛，而是表现出文明的儒雅，他们的眼睛炯炯有神——不是带着劫掠或报复的粗野之火，而是闪耀着人道与智慧的温柔之光。”（66；ch.4）
在斯诺格拉斯眼中，市民（群众）和士兵互相融合的景观一派祥和，然而很快事情就急转直下，群众把匹克威克派推搡到士兵的枪口下，匹克威克先生在惊恐中脱口而出的“胡说”、“不可能的”凸显了反讽，而狄更斯又一次描绘了“会震得大地的心发抖”的射击，暗示工业社会的失序：
“不可能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半打子团队的士兵都已端平了枪，好像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匹克威克一伙；紧接着，威力无比、极其可怕的射击开始了，它足以让整个大地都颤抖，也足以使一位上年纪的绅士的心抖出来。（67；ch.4）
在这段引文的最后，狄更斯又一次使用了“共同的目标”，和前文分析过的公共牲畜栏中群众“共同的目标”如出一辙，匹克威克派又成了群众共同的敌人。在匹克威克派和群众接触的几个情节中，共同体失序的忧思通过匹克威克与新世界的格格不入展现出来，在新兴工业社会中，匹克威克先生是个局外人。
小说开篇，匹克威克很滑稽地用笔记本记录马夫的话，以便了解这个世界，马夫误以为他记下自己的号头，以此要刁难他，在群众的吆喝声中，匹克威克不但挨了打，还被群众误解为告密的人。面对无端被打的匹克威克先生，群众表现出市侩和冷漠。匹克威克先生和乌合之众接触的几幕说明，19世纪初的无产者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尊严感，因此才无所顾忌。尊严的基石是人格的平等，与官位爵序和贫富贵贱没有关系，但是维多利亚社会由于追捧极致的“进步”，在意识形态层面人为设立了同质化的局面，为“最伟大民族”拖后腿的穷人的心智培育因此而被忽视，被主流社会视为他者的穷人被边缘化，他们之中形成的“共同性”，只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没有共识的团结，一种表面行为无法说明内在的、各自心怀鬼胎的伪共识，一种没有美德这一根基的伪信任。
信任本质上没有好坏之分，有“道德的信任关系，也有不道德的信任关系”（Baier 232）。
要确定哪一种是道德的，哪一种是不道德的，就必须参考信任关系的网络，或渗透着信任的共同体，或信任文化出现的广阔背景。信任不再是对于参与者，或对于他们所属的群体的功能性问题，而是对于广阔的社会系统——整个社会的功能性问题……我们把广阔社会的什么特质看成对评估功能性是至关重要的呢？在此不能逃避价值论的或者道德的选择。没有价值是自我证明的，或可被经验证明的。但……我们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和平、和谐的和统一的，而不是战斗的、受冲突困扰的和分裂的。（什托姆普卡 153）
如果不在贫富“两个民族”之间建立信任，整个国家将会失序，罗彻斯特阅兵式中对准匹克威克派的枪炮和刺刀，将会面向更多的维多利亚人。
狄更斯并没有将共同体思索止步于“两个民族”的对立，他把匹克威克投入到社会最底层——债务人监狱弗利特，在那里，匹克威克派的财富和兼爱理论发挥了重塑共同体的作用，成为重塑信任的驱动力，匹克威克的天真也从迂腐幼稚转变为赤子之心。在弗里特，小说中的几条线索汇聚在一起，并且最终圆满了匹克威克先生的共同体之路。匹克威克先生因为之前和女房东寡妇巴德尔太太闹出误会，让后者误以为他要娶她，后来巴德尔太太又被两个唯利是图、不讲原则的律师蛊惑，状告匹克威克先生骗婚。匹克威克先生本来可以花钱免于牢狱之灾，但是他不愿助长坏律师的气焰，他选择进入债务人监狱。正如陆建德先生所言：
匹克威克先生面对法院不公平的判决，拒绝赔款，宁可入狱。驱使他这样做的原因，并非他性格古怪，而是他身上强烈的、近乎迂腐的规则意识，那是一种“费厄泼赖”（笔者加：“fair play”）精神的副产品。社会有负于他，可他绝不会因此自鸣不幸，以社会为敌。反之，匹克威克先生慷慨大度，富有同情心，即便对于曾经误解和欺侮过他的人（如巴德尔太太和金克尔），也能待之以仁恕之道。正是这种“迂腐”赋予他活力和魅力，匹克威克俱乐部的各位成员身上都有着一股醇厚的正气。山姆·韦勒来自社会底层，遇事通达，但是忠心耿耿，从来不考虑如何占点小便宜。（陆建德，《自我的风景》22）
仁厚之心把匹克威克先生带到了债务人监狱弗利特，匹克威克先生把美德也带到了弗利特。初到监狱时，这里污秽和喧闹的“共同特征”让匹克威克先生立志把自己与这个监狱隔绝（719；ch.45），三个月的时间只有迫不得已时他才出去透气，以至损害了自己的健康。匹克威克先生对每一个狱友都很慷慨，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任，他还帮助了患病的金格尔和他的帮凶。他的财富帮助他完成了兼爱理想。
匹克威克先生通过财富和他人之间建立信任的故事，说明共同体求索早期阶段的狄更斯已经开始思索如何用美德推动经济繁荣的问题，狄更斯清醒地意识到，新兴工商业社会制度是大势所趋，不可以把经济活动和文化共同体割裂开来。正如福山所言：
当代经济社会衍生出一个错误的认识倾向，认为经济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有其专属的规则，因此和社会的其他部分区隔开来。倘若如上所说，那么所谓经济，不过是一群人聚在一起，企图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需求，之后便又纷纷回到各自“真正”的社会生活当中去。然而在任何现代社会中，经济是人类社会交往最为基本最为多元的场域。任何一种经济行为……无一不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合作。即便人们到某一机构中工作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工作场所也不免把人们从私生活中牵引出来，让他们与更为广阔的社交世界产生联系。这样的联系并不只是获取薪水的手段，而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固然有私欲，人性另一部分则渴望成为更广大的共同体的一员。（福山，《信任》10—11）
但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共同体之路也并没有走得太远。小说结尾，匹克威克先生还是回到了他的小社群——匹克威克俱乐部，在几对新人的婚礼当天，匹克威克先生宣告俱乐部解散。相较之涉及群众场面的描写，匹克威克派的场景永远是祥和的、欢乐的，匹克威克先生是大家尊重的长辈和精神核心。大家围坐在一起共进美食的场面，也全然和异化的食物消费没有关联。如此看来，“两个民族”仍旧存在着。
《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中蕴含的共同体思索一直鲜有后人问津。在小说前半段，匹克威克天真地希望用财富实现兼爱理论，在他的匹克威克派中，金钱是维系这个小社群的积极力量，匹克威克派是个依靠道义和爱维系的有机体。当匹克威克先生进入工业社会后，财富变成危险的符号，匹克威克也屡屡表现得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匹克威克的形象在小说前半程被塑造成一个脱离实际，对社会一无所知的乡绅。正是这样一位人物带着他的追随者们开始了外出考察，他的不谙世事导致他们刚出门就因误解遭到车夫痛打，之后又受到伊坦斯维尔选民的言语围攻。
匹克威克还经常轻信他人，他因为轻信金格尔而三番五次被欺骗和戏弄。匹克威克派还因为被招待蒙骗，租了不合适的马车而路途受阻。他还一直盲目相信自己的朋友温克尔在运动方面的才能，事后却发现温克尔频频出事。他还一度以为道森和福格律师事务所里的办事员其实还不错，但是这些律师实际上道德败坏到骨子里。匹克威克的天真热忱还体现在他买下一块自以为有考古价值的石碑，为温克尔实施了一个偷偷与情人会面的计划。匹克威克和贴身男仆山姆帮助温克尔偷偷去见后者的心上人艾拉贝拉小姐，为了和墙另一头的艾拉贝拉说话，一把年纪的匹克威克甚至爬上了墙头。匹克威克先生有时还有些“不解风情”，因一直没看出巴德尔太太的心思而让两人产生误解，让自己遭受了牢狱之灾。如此愚钝的匹克威克竟想为麦格纳斯出主意表白，却没想到表白对象是前晚误闯卧房的女士，他因这位女士的告状而被逮捕。
在婚姻的场域，匹克威克派屡屡被金格尔骗钱骗色而束手无策，小说中男性的肉食消费象征了被消费主义所异化的性别政治。当匹克威克与新兴工业社会的产物——群众（劳工阶层）接触时，肉食消费进一步变异。在小说前半程，匹克威克先生和群众打交道的几幕都以他的窘境收场。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中试图做的是贫富两个阶层的融合，在小说尾声，狄更斯把匹克威克先生投放到社会最底层——债务人监狱弗里特，在那里他的德行赢得群众的尊重和信任，他感化了心怀不轨的金格尔和被坏律师蛊惑而状告他的寡妇巴德尔太太，又撮合了匹克威克派内部的良缘。此时匹克威克先生完成了他的共同体之路，他的天真不再意味着滑稽迂腐，而是赤子之心和浩然正气。
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开启了他的共同体思索模式，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最后一部小说《我们最后的朋友》，那就是通过个人主义的美德构建信任，以制度化的信任促进经济繁荣，形塑社会有机体。但是这部小说毕竟是年轻的狄更斯在共同体之路上的第一次尝试，所以匹克威克先生的共同体之路，也并没有走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