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书坊业与通俗小说走向繁荣的背景

明清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的繁荣其实是始于明中叶。本节主要论述书坊业与通俗小说在明代由衰而盛的背景。明前期，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的发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明中叶，书坊业与通俗小说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繁荣，两者的繁荣处于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总的来说，原因均在于，明中叶政治统治开始松弛，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商品经济开始活跃，思想文化亦随之兴盛，民间书坊和通俗小说获得了难得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作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的繁荣又有着各自的特殊性。

一 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的沉寂期

明清时期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经历了一个从沉寂到繁荣的发展过程。明代前期就是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的沉寂期，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的境遇并不乐观，繁荣的条件还未成熟。具体而论，书坊业与通俗小说在明前期的处境又各有不同。

对于整个出版业来说，明王朝的控制还是一直较为宽松的，为文饰太平，对符合要求的书籍的刻印甚至还带有鼓励性质，既不要求上报审批，也不要求交税。

太祖洪武帝就十分注重图书的收集与出版，每攻克一个大城市，就命人尽收当地秘书图籍以及刻书版片，归之南京。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书籍、笔墨、田器不得征税。并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洪武帝又多次命令颁布典籍于府州县学，二十三年冬还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令书坊刻行[1]。这些举措都极大地促进了图书的生产与流通。为了防止割据，朱元璋鼓励各地藩王读书好学，提倡刻书。各藩王响应朝廷号召，四处招聘刻书人才，从事刻书事业，以雄厚的财力打造质量精良的图书，成为明代刻书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人们将藩王所刻之书称为“藩刻”。

朱元璋改革科举制度，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乡试、会试先后举行。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文体用八股文。举子士人需要大量的科举考试用书，这为刻书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直接刺激了刻书业的发展。

当然，明前期，明王朝对工商业的发展限制还较为严格，出版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造纸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抑制。好在明王朝对手工业的政策逐渐做出了从严到松的调整。例如，逐渐改进“轮班匠”制度直至最终废除之。“洪武十九年议定：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输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轮班匠’。行间，工部侍郎秦逵复议量地远近以为班次，且置籍为勘合付之，至期赍至工部听拨，免其家徭役，著为令，于是诸匠便之。”[2]所谓的“轮班匠”制度就是明初政府规定各地的工匠必须按期到京城服役的轮班制度。洪武十九年议定工匠是三年为一班，后经秦逵建议而改进为量地远近以定班次。刊字匠与印刷匠也都在轮班之列。刊字匠二年一班，印刷匠一年一班。轮班工匠都是被强迫而来，即便“无工可做，亦不敢失期不至。”[3] 轮班的工匠所得报酬十分低廉，还在往返路上花费许多时间，“轮班诸匠，正班虽止三月，然路途遥远者往返动经三、四月，是每应一班须六七月，方得宁家……一年一班者，奔走道路，盘费罄竭。”[4]这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工匠的人身自由，耽搁原有的生产，不利于包括印刷出版业在内的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成化二十一年（1485），明王朝改行轮班匠纳银制，允许轮班匠出银免役轮班，不愿出银者仍旧当班。嘉靖八年（1529）彻底废除轮班制，一律改为纳银，由政府雇人服役。嘉靖之后实行“一条鞭法”，一切徭役均可以银代替。可见明王朝对包括印刷工匠在内的手工业者的控制越来越松，为印刷出版业等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

可以说，明前期的政策虽然对整个出版业来说是较为有利的，但具体就书坊业而论，情势又有特殊性。明前期的书坊业虽也受惠于明王朝对图书出版的宽松政策而能在官刻与家刻的夹缝中生存发展，但书坊业发展依然阻力重重。在明前期一百多年里书坊业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较为缓慢，其中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明初的出版与图书政策对不营利的官刻与家刻最为有利，而对坊刻却仍有诸多限制，不利于书坊的充分发展。虽然明前期对书籍出版的免税政策也惠泽书坊业，但同时，政府对刻书种类与刻书体式以及刻书内容又都有严格规定，凡是内容与程朱理学相违背的书籍均遭禁止。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以市场为导向、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坊业的发展。工匠轮班为官刻服役对官刻的兴盛有利，却拖垮了坊刻。同时，官、家刻书的繁盛对坊刻书籍造成很大的市场冲击。故明前期虽就整个出版业而言已有很大发展，但单就书坊业而言却没有迎来相应的繁盛。二、明前期，经济萧条，为恢复生产，明政府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农轻商，奖励农耕而打击商业与手工业。这对书坊业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三、由于明前期经济萧条、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商业与手工业受阻，市民阶层还未壮大，民众的文化需求不强，购买力有限，图书市场不景气，书坊兴盛的市场条件还未成熟。在这种状况下，以市场为生存前提的书坊业自然得不到十足的发展。

明前期通俗小说的荒芜与书坊业的不发达有很多相同或相关联的原因，但又有其特殊之处。总的来说，明前期书坊业发展虽有阻碍，但尚有一定空间，只要刻书内容与刻书样式符合要求，甚至还能得到政府的鼓励。但通俗文学在明前期几乎毫无生存空间。所以，对于书坊而言，明前期尚可称为恢复发展期；但对通俗小说创作而言，明前期却几乎是空白荒芜期。明初，明王朝采取法律、诏令的形式，直接干预文艺创作。《大明律禁止搬做杂剧律令》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5]永乐九年，明成祖曾颁布命令，所有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杂剧的剧本，都不准收藏，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6]。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文艺创作者噤若寒蝉，通俗文学一片荒芜。书坊也不敢越雷池半步，视小说刊刻为畏途。于是出现了古典小说史上的“最大的谜”，即从元至元（1335—1340）到明成化（1465—1487）、弘治（1483—1505）的一百几十年间没有一部小说刊刻本传世，而在此前此后都有小说刊本流传至今。陈辽先生对这个谜的解释是：“朱元璋一统天下后，即以‘八股’取士，提倡程朱理学。与此同时，在文化上实行禁锢政策。朱元璋的这一禁锢政策被其后的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代宗、明英宗等人继承了下来。在这一文化政策的统治下，书坊也就不敢刊刻小说，到成化、弘治年代，明王朝的思想统治有所放松，嘉靖年代进一步放宽，于是书坊从成化、弘治起刊刻小说开始形成了一种风气。这是从元至元到明成化、弘治的一百几十年间未见刊刻小说传世而从成化、弘治起刊刻小说渐见其多的根本原因。”[7]在文化禁锢与政治高压下，书坊业不敢涉足通俗小说的出版与销售。通俗小说出版的受阻，直接导致了通俗小说创作与传播的停滞。可见，出版业对通俗小说的影响最为直接，整个通俗小说史就是通俗小说与小说出版业的同盛同衰的历史。当然，明前期，通俗小说的低迷与书坊业的欠发达一样，根本原因就在于明前期的经济文化还未充分发展起来。通俗小说与书坊业的繁荣都离不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壮大。

二 书坊业与通俗小说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

书坊业要走向繁荣，通俗小说要走出荒芜，上文所述的限制因素与环境就必须改变。改变就发生在明中叶。商品经济与商业文化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崛起与壮大、高压政治统治的松弛是书坊业与通俗小说在明中叶共同走向繁荣的最大背景。明中叶至清中叶是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的共同繁荣期。

明中叶，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开始活跃并走向繁荣。明前期长期稳定，明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生产，至明中叶，农业与手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一些江南运河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生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业生产开始打破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经济作物的种植越来越多，农产品逐渐走上商业化的道路。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之余还可以进行手工业等副业生产。且随着这种状况的持续，经济作物成为主要的农产品，手工业越来越发达，从副业变为主业。产业结构从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发展为农业与“工商皆本”。据明后期松江人何良俊记载：“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农……今去农而改业工商者，三倍于前矣。”[8]地区分工越来越明显，粮食商品化程度提高，在蚕桑区与植棉区的江南地区，粮食都主要靠从湖广等地输入，商人载米行销江南地区者，舳舻相接。而江南地区的农家耕地多用于种棉、植桑，其产品棉、布、丝、绢等绝大部分投入市场，农家经营越来越多地卷入商品经济之中。江南地区农产品高度商品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水平领先全国。这正是该地区之所以能以不断减少的人均耕地养活当时最多的人口并承担起明清最为沉重的赋税之根本原因所在[9]。总之，明中叶以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均发生了重大改变。王士性描述明中叶时的杭州道：“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馀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馀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殽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10]商品贸易在这种产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中发展起来。

市民文学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走向繁荣。如果说传统诗文是农业文明的产物，那么市民文学可以说就是商业文明的产物。戏曲、评书、通俗小说甚至早期词、曲均具有商业化的特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文学商业化的表现。市民文学打破传统的以诗文为核心的经典文学秩序，是商业文明对农业文明造成冲击的结果。与市民文学一起出现的概念是文化消费和文化娱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学逐渐成为一种产业，并出现了一批以生产市民文学为谋生手段的专职人员，他们或是唱曲演戏，或是讲史说书，或是编撰稿本，或是刻印出版。市民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现职业化的倾向，创作目的明确，面向的对象也很清楚，商业化操作与产业化倾向十分明显。这与农业文明下传统的诗文艺术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市民文学的繁荣离不开商品经济的繁荣。通俗小说作为市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从一开始就带有商业化的性质，是都市文化的代表之一。不要说通俗小说的创作、出版、传播主要是在都市中进行，就是通俗小说表现的对象也大多是都市生活、都市内容。以“三言”“二拍”为例，据许振东先生的统计，“三言”120篇作品中涉及农村生活与场景的只有3篇，“二拍”中更少，只能找到与农村“略微沾边”的1篇，绝大部分是表现都市生活的[11]。通俗小说作为一种都市文学，其繁荣自然离不开都市的繁荣，都市的繁荣又离不开商业的繁荣，因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成了通俗小说走向繁荣的根本原因。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城镇的兴盛，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不仅是数量上的壮大，还有经济实力以及各方面影响力的壮大。这些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生产的市民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都不一样。他们生活所需更多的是依靠交换得来的，加之手中的活钱增多，消费能力增强，这就促进了城市消费，为城市的繁荣带来了动力。且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在物质消费得到基本满足后，又有精神和文化消费的需求，对通俗小说以及其他书籍的购买欲望增强。这为通俗小说的繁荣与书坊业的兴盛准备了市场条件。同时，市民阶层的势力不断壮大，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社会中特别是都市中最广大、最具影响力的阶层。他们的要求和意愿足以左右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思潮，致使整个社会发生更为深刻的思想文化变革。

明中叶后，文化走向通俗化、市民化道路，这是经济上站起身来的市民阶层的要求在思想文化上的体现。传统的儒家理论开始与商品经济下的商业思维相结合，体现出作为商业活动主体的市民阶层对传统文化思想的一种自向性改造。在这种思想大背景下，出现了以王阳明（1472—1528）为代表的心学理论。明代心学理论就是通俗化、社会化的儒家理论，正好符合市民阶层的需求。王学倡导“致良知”，以“四民”为教育对象，他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12]在这一宗旨指导下，传统经典文化与上层文学都被世俗化后进入普通百姓日常精神需求领域。王艮发展了王学，创立泰州学派，提倡“百姓日用”之学，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日常化、通俗化。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良知说’的‘简易直接’使它极易接受通俗化和社会化的处理，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之间造成的隔阂。”[13]儒学开始出现通俗化、社会化倾向，整个文化领域都受这种倾向影响。

通俗化、社会化的文学代表——通俗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迅速繁荣起来的，主要为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服务的书坊业也在这种通俗化、社会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下走向兴盛。此外，王学左派张扬个性，肯定人欲的思想适应市民阶层思想解放的需求并为思想解放推波助澜。各种之前被约束压制的欲望和情感在这一思潮的鼓动下肆意膨胀，世风突变，市民开始重享受、重娱乐，对物欲的追求前所未有地强烈起来。这种思潮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一致，于是在思想与物质两个层面助长了市民的物质追求与世俗化享乐。许多服务产业与消费行业就此兴盛起来。作为文化产业的书坊业与作为通俗文化、娱乐消费文化的通俗小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共同走向繁荣的。

此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业文化的繁荣相适应的是，在政治上，明中叶后，明王朝的许多严刑峻法也都松弛了下来。明前期对工商业的限制政策到了明中叶得以彻底的改变，如轮班制度于嘉靖间彻底废除。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政策限制的松弛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政治统治与意识形态控制的松懈以及统治阶层的腐朽堕落导致世风颓变，享乐之风日炽。上自王公贵族，下达平民百姓，都喜欢购阅通俗小说。明前期定下的清规戒律到明中叶已被淡忘。明王朝对通俗文艺与书坊刻书的限制在不知不觉中松弛下来，通俗小说与书坊业有了充分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在技术层面，造纸业与印刷术的发展为书坊业的兴盛准备了技术支持与物质条件。据陆容《菽园杂记》记载：

洪武年间，国子监生课簿仿书，按月送礼部，仿书发光禄寺包面，课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费如此。永乐、宣德间，鳌山烟火之费 亦兼用故纸，后来则不复然矣。成化间，流星爆杖等作，一切取榜纸为之，其费可胜计哉。[14]

可见，成化间，造纸业较之明初已大有发展。纸张已是价廉而易得，流星爆杖皆以榜纸为之。造纸技术有了进步，出现了许多以造纸为业的地区。

衢之常山、开化等县人，以造纸为业。其造法，采楮皮蒸过，擘去粗质，糁石灰，浸渍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复蒸之。濯去泥沙，曝晒经旬，舂烂，水漂，入胡桃藤等药，以竹丝帘承之，俟其凝结，掀置白上，以火干之。白者，以砖板制为案桌状，圬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15]。

明代中叶出现了多个造纸中心，生产不同品种的纸张，适应不同的需求。胡应麟指出：“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居最下的闽中纸也有了改进，“近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之，价直既廉而卷轴轻省，海内利之。”[16]

印刷术至明中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金属活字印刷、套版印刷技术，以及饾版、拱花技术；刻字技术也有了进步，出现了“宋体”，便于工匠雕版。这些技术上的革新推动了整个刻书业的发展。正如陆容所载：

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原书作“古文之众”，据《四库全书》本改。），愈隆于前已。[17]

各地刻书业也纷纷兴盛起来。与此同时，市民文学也开始走向繁盛。叶盛《水东日记》载：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18]

叶盛的这段记载反映的应是明天顺、成化间的状况，可见，市民文学在当时已大为兴盛，书坊刻印小说杂书已成普遍现象。此后，书坊业与通俗小说进入了一片崭新的发展天地。

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相互促进，书坊业的兴盛为通俗小说的大量出版面世创造了条件，书坊对通俗小说编撰与刊刻直接促进了通俗小说的繁荣。反过来，通俗小说巨大的市场需求又给书坊业带来了发展与兴盛的商机。

清代书坊业与通俗小说持续了明代的繁荣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清代中前期是书坊业的最后辉煌期。清前期，统治者高度重视经济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国民经济，使封建经济达到了鼎盛的阶段，出现了“乾嘉盛世”的景象。农业、手工业与商品经济在明代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为清中前期刻书业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清代学术发达，人才辈出。政府重视文教事业，编辑大型丛书，提倡朴学，向学之风大盛，涌现出了众多学者。文人学者重视书籍的编撰、刊刻，藏书刻书之风日炽。江南运河城市仍然是全国书坊业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且江南运河城市书坊业在清前中期还有新的发展。扬州等地的书坊业直到清前中期才达到鼎盛，各运河城市书坊刻书质量较明代有了整体性的提高。通俗小说虽因清政府对淫词小说的严禁而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通俗小说的生命力已被充分激发出来，成为不可阻挡的文学样式。在坊刻业的支持下，通俗小说再也不可能出现明前期时的荒芜。晚清，西方印刷技术又一次革新了通俗小说的出版方式，直接促成了通俗小说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晚清利用西方印刷技术出版通俗小说的出版机构不在本课题的考察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明清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的繁荣真正开始于明中叶。明中叶是重要的变革时期，形成了有利于书坊业与通俗小说发展的社会环境。书坊业与通俗小说于明中叶共同走向繁荣是历史的必然。本课题也正是从明中叶切入，主要论述明中叶至清代中叶书坊业与通俗小说发展繁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