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回到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阶级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出发，把政治经济学既作为一门对社会关系进行抽象的理论学科，又把它作为“一种历史的科学”[67]。他们从资本主义时代最一般的经济范畴——商品入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背后所隐含的各种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68] 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69]。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基本逻辑。基于这一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其政治结构的变化。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70]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确立的。当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时，它或早或晚会进行调整。

阶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基本单位。恩格斯指出：“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71] 正是基于阶级分析，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的根源：

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72]

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然而，一旦它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73]

无论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都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随着资产阶级利益的变化，资产阶级所支持或争取的贸易政策也会相应改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为理解国际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影响提供了逻辑基础。作为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亲历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出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这是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从没有论及的一个问题。早在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整个世界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各个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74]

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75]

由此可见，机器大工业所造就的世界市场进一步促成了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从而塑造了世界历史。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未能给我们留下系统的论著，特别是马克思原来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6册未能完成，其中即包括国家（人口、殖民地、外国移民等）、生产的国际关系（如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等）、世界市场和危机等内容。[76]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具体辨析国际经济如何影响国内政治中的分化联合。

中国传统的贸易理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和现代经济学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都已表明，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异会推动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77] 这种跨国流动在增进各国总体福利的同时也会加剧一国之内的不平等、深化各种社会裂痕。[78]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对要素所有者的相对收入有很大的影响，而国际贸易导致了相对价格的改变，所以国际贸易具有很强的收入分配效应：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受损。[79] 在这一收入分配模型基础上，罗纳德·罗戈夫斯基的《贸易与联盟》一书为分析国际贸易如何影响国内阶级分化提供了一个简约的理论分析框架。[80]

罗戈夫斯基采用了国际经济学中传统的三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他首先假设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例充分揭示了任何国家这两种要素的禀赋。这一假设意味着没有国家在劳动力和土地上同时都是丰富的，或者同时都是稀缺的。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例较高，就意味着土地充裕和劳动力稀缺。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例较低，就意味着土地稀缺和劳动力充裕。此外，罗戈夫斯基将先进经济体定义为资本充裕的国家，将落后经济体定义为资本稀缺的国家。这样就形成了2×2列表分析法所显示的四种情况。

如表1-1所示，国际贸易的扩张将会导致以下情况的政治分化：（1）先进经济体劳动力充裕但土地稀缺。贸易扩张将会使资本家和劳工受益，而使土地所有者和密集使用土地的畜牧业者、农业企业家遭受损失。无论是资本所有者还是劳工都偏好自由贸易，而农业集团整体上偏好保护贸易。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和劳工会彼此协调来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他们可能会寻求公民权的扩张、议席的重新分配、减少上院或贵族精英的权力或者发动资产阶级革命。（2）先进经济体土地充裕但劳动力稀缺。因为资本和土地是充裕的，资本家、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农业集团将会支持自由贸易。因为劳动力是稀缺的，劳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寻求贸易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和农业集团将会削弱劳工的经济权利并限制工人组织的发展。（3）落后经济体土地充裕但劳动力稀缺。由于资本和劳动力都是稀缺的，资本家和劳工会受到贸易扩张的伤害。而土地是充裕的，因此农业集团将会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畜牧业者通过民粹主义运动或者反城市运动来扩张他们的影响。（4）落后经济体土地稀缺但劳动力充裕。在这种情况下，劳工将会追求自由贸易并扩展其政治权力，甚至可能会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而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将联合起来支持贸易保护、帝国主义和排外政策。

当国际贸易收缩时，每种情况的获益者和损失者刚好和上面的情况相反。政治分化的结果如表1-2所示，具体情况不再赘述。

罗戈夫斯基随后又放宽土地劳动力之比的假设，承认两者都充裕或都稀缺。由于土地、劳动力、资本三种要素不可能都充裕或者都稀缺，在放宽土地劳动力之比的假设后只有两种可能性：（1）发达经济体土地和劳动力都稀缺。贸易扩张只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受损的农民和劳工将联合起来形成红绿联盟来支持保护主义，而受益的资本家则可能建立专制政权来追求自由贸易。当贸易收缩时，土地和劳动力作为稀缺要素将会获益，由其构成的红绿联盟将要求大规模的政治参与。（2）落后经济体劳动力和土地都充裕。贸易扩张动员了红绿联盟，农民和工人将会从自由贸易中受益，他们会联合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并限制资本家的权力。而贸易收缩的唯一受益者将是资本家，资本家与其他要素所有者将会发生大规模冲突，其结果要么是资产阶级建立专制政权，要么是发生反资产阶级的革命。

通过上述理论模型，罗戈夫斯基有力地论证了国际贸易对国内政治分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罗戈夫斯基模型中，国内政治分化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即劳动力要素所有者——劳工，资本要素所有者——资本家，以及土地要素所有者——地主、农场主和拥有土地的农民。在这个意义上，罗戈夫斯基对政治分化的分析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分析一脉相承，但为其增加了国际经济的变量，从而明确地提出了国内阶级分化的国际经济根源。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将罗戈夫斯基模型应用于民粹主义的起因分析上。实际上，罗戈夫斯基在《贸易与联盟》一书中对第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中的美国人民党运动已经进行了简略的讨论。罗戈夫斯基指出，这一时期美国土地充裕，资本和劳动力稀缺，政治冲突发生在追求自由贸易的农民与信奉关税作用的资本家和劳工之间。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农民经过格兰奇运动、绿背纸币运动，最终建立了人民党，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铁路和航运设施的公有化、提高通货膨胀率以及自由贸易的方式使其直接接触市场。[81]不过，罗戈夫斯基认为，读者对美国的经验再熟悉不过，就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82]但对于我们来说，作为世界民粹主义浪潮的早期源头之一，美国人民党运动与当时如火如荼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仍有加以深入探讨的价值。

当然，本书的主要任务是说明当今世界中的全球化与民粹主义兴起的关系。罗戈夫斯基模型为本书的分析提供了微观基础，但罗戈夫斯基在《贸易与联盟》一书中主要讨论的是1840—1914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际贸易与国内分化的情况。鉴于当今世界相较于之前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我们只有在对罗戈夫斯基模型加以改造或扩展后才能全面分析全球化对民粹主义兴起的影响。

第一，以人力资本要素取代土地要素确立起新的三要素模型。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罗戈夫斯基模型中的传统三要素越来越难以解释当今世界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土地要素在一国经济结构和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值得注意的是，罗戈夫斯基在《贸易与联盟》中已发现其三要素无法解释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级冲突，为此提出了一个推测，即随着农业在发达经济体逐渐式微，一个新的三要素模型将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83]不过，罗戈夫斯基认为这仍然只是推测而已。[84]实际上，作为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英国率先培育了新的要素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即人力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力资本要素在重要性上不断增长。人力资本要素已经从传统的劳动力要素中分离出来，使劳动者分为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弗兰克·科弗斯和安德列斯·格力浦就将高级熟练工人和普通劳动工人区分开来，解释了高等熟练劳动力和技术知识两种人力资本要素如何影响要素同质化程度高的发达国家间国际贸易的流向。[85]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也指出：

在现代经济中，技能收益的提高，以及更一般地说，人力资本的更重要的作用，可以在我们的三阶级模型中进行更有意义的分析。在这一模型中，我们可以将熟练工人视为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贸易开放和技能倾斜型技术的转移一起，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收入。[86]

因此，本书在对新一波民粹主义兴起原因的分析中将罗戈夫斯基原来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三要素模型修正为新的三要素模型，即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和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分化。

第二，引入经济地理因素说明民粹主义的选民区域分布。罗戈夫斯基模型的分析单位是阶级，但国际贸易导致的社会分化也可能会以城乡之间的区域分化呈现出来。在2×2列表分析法所显示的四种社会分化类型中，以资本和土地所有者为一方、以劳工为另一方的两种分化是典型的阶级分化，而以资本所有者和劳工为一方、以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的两种分化属于城乡分化。[87]不过，罗戈夫斯基对区域分化的认识并没有充分反映在其经验研究中。但正如王正毅所指出的，世界经济体系影响了国内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别是反映在产业布局上，造成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88]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城乡分化在发达国家逐渐淡化，但随着人力资本要素的增长，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和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在不同区域的集聚产生了新的区域分化，即专业化经济区之间的分化、城市中心区与城市外围区的分化和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分化。不同层次的选举是社会行为体主要的政治参与渠道，也是其影响政策制定最为制度化的渠道。这样，原本以阶级分化为基础的收入分配效应将进一步呈现为以地理区域分化为基础的形式，从而为考察各政党的选民基础提供了一种路径，即以地理区域分化为基础的联盟。比如，贸易政策会在美国内部不同行为体之间产生利益分配效应，日益凸显的产业集聚现象则进一步导致这种贸易收入分配在区域间的分化；同时，由于美国的民主制度主要体现为以选区为基础的代议制，选举制度和选举过程将不同地域的利益和价值传达到联邦层面，并通过联邦政府的政策加以实现。[89]杰弗里·弗里登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的下降导致受影响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恶化，加剧了萧条的农村地区和小城镇与繁荣的大都市之间的不平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催化了这些分裂，因为已经衰落的社区遭受了比大都市地区更深、更长期的经济衰退。他们发现，民粹主义政党或候选人在经历了长期经济和社会衰退的社区中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持。[90]考虑到经济地理和选举地理之间在相当程度上的对应关系，本书在辨析全球化对民粹主义兴起的影响机制时将进一步凸显全球化如何塑造一国内部的区域分化，从而塑造民粹主义政党或候选人的选民基础。

第三，增加对政党回应选民偏好的供给侧分析。罗戈夫斯基对国际贸易中受益者和受损者偏好的分析实际上只是对不同贸易政策选择的需求侧分析。只有政策需求而没有政策供给，就无法说明政治分化最终带来的政策结果。罗戈夫斯基明确承认，他无法确定政治冲突的结果：“由于贸易而在经济上遭受损失的集团可能在政治上取得相当长时期的胜利。因此我这里关注的只是社会分化而不是结果。”[91]在罗戈夫斯基看来，胜利或失败既取决于集团的相对规模，也取决于制度与文化。因此，要素所有者分化本身不足以解释全球化所造成的国内政治结果。实际上，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OEP）就强调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都重要。[92]尽管本书主要着眼于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但需要适当说明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是如何回应选民偏好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代议民主制在发达国家趋于稳定，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种社会经济利益聚合的容器。作为连接公民和政府的桥梁，政党对选民的利益诉求做出回应既是代议制民主的关键所在，也是其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基础。[93]在国家经济向世界经济开放的过程中，在参与世界经济中受益或受损的社会行为体会要求政党回应他们的诉求，满足他们的偏好。如果代表精英和建制派的主流政党或候选人对他们的诉求做出了回应，他们就会继续支持这些政党或候选人。但如果代表精英和建制派的主流政党或候选人没有做出回应，而民粹主义政党或候选人做出了回应，这些社会行为体就会把选票投给反精英、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政党或候选人。因此，解释民粹主义的兴起，不仅需要分析需求侧的选民偏好，也需要分析供给侧的政党回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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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81]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44.

[82]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43.

[83]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82.

[84]罗戈夫斯基在最新的研究中又引入了不同程度的天赋来区分劳动力的异质性。他提出劳动力密集型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无论是由全球化还是由技术引起的，不仅会降低低技能工人的工资，而且会将几乎所有由此产生的收益分配给一小撮高素质人才，导致高技能但天赋较差的工人的收入停滞或下降（参见Thomas M.Flaherty and Ronald Rogowski,“Rising Inequality as a Threat to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5,No.2,2021,pp.495-523）。

[85]Frank Corvers and Andries de Grip,“Expaining Trad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by Country-specific Human Capital Endowments”,Economic Modelling, Vol.14,No.3,1997，pp.395-416.

[86][美]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士·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马春文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5页。

[87]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8.

[88]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89]李巍、赵莉：《产业地理与贸易决策——理解中美贸易战的微观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2期。

[90]J.Lawrence Broz,Jeffry Frieden,and Stephen Weymouth,“Populism in Place：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he Globalization Backlash”,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5，No.2,2021,pp.464-494.

[91]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20.

[92]David Lak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e”,in Barry Weingast and Donald Witt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757-777.

[93][瑞士]西蒙·伯恩斯切尔：《民主化与拉美回应性政党制度的出现》，靳呈伟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