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晚明江南地域环境的影响

江南自古以来不仅以其秀美的自然山水源源不断地激发着中国历代文人的审美灵感与创造力，而且以其独有的诗性人文品格凝结着文人们的追忆、感怀与想象，成了他们的精神故乡，到了晚明更是如此。在此江南不具有明确的行政区划的意义，而是更强调该地区在自然生态、经济发展与人文底蕴等方面因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而聚合成一个整体。晚明江南经济富庶、手工业繁荣、景致绮丽，对文人生活美学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商业经济的繁荣

明中叶以来，江南地域的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呈现出由传统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变的蓬勃趋势。这与当时官方抑商政策的松动、海禁解除后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白银的普遍使用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晚明江南地域商业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社会日益商品化。在晚明江南，不仅一般生活必需品，就连诗文书画、古董艺玩等也都成了商品，艺术市场兴旺发达。商业利益的驱动也造成了艺术赝品的泛滥，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重视对书画的品鉴和辨伪，这其实也是对其书画世家声誉的维护。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商品化则促进了其流通，晚明的读者群得以扩大。除文人外，商人、手工业者、艺人等都被纳入了读者的范围，这又推动了晚明阅读文化的发展。同时，书坊主也常常冒用李卓吾、钟伯敬、陈眉公、汤显祖等名人姓氏来刊刻书籍，利用名人的广告效应来增加销路。总之，商品化已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即使是《长物志》中的种种“长物”也难逃商品化的命运。

其次，商业势力崛起。晚明江南地域出现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著名的有徽商、浙商等。商人的社会地位在此时也获得了显著的提升，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生活上奢侈阔绰、纵情声色、挥霍无度，造成了奢靡浮华之风的盛行。不少文人也开始走出书斋，从事商业活动，如以文治生、赚取润笔、经营古玩字画和开设书坊等。文人与商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士商合流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这些都成了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所要面对和反思的重要方面。

再次，社会的商品化和商业势力的崛起又必然带动消费的繁盛。晚明江南地域的消费呈现出两大突出特点。一是以点带面的消费。如部分城市园林向游人开放，游人需要向园丁或园主支付整理费用。除了园林本身成为消费场所外，游客众多的园林又带动了其周围消费场所的兴起，包括茶楼、酒肆等，而与园林营建和鉴赏有关的实用书籍在书籍市场上也成为消费品[1]，从而形成以点带面的消费格局。二是消费由简朴走向奢华，并出现了逾礼越制的现象。以住宅家居为例，“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2]。可见到了晚明，奢华的消费之风已蔓延至民间。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正是要通过对生活审美品位的强调来抵御奢华的消费风气，因此它又有在消费方面的社会文化意义。

最后，商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扩大和城市的兴起。特别是苏州，此时成了全国的商业中心。苏州的经济地位极为突出，这又为其成为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苏州具有极强的文化辐射力，其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好尚影响广泛，甚至能够引领当时整个社会的审美风气。明人王士性就说“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3]。吕立亭（Tina Lu）也指出：“十六、十七世纪，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包括伦敦、巴黎、北京，都是首府所在地。苏州是一个例外，它的影响与重要性无关乎是否为首府，而在于它与文化、商业的紧密互动关系。苏州既是文化的生产地，也是最大文化焦虑的生产地。这里，书籍被大量制作出来。它既以私人园林闻名于世，又因书法、绘画而声名远播。在苏州，初级的时尚体系已经开始运转：新发型、服饰、配饰、鞋子，从苏州扩散到帝国其它地区，甚至皇室也对苏州风尚亦步亦趋。”[4]在当时，“苏样”“苏意”“苏作”等流行语已为人们耳熟能详，表征着时尚与雅致生活的各类苏式实用品和鉴赏品，如“苏绣”“苏灯”“苏裱”“苏铸”等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更重要的是，这些以“苏”字打头的物用行销全国各地，市场占有率极高，“极大地推动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的商品生产”[5]，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江南地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就这些苏式物用本身来说，它们“不仅有着强烈的地域指示性，还代表了一种最高的规范，或者是一种自成一体的流派”[6]，而这也正得益于手工业的发达。

二 手工业的发达

晚明江南地域的手工业高度发达，这是由于：第一，始于明成化的“以银代役”不但提高了手工业技术水平，而且为手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劳动力；第二，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在江南地区的纺织业中出现了拥有资金和织机的“机户”，他们雇佣机工进行生产，形成了手工工场，也就产生了雇佣与被雇佣这一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新的生产关系；第三，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晚明出现了对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进行总结的专著，代表性的如漆艺专著《髹饰录》、木工专著《鲁班经》等，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更是被称为明代工艺的“百科全书”。兴旺的手工业不仅制造出了种类多样且数量庞大的物品，极大地促进了物质资源的丰富，而且工艺制作技术也日趋成熟和完备，这些都对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生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有关的手工业主要涉及纺织工艺、陶瓷工艺、金属工艺、漆器工艺、家具工艺和印刷工艺等，这些工艺在晚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形成各个工艺品种的著名生产中心。如景德镇的陶瓷，处州的龙泉青瓷，苏州、杭州的丝织，松江的棉织，芜湖的印染，遵化的炼铁，益都的玻璃等等”[7]。如《长物志》中的《衣饰》卷涉及纺织工艺，《几榻》卷和《位置》卷涉及家具工艺，《器具》卷涉及陶瓷工艺、金属工艺、漆器工艺，《香茗》卷涉及陶瓷工艺。可以说，《长物志》中涉及的衣、帐、冠、巾等服饰，榻、几、椅、桌、凳、橱、架、床、屏等家具以及笔、墨、纸、砚、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洗、水中丞、水注、镇纸、灯、镜、扇、香炉、香盒、袖炉、手炉、花瓶、琴、印章、梳具等文房清玩和生活器用都有赖于手工业的生产制造。同时，《长物志》的刊刻出版也离不开印刷工艺。

工匠是手工业发展的主力。明代手工业中涌现了一批有名的工匠，张岱指出：“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8]可以说，工匠对于晚明收藏鉴赏之风的形成和雅俗审美趣味的融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建构也需要工匠的支持和协助。计成在《园冶》中说：“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9]在他看来，造园的成败三分靠工匠，七分靠园林的设计规划者。这里计成虽意在强调园林设计规划的重要性，批评当时造园中过分依赖工匠而忽视园林设计规划者的现象，但他还是承认了工匠的作用。的确，只有工匠的辛勤劳作才能将富有创意的设计规划转变为现实，也才能检验设计规划的可行性。对于工匠之事，文震亨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说：“至于蓺兰栽菊，古各有方，时取以课园丁，考职事，亦幽人之务也。”[10]他又说：“种菊有六要二防之法：谓胎养、土宜、扶植、雨旸、修葺、灌溉、防虫，及雀作窠时，必来摘叶，此皆园丁所宜知，又非吾辈事也。”[11]在此，文震亨的言下之意是文人不仅需要辨明什么是优雅的日常生活趣味，以及如何判别日常生活中的雅与俗，而且也需要知晓花木种植等技艺方面的知识，即便文人不需要亲自去从事浇灌花木等具体的体力劳动。

不难看出，晚明文人对生活美学的建构不是仅仅停留于设计规划的层面，而是将园居环境实际建造中的工匠之事以及文人与工匠的关系一并纳入了考虑范围。这也就意味着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建构需要文人与工匠合力完成。

三 自然条件的优越

江南气候温和湿润、物产丰饶、青山绿水、风景旖旎，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使江南成为历代文人心驰神往之地。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忆江南》）、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江南春》）等吟咏赞美江南自然风光的诗句都耳熟能详。可以说，江南优越的自然条件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

首先，江南地形平坦、降水丰沛、土壤肥沃，十分适宜发展农业。江南不仅种植着水稻等农作物，也大量种植各类蔬菜、果树和茶树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在蔬果方面，《长物志》中就提及许多江南盛产的蔬果，如樱桃、橘橙、柑、香橼、枇杷、杨梅、荔枝、菱等。对于蔬果，文震亨不仅论及其外观、生长习性和药用养生价值等，而且讲究食用方法，更重要的是不仅仅将饮食视为满足口腹之欲，更是提升到精神享受的层面。一是挖掘与蔬果有关的文化典故，追溯历史名人，如论板栗：“杜甫寓蜀，采栗自给”[12]；论茄子：“蔡撙为吴兴守，斋前种白苋、紫茄，以为常膳，五马贵人，犹能如此，吾辈安可无此一种味也？”[13]二是注重饮食的情境，如认为寒夜围炉食芋头，其乐融融。三是追求自然之趣，如认为将芡实剥壳取肉和糖捣碎来食用，就完全失去本味了。在茶叶方面，文震亨就论及了产自苏州虎丘、天池山，安徽六安、松萝，浙江龙井、天目山等地的茶叶。江南地区丰富的茶资源为晚明文人将饮茶活动审美化提供了物质保障。

其次，江南既山川秀美、名山遍布，又河道纵横、水网密布，素有“水乡泽国”之称。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就涉及水石资源在日常生活审美实践中的运用。丰富的水资源一方面使文人在园居环境中凿池引水、建造瀑布景观等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江南适宜饲养禽鱼，从而为日常生活增添了生意与情趣。晚明文人还论及采自山中的灵璧石、尧峰石、昆山石等造园石料。更重要的是，晚明文人将江南秀美的山川风物印刻在脑海中，成为他们营造日常生活环境的自然摹本，如文震亨就要求叠山理水应具有“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14]的开阔意境。

再次，江南秀丽的自然风光离不开花草树木的点缀。地处亚热带的江南，植物多种多样，为园居环境的营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如《长物志》专设《花木》一卷，论及牡丹、芍药、玉兰、海棠、茶花、瑞香、蔷薇、木香、玫瑰、芙蓉、茉莉、杜鹃、松、桂、柳、梧桐、银杏、乌桕、竹、菊、兰、藕花、水仙、芭蕉等四十余种植物。这些植物的色、形、香、影、声及文化意蕴都使其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对象，而一些树木还提供了制作家具所需的木材。由于明式家具不上油漆修饰，因此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和质感又成为家具的重要审美因素。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种养育，不仅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即对人的性情品格的陶养和塑造。江南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孕育出文人温婉细腻、灵动多情的品性以及懂得品味和享受生活的闲适自得的心境。正是拥有这样的品性和心境，文人才能讲求生活的意趣和情致，精心建构起生活美学。同时，江南美不胜收的自然环境也为文人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设计与创构提供了灵感和启发，使他们能够将自然风物之美引入日常生活之中，形成尚自然质朴、崇简淡素雅的日常生活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