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整理史料 凸显当代价值（代序）

刘跃进

（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 会长）

我们的史料整理、史料研究工作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历史时期。近年，各层级的科研项目、评奖项目，文献整理相对容易入围，也容易获得青睐。这是因为，文献整理工作可以形成规模，可以看出深浅。所以，很多人，无论有无资质、有无基础，都对文献整理趋之若鹜，形成热点。尤其是国家社会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中标者多为系统的文献整理项目。

纵观中国的学术发展史，文献整理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相对单纯的注释、疏通。譬如东汉后期的郑玄遍注群经，唐代前期的孔颖达主持的《五经正义》，清代对几乎所有经书的重新整理，多采用这种形式。这是古籍整理校订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形式。这也是最基本的一种形式。第二种是比较系统的资料汇总，多以集注方式呈现出来。譬如《昭明文选》的六臣注，清人校订十三经，大多如此，带有集成特点。第三种是独特的疏解古籍大意，具有思想史价值的整理方式。譬如魏晋时期郭象《庄子注》、王弼《周易注》，也包括清代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等著述，就与上述两种恪守文字校勘原则的传统注释学很不相同。它实际上是一种义理的推衍，思想的阐发。

上述三种古籍注释形式都很重要，并无高低薄厚之分，也无孰轻孰重之别。没有单纯的字词训释，没有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历代职官等方面的解说，对于多数读者来讲，很多古籍根本无法读懂。而所谓的集注，所谓的义理阐发也无从说起。所以，单纯的注释，依然是今天最值得关注的古籍整理形式，也就可以理解了。只不过这里有一个误解，即每位整理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是经过整理的定本。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这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所谓定本之说。尽管如此，一代一代的学者，依然孜孜以求，从事古籍整理的最基础性工作。当然，古籍整理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读懂古籍，其次还引导读者思考古书中所说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要对古籍进行深度整理。

随着电子化时代的来临，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大规模地收集、影印乃至深度整理海内外古籍，不在少数。很多过去所谓稀见资料，现在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应该庆幸生逢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读书已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读书，如何写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将来的学术史在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业绩时，该怎样概括？我想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大规模的古籍影印整理。国家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组织专家对中国现存古籍进行系统普查，对流失海外的古籍文献进行系统的回购或者影印出版。在此基础上历代文献的系统整理多已立项，如全唐诗、全唐文已经重新整理，全宋文、全宋诗、全元诗、全元文、全明诗、全明文等，业已完成或接近完成。这就为我们进一步开发古籍资源提供了基本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深度整理文献，彰显时代特色的问题。总结前辈学术大家的治学经验，我特别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仔细阅读典籍，系统整理古籍，精致处理材料。现在的问题是，多数情况下，我们是粗犷式地整理材料。各省市、各地市乃至各县市，不管是否有条件，现在都在一窝蜂地以地域冠名，编纂大型丛书。这些书，系统影印出来确实壮观。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已经很了不起了，现在的文献整理，已经远远超出《四库全书》的规模。如何系统地整理古籍，郑振铎先生《整理古书的建议》有很好的建议：“我以为，今天整理古书，必须分三个阶段。第一，选择最好的，即最正确、最可靠的本子，加以标点（或句读），并分别章节，加以必要的校勘，附以索引。这工作不太简单，必须专家来做。虽是‘章句之儒’的事业，却非大师们亲自出马不可。第二，把那些重要的古书，凡是有‘注’的，或别的书里注释或说明它的一篇一章、一节一语的，或批评到它的某一篇、某一句的文章，全部搜集在一起，作为集注，像王先谦著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或丁福保著的《说文解字诂林》那样。……第三，然后进一步才可以谈到‘新注’，即新的解释和研究。这也是十分必要的，但不是一步即可办到，需要很长的过程。”[1]至于所谓精细的处理材料，远未实现。我们读开明书店编纂的《二十五史补编》，清人整理传统文献的各种方法，尽收眼底。

二、我们从事史料研究的人，容易把史料视为一堆“死”材料，没有生命。其实，我们必须强调文献整理的综合性，彰显古典文献的生命活力。这就涉及文献整理研究的目的问题。我认为，文献整理的目的不在文献，而在文献中体现出来的生命价值和思想张力。为此，我们应当特别关注政治制度史和社会思潮史。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哲学，都离不开政治制度史与社会思潮史的研究。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社会思潮则反映民众心声。我们研究历史，要关注上层和下层的关系，关注知识阶层在这两个结构的地位、作用。我们注意到，20世纪以来的一流学者，如陈寅恪、王国维等，都很关注政治史、社会思潮史。这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我的一些年轻同事，也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提出了“社会思潮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将20世纪中国革命与文学联系起来，重新走进红色经典产生的历史现场。近年，他们从事赵树理、孙犁、柳青、周立波、丁玲等作家研究，抛开先入为主的观念，细读作品，重新深入这些作家生活的历史场景中，体验生活，获得新的感受。

三、就像商业要有品牌，学术也要有品牌。当我们有时候写了十本、二十本书，甚至著作等身，如果只是资料的堆积，更甚者只是简单的资料堆积，这样的学术虽然也有用，但是还不够，深度还不够，所以要有自己的品牌。我们回想所有成功的学者，人们说起他们的名字，就会首先联想到他的作品，还有他提出的重要命题，如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丛刻》、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说到陈寅恪先生，就会想到他提出的关陇集团命题；说到田余庆先生，就会想到他提出的东晋门阀士族等命题。

四、发现与发明并重。王国维、史语所，都主张发现新资料，解决新问题。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王国维在1925年清华大学做“近十年来中国学问之大发现”讲座时就提出，一切新学问皆由于新发现。王国维提倡新材料、新发现。与此同时，黄侃则主张熟读经典，贵在发明。黄侃在他的日记里，对王国维的主张颇有微词。这些事距今已有百年，当王国维、黄侃已经成为历史时，我们应该明白“发现”“发明”，缺一不可。没有新材料、新学问（是不行的），但是如果只有新材料，对旧材料不加以关注也是不行的。黄侃不可替代的地方就在他对汉唐时期的著述太熟了，所以他就能提出观点。学问不是比谁掌握了新材料，而是在寻常材料当中能读出一些新问题，所以他主张熟读十三经。《黄侃日记》中可以读到，黄侃每天喝完酒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温经”，就是不断温习十三经，所以他留下来《白文十三经》的批注。作为后来的学者，我们既要强调发明，也必须重视发现。

只有建立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说到文献整理的深度开发问题。即以《昭明文选》为例，作为专门学问，“文选学”已有千年历史。那么多的《文选》学著作，成千上万。我最初读《文选》时也苦于找不到门径，虽然我认认真真读了三遍，但是都读不出东西来，可以说看了前头忘后头，看了上篇忘下篇。做校订也是如此，在汇总各种旧注之后，还是感觉到隔膜，只是注意到一字一句的差异，而忽略了全篇主旨及文章的妙处。阮元在杭州诂经精舍组织一批学者如段玉裁、顾千里等校订十三经；同时他还提出一种设想，通过一种胪列众说的方式，把清朝学术成果具体而微地保存下来，即在《尚书》《诗经》等经典的每一句话下罗列出清朝人的注释。清朝经学著作，此前已有纳兰性德的《皇清经解》，此后有王先谦的《续皇清经解》，具有丛书性质。但是，还没有像阮元设想的这种大规模集成性质的著作。可惜，这项工作难度较大，尽管他官职高，学术资源丰富，还是没有完成。傅刚兄告诉我他曾买到一部类似的著作，只是分量较小。这种设想，游国恩先生有所尝试。他是楚辞研究的大家，采用了这种最笨也是最有效的读书方法，编纂了《离骚纂义》《天问纂义》等，就是在每句下罗列历代注释、考订成果，然后加上自己的按语，很多按语都是“引而不发”，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今天来看这样的学问，实际上体现了当代人对历代整理的一种清晰的把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若晖《老子集注汇考》（第一卷），我做《〈文选〉旧注辑存》，也使用这种方法。《老子集注汇考》第一卷是对《老子》第一章进行集注汇考，包括“解题”“总论”“分句集注”“章旨”“韵读”“字数”六个门类。其中，“分句集注”一项又包括“异文”“句读”“释词”“阐义”四个子项。既考虑到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等小学方面的情况，也包括思想义理层面的内容，几乎将老学研究所涉及的重要方面，都包括进来。我是将《文选集注》、北宋刻本中的李善注、五臣注以及各类钞本中的佚文古注辑录在一起，供读者参考定夺。很多古注，尤其是早期钞本、刻本中的注释，多为清代学者王念孙、段玉裁、顾千里等大学问家所未见。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常常生发感慨，感叹我们正处在最好的读书时代，想要什么材料就有什么材料，读书不难，但是把书读好就特别难了。资料都明摆在那里，汇总起来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按照新的思路整理资料，思索问题。这就有点像打牌，洗出一把牌，就可以别开生面。学会整理资料，就像重新洗牌一样，把资料整理好了，学问就成功一半。

我主张重读经典，就是希望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资料，所能想到的问题，重新整理经典，理解经典。作为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我希望所有会员能够达成某种共识，深度整理资料，服务当代社会。

[1] 《郑振铎全集》第三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