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艺复兴即古学复兴？来自明治日本之影响

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欧洲“文艺复兴”缘起、历史和性质，究竟应该是什么[11]，那是欧洲史学者研究的问题。就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俗话所说的那样，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只是“文艺复兴”在东亚被理解成什么？这些东亚的不同理解，又如何影响了东亚思想和学术？

在胡适之前，很多中国学者把“文艺复兴”看成是“古学复兴”，这是晚清民初一种流行而普遍的看法。这当然不是没有根据，日本学者也是这么看的。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翻译了很多欧洲文明史书籍，对欧洲文艺复兴都有详细介绍。其中，法国历史学家基佐（F.Guizot，1787—1874）的《欧洲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1828）对日本影响很大，一部书居然在几年之内就有三个不同译本。在维新大体成功的明治二十年之后，很多日本学者就倾向于把“文艺复兴”的发生，理解为“古学”即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哲学与艺术）的再发现和新解释，这种再发现和新解释，使得欧洲走出中世纪。[12]

在明治前半期，自我批判和拥抱近代是日本的大趋势，据说当时的“欧化主义、西洋崇拜是明治十年之后的大潮流”，原本在德川时代禁止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很兴盛，而过去视为知识渊薮的和汉古籍却价格低落，有人提倡废国语而用英文，甚至像鹿鸣馆的彻夜假面舞会也成为流行。[13]这也许是明治维新初期的矫枉过正，正如学者所说，不破不立或先破后立，这是很多人想象中亚洲后发国家赶超欧洲近代国家的必然途径。因此，福泽谕吉（1835—1901）以及以“明六社”为代表的学者，始终呼吁全面接受欧洲的启蒙思想与现代文明，影响当然很大。[14]但是，到了维新大体成功的明治二十年（1888）之后，由于忧虑日本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全面异化，以井上馨外务卿的下台和鹿鸣馆的衰落为标志，出现了在普遍欧化大潮中，强调捍卫日本传统的声音。[15]先是日本弘道会的会长西村茂树在明治十九年（1887）在东京帝国大学演讲《日本道德沦》，四年后弘道会发表“要领十条”，呼吁恢复尊王、爱国、忠孝、敬神等；接着是保守中正党的鸟尾小弥太发表“党纲”，主张“翼赞皇权尊严，正名分大义，反对急进改革”。当然，在文化界最有影响的就是在日本传统学问与文化中，努力发掘对抗欧洲文明资源的“国粹主义”潮流。[16]这一国粹主义潮流，一方面，把明治初年推崇作为国家精神与天皇象征的日本“神道”以及“国学”（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一系），说成是“文艺复兴”[17]，从而把明治维新说成是“启明时代”（即“再生时代”）[18]，另一方面以“政教社”等团体、《日本人》等杂志为中心，如三宅雪岭（雄二郎，1860—1945）、志贺重昂（1863—1927）等学者，则发掘日本传统的文化与精神，大体上都有通过“复古”来“更新”，让“旧日本”变成“新日本”的看法。[19]

这种思潮在明治中叶以后，越来越影响日本对“文艺复兴”侧重“复古”的理解，或许这与日本近代转型特别的背景与途径相关。由于日本明治维新走了一条很奇特的“近代化”之路，即把“攘夷”与“复古”的传统政治策略与文化理念，在日本不得不近代化的大背景中，做了一个奇特的“转化”。用日本学者牧原宪夫的说法，就是本来极端民族（或国家）立场的“攘夷”，被转化成沟通内外的“和亲”，把眼光向后的“复古”，转化为眼光向前的“开化”[20]。因此，他们可以把日本明治维新中的帝国集权（如尊王攘夷、大政归还、王政复古以及神佛分离、撤藩置县等强化日本统一国家或王权的政治措施）与推崇古典（推重日本的朱子学、古学与国学）结合起来，认为这一变化就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这种日本的奇特途径，使得日本维新能够成功。很多人包括一些中国学者都觉得，明治时代的日本能够建立现代国家，并且成为东亚国家近代化的盟主，在于有一个正确取向：即在不得不近代化的过程中，如果可以“复古”，会一举两得，既依靠古典抵抗了欧化主义的风潮，又能够借助古典增强日本国家的认同。[21]

由于明治日本的成功崛起，也因为人们相信“文艺复兴”是“走向近代”的必经之路，因而日本的这一文化策略，似乎可以作为东亚诸国在废墟中崛起的共同方略，给了东亚各国知识分子很大刺激。曾在日本居住并且常常经由日本转手引进西方思想的中国思想家，如梁启超（1873—1929）、章太炎（1869—1936）等，都是明治中期之后才到日本的，[22]所以，在接受日本转手的西方文化同时，也受到明治中期以后日本这一思潮之影响[23]，把“文艺复兴”历史理解的重心，放在基于欧洲近代史的一个事实上，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兴起，在于重回希腊罗马古典世界。他们相信，通过中古之前的古典文献和古典艺术的再发现，可以超越笼罩和压抑思想文化的中世纪神学时代，同时也可以保存本国的文化传统，所谓“中世纪神学时代”的一个特征，据他们的理解，就是思想、信仰、政治与社会的垄断性和整体化。[24]所以，梁启超1902年在《论学术势力左右世界》中说，“凡稍治史学者，度无不知近世文明先导之两原因，即十字军东征与希腊古学复兴是也”[25]；而刘师培（1884—1919）也指出，中国应当像欧洲那样发掘和保存古典，也应当像日本那样用古代智慧一面变制更新，一面延续传统，“欧民振兴之机，肇于古学复兴之世；倭人革新之端，启于尊王攘夷之礼”[26]。为此，当时的很多学者，如康有为[27]、梁启超、章太炎[28]、马君武[29]、邓实[30]、黄节[31]、刘师培，无论是尊崇今文还是古文，无论是所谓“保皇派”还是“革命派”，都大体上赞同这个看法。因此在学术史上，他们往往把重视考据、诠释古典、批判宋学（中世纪神学）的清代学术，和欧洲重返希腊罗马古典的“文艺复兴”类比。

这种思路的一个标志性著作，是梁启超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撰写的序言，后来成为名作的《清代学术概论》。可是，它对于传统文化的根本立场既是超越的，也是延续的，它的取向是“在传统内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所以对“文艺复兴”，它强调的是“古学之复兴”[32]。在这一学术史思路中，清代学术和文艺复兴一样，古典的考证和整理，瓦解了（中世纪）宗教经典的权威性，如果说，中世纪的欧洲是神学，中世纪的中国就是理学。道理很简单，经学和经典的权威性，一方面与古代的神圣意识形态有关，另一方面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有关，它是古代社会和政治的基础。一旦瓦解了程朱理学的权威和神圣天理的束缚，就进入了和西方相似的“近代”。

所以，梁启超把这个清代学术史当作中国的“文艺复兴”[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