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丝绸之路

从西方发现中国茶叶到海上茶叶之路的繁荣

耿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茶叶原产地是中国，茶文化也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茶叶在中华文化中形成了一种特殊形象并占据着重要地位。大约从唐代起，茶叶与茶文化便开始向中亚地区传播，从17—18世纪起，茶叶分别经广州港向西方，通过恰克图之路向俄罗斯传播，于18—19世纪形成了丝绸之路的分支茶叶之路的鼎盛时期。中国茶叶为世界文明的进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贡献。

茶叶是中国的一种药食饮三体同源的特产。茶叶原产于中国，逐渐风靡世界五大洲。茶叶不仅是中国最早的药材和食材，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又变成了现今世界畅行的饮料。它从一种饮料逐渐进化成了一种改变世界饮食业结构和民生习俗的重要文化。现今，茶叶文化远播全世界，茶文明是形成人类文明共同体的一大要素，进而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大物质基础。

外国对于中国茶叶的发现，主要应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公元9世纪起，由经过古老的丝绸之路去朝觐、经商和旅游而走遍世界的大食人实施的，如公元852年的大食商人苏莱曼；第二个阶段是由自16世纪以来入华传教士们完成的，如利玛窦、达克鲁斯、罗历山等人。第三个阶段便是自16世纪之后，以广州港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上茶叶之路实现的。

自16世纪之后，茶叶就是世界的三大饮品之一，后来又逐渐发展成世界四大饮品（咖啡、红酒、茶叶、碳酸饮料）之一。饮茶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健康文化。茶文化促进了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也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茶叶自古就是在中国产生的古老文明之一，中国至今仍是茶叶的主要生产国和世界茶叶商品市场的主要输出国，更是茶叶消费市场的主要供应国。在历史上的一带一路中，茶叶、茶叶生产、茶叶交易、茶叶消费和茶叶之路这五大因素，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无可辩驳的是这五大要素的发祥之地，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始发港”。中俄之间通过恰克图之路、“库（库仑）张（张家口）大道”或“万里茶道”，使茶叶交易维持了近两个世纪的繁荣。这条茶道上交易的茶叶，基本上都是来自中国浙、闽、皖、苏这四大省的产品；中国清代通过广州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分支海上茶叶之路而销往西方的茶叶，也绝大部分来自这四大省。如在1828年至1833年，中国通过广州港共出口86055吨茶叶，其中也有85%来自这4省，只有少量来自广东省的清远和广西的梧州地区。广州港出口的中国茶叶品种也基本上是浙、皖、苏的绿茶以及闽地的黑茶和白茶，其具体品种主要有武夷茶、工夫茶、检焙茶、小种茶、松子茶、宝种茶、白毫茶、松罗茶、东溪茶、熙春茶、皮茶、珠茶、珠兰茶、三味茶和条枝茶15种茶叶。它们分别供应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巴黎、汉堡和伦敦市场。中国茶叶的出口促进和繁荣了历史上“一带一路”的发展，活跃了国际商品市场，最终导致西方于18—19世纪产生了一股强大的“中国热”风潮，从而凸显了茶叶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中的作用。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稳定，其中也有茶叶和茶文化的巨大功劳。特别是在以肉食为主而又喜欢饮茶，却又不生产茶叶的地区，如历史上的吐蕃或藏族居民，蒙古地区以及新疆地区。这些地区和民族，是中国中央政权在地域与民族之间的联系纽带，也包括茶叶和茶文化，由此而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茶叶的供需关系，加强了这些民族和地区之间密不可分和互相依存的友好关系，从而增加了他们对于中原王朝和人民的向心力，使中国在几千年间，稳定地维持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体制。所以，茶叶为缔造中华各民族间的文明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延续，功不可没。

文化的传播，主要是在寻求、开发和利用商品资源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传播开的，而不仅仅是“传教士”式的直接传播。茶叶正好扮演了这一角色。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茶叶的贸易交流而实现的。中国茶叶传入欧洲，就如同土豆、番茄、玉米、红薯自拉美传入欧洲一样，都是救世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但是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改善人类命运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本文不准备详细论述茶叶在中国边疆民族与地区的传播，也不再论述茶叶在汉文化圈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地区的传播，而重点论述中国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海上茶叶之路，而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及其影响的问题。

一 早期外国文献中有关中国茶叶的记述

国外最早提到中国茶叶的应属于伪托的大食旅行家苏莱曼（Sulayman）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据称该书成书于851年。书中提到中国“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的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为sakh（茶）。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盐税和这种植物税，就是国王的全部财富”。[1]

这段文字不长，却具有四重意义。其中称中国茶叶为“干草”或“草叶”，这大概就是西方后来称茶叶为“东方小草”或“中国小草”的源头，就如同西方人把中国桂皮称为“中国树皮”一样。它指出了中国茶叶的饮品与药品作用，同时认为茶叶和盐是由国家垄断并课以重税，甚至成了“国王的全部财富”，它也揭示出，茶叶当时尚未传至西亚和西方，以至作者对它感到具有全新感；作者自称是大食人或阿拉伯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茶叶的西传也只有经由中亚和西亚这条路，而作者在中国境外却对此一无所知。史料证明，在元代之前，尚未见到茶叶通过陆路丝绸之路而传到欧洲的记述。

但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而证明，《中国印度见闻录》应该是一部佚名著作或伪托著作，这就是说，此书并非是苏莱曼的亲历记，而是由某匿名作家从当时汇聚的中亚与西亚流传的有关中国的资料，做了游记体例的编写[2]。不过，亲历也罢，道听途说也好，苏莱曼的这段记录与事实还是比较相符的。

欧洲最早提到中国茶叶的著作是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地理学家剌木学（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485—1557）。他曾编写和出版过一部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于其死后才出齐的他的世界游记集《航海旅行记》（1550—1559年分3卷先后出版，分非洲、美洲和亚洲卷）第3卷中，引用了大食人马合木哈只（Hajji Mahommet）有关中国的记述：“中国所到之处，都有人喝茶，空腹时喝一两杯茶，对发烧、头痛、胃疼、胸部疼痛，都有疗效。治疗痛风，更是它的主要疗效之一。吃太饱的时候，只要喝点茶，就可以消化掉了。”[3]

实际上，剌木学依然是利用了大食人的资料，依然是苏莱曼所说的那种茶叶药饮同源的理论，不过也有发展。他似乎将茶叶功效的重点，放在了其药效方面。

有关中国茶叶的记述：“大秦国有一种植物，仅有叶片可以饮用，人们都叫它中国茶。中国茶被看作是非常珍贵的食品，这种植物生长在中国四川的嘉州府。它的鲜叶或干叶，用水煎沸，空腹饮服，煎汁一二本，可以去身热、头痛、胃痛、腰痛或关节痛。但这种汤汁是越热效果越好。还有某些疾病，用茶来治疗，也应具有效果。如果暴饮暴食，胃中难受，喝一点茶水，不久就能消化。”[4]所以茶一向被人们珍视，是旅行家们的必备之物。当时，有人愿意用一袋大黄米交换一两茶叶。所以，大秦国的人们说：“如果波斯和法国等国家知道了茶叶，商人们便自然不会来买茶叶了。”[5]剌木学正是在招待马哈木哈只的席间，才首次获知了有关中国的茶叶、饮茶习惯以及茶叶的药食饮功效的问题。由于该哈只（Hadje，朝觐人）有可能会赴中亚和远东旅行，也可能会接触过曾赴这些地区或来自这些地区的旅行家、朝觐人或商客，所以他有关中国茶叶的知识，虽几经周折，也不失有真实之处。

实际上，剌木学依然是利用了大食人的资料，始终是苏莱曼所说的那种茶叶药食饮同源的理论，不过也有发展。他似乎将茶叶功效的重点，放在了其药效方面。

继此之后，西域或大食人有关中国茶叶的多种记述，都应该溯源到苏莱曼的记述。

从16世纪起，西欧才对中国茶叶有了真正了解。这首先应归功于入华耶稣会士们。由于他们长期在中国生活，与中国高层和平民都有广泛交往，而且在中国各地从事调查研究，所以他们的记述比较靠谱，但也有许多不实之处。

1582年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其著名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作‘茶’（Gia）的那种著名的饮料。中国人饮用它为期不会很久，因为在他们的古书中，没有表示这种特殊饮料的名字，尽管中国人的书写符号非常古老了。的确，同样的植物也可能会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发现。在这里，他们春天采集这种叶子，放在阴凉处阴干，然后他们用叶子调制饮料，供吃饭时饮用或朋友来访时待客。在这种场合，只要宾主在一起谈着话，就会不停地献茶。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经常饮用，被认为是有益于健康的。”

“这种灌木叶分不同等级，按质量可卖一个、两个，甚至是三个金锭一磅。在日本，最好的可卖到十个，甚至是十二个金锭一磅。日本人用这种叶子调制饮料的方式与中国略有不同。它们把它磨成粉末，然后用二三汤匙的粉末倒到一杯滚开的水里，喝这样冲出来的饮料。中国人则把干叶子放入一壶滚开的水里，当叶子里的精华被泡出来以后，就把叶子滤出，喝剩下的水。”[6]

利玛窦的这一段文字，表现了当时欧洲人对茶叶的认知度，已经大有进步，知道了中国人冲茶和泡茶的过程、用量、饮用方式及其价格等。但其中仍有许多误解。茶叶的使用在中国已经有悠久历史，从汉代之后，在中国就已经逐渐形成了饮茶的习惯；自魏晋之后，茶叶的不同名称便屡见中文典籍；在元代便有“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说。可是利玛窦却认为中国人饮茶的历史不算很久，而且中国古书中也没记载其特有的名字。更何况，利玛窦入华时走的是澳门、肇庆、韶关、南昌一条路，而这正是一条茶叶之路。由此可见，天主教中国传教区和海外汉学的鼻祖利玛窦也有失察之处。

葡萄牙多明我会传教士达·克鲁士（Gaspar da Cruz,1520—1570）于1556年在广州居住数月，其间搜集了有关中国的许多资料，于1569年返回葡萄牙，后因照料瘟疫病人而逝世。他从中国带回的《中国游记》，是自中世纪有关中国的游记之后，出版的首部完全关于中国的记述。其书中提到：“凡是上等人家，都以茶敬客。这种饮料以苦叶为主，呈红色，可以治病，是一种药草煎成的汁液。”

葡萄牙入华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曾先后于中国澳门、南京和北京传教。他于其1602年的书简中写道：“在中国，当主客见面寒暄之后，即饮一种用沸水所泡的草汁，名字叫茶，非常名贵，必须喝上两三口。”

现搜集到的法国人有关茶叶的记述，有入华和印度支那的耶稣会士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1593—1660）先后在澳门、越南、广州和东京湾布道。他的《旅行和传道记》（1653年于巴黎出版）中提到：“中国人的健康与长寿，应归功于茶。茶是中国人经常饮用的饮料。”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雅克·布尔热（Jacque Bourges,1630—1714）曾先后赴暹罗、越南和东京弯传教。他于1666年于巴黎出版的《交趾支那传教记》中提到：“我们在暹罗时，每餐之后，都饮少许茶，感到对身体非常有益。茶与红酒的功效，很难断定其优劣。”

其实，在1569到1661年，于伦敦附近就可以普遍买到茶叶了。鲁格（Rugg）于其《日记》中便写道：“1569年11月14日，当时在那里几乎每一条街上，都可以买到一种叫作咖啡的突厥饮料，还有一种叫作茶（tee）的饮料。”[7]

1607年，荷兰商船自爪哇岛到澳门贩运中国绿茶，于1610年运至欧洲。西方最早从东方输入茶叶的记述，应为1657年。荷兰人于这一年将中国红茶运到了英国。

欧洲人饮茶的习俗是从荷兰传入法国、德国与英国的。17世纪，茶叶在西方成为财富和难以抵御的诱惑物，用“喝所有中国茶”来譬喻至高无上的享受。

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的茶叶大量流入西方，茶叶变成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五大主要商品（丝绸、瓷器、茶叶与中草药、农作物）之一。从1697年开始，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进口茶叶万磅以上。从1717年开始，在英国对华贸易中，“茶叶已开始代替丝绸，成为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茶叶贸易成了西方列强的东印度公司中，最重要和盈利最大的项目。[8]

二 广州海上茶叶之路上运输的茶叶的来源

中国茶叶的生产，1760—1770年，为适应西方需求和中国国内消费量的双重膨胀，而大幅度地加快了。中国茶叶种植在50多年间，甚至是在200多年间，于华南的土地上蓬勃发展，以至有时要与粮食作物争夺耕田。中国外贸的发展以及日本与西方白银的持续流入中国，又刺激了在食品（诸如水果和油料作物等）、纺织、染料和经济作物生产方面的大发展，从而导致农业的一种专业化。如在16世纪或17世纪左右，当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对糖的需求量骤然猛增时，福建泉州的大批稻田中已开始长满甘蔗。甘蔗与靛蓝植物的种植促使福建、广东、安徽、浙江、赣南和四川的许多州府的经济发生变化，从而使中国糖在欧洲，某种程度上补充了美洲糖的供不应求。如广西巡抚于1727年就抗议广东人于其省内过分采购大米，致使广西农田虽然大幅扩展，依然民不果腹。他认为这与将大批粮田改种商贸经济植物有关，如果树、油料作物、甘蔗、靛青或烟草。烟草于1600年前后自菲律宾传入中国澳门，很快就传遍了中国的整个沿海地区，甚至成了许多远离海滨地区的财富之源。福建的浦城或龙岩、甘肃的兰州、四川的成都或从湖南的衡阳到云南一线、陕南的汉中、江西的瑞金和山东的济宁等地，大批肥沃的土地都变成了烟田，中国政府曾颁布过无数次的禁烟令，都无法遏制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因为产品的利润高达200%。茶田的扩展也受同样因素的激励。茶田开始扩展于16世纪，曾经历过多次发展高潮，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出现在18世纪下半叶。茶叶日益增长的数量，自广东南部，安徽和江苏而向广州集中，而且在中国内地基本上是单一的经陆路运输。只有劣质的安溪茶，才会先用两天时间运至厦门，再从厦门用帆船运至广州，其要穿越200—2000公里的距离。广州港最近的茶源地是广东清远、广西梧州府的茵溪。但最重要但距广州北部最远的茶叶供应地，却是福建中部、浙江、安徽、江西和江苏省的群山中，最著名的茶叶品种均出自那里。茶场的面积一般均在40公亩（每公亩100平方米）到1.6公顷或2公顷（每公顷1万平方米），由许多小业主分别独立经营。他们经过焙茶、挑茶、包装茶叶之后，留下一部分供家庭消费，将多余部分出售给城市中的茶商。茶商们在采茶季节奔波于乡村间，从肩挑扁担的茶农手中收购茶叶后，再经过加工，最后集中发至广州。运茶脚夫们将每担茶叶运100里，也只赚取0.35两白银。他们每人背负40公斤茶叶，每天最多走40—70里的山路。海运每天则能航行50—100里，甚至是100—250里。茶叶之路，从南京出发的丝绸之路、从景德镇出发的瓷器之路，更是中国进口商品和外国使臣从广州进北京的必经之路。中国中部与南部诸省的交通中轴线，是长江下游从九江到南京一段，再延伸到鄱阳湖和赣江流域。

黑茶或武夷岩茶的主要仓储地在江西河口镇，距福建的最大武夷茶市场星村，只有115公里，再从那里经锦江而输出。茶农首先将茶叶运往272公里之外的南昌，然后再沿赣江顺流而下，渡过十八滩，再经过赣州，直达大余或南安府。那里是自南昌开始的628公里的茶叶之路上江河航运的终点。再从那里出发，茶叶箱由脚夫们人背肩挑，跋涉最远66公里，也就是到达该水系分界线的另一端。他们必须要翻越高达300米的梅岭关及其群山。在始兴，人们将茶箱装上体积较小的内河运输货船，从北江的源头之一，顺流而下，一直到达曲河；再从那里换大船，直接驶往距离梅岭山脚下507公里的广州。在此期间，共有3—4次的运输转换，全程1588公里。这就是武夷茶到达广州十三行的过程和路线。这也是中国内地茶叶之路上的“南道”。这条路比中国北方的茶叶仓储地苏州（江苏）的道路稍短一些。苏州之路长达1973公里。但由于长江与大运河，使得这条路的航行反而要畅通得多。这就是中国国内茶叶之路上的“北道”。北道只持续6—7个星期。这条路要比荷兰德胜（Isaac Titsingh）与范罢览（Van Braam）率领的使团于1794年走过18—19天的时间，多了近一倍距离。其东部陆路—海路相结合的行程，既迅速又廉价，而且损耗较少，水路比渡过十八滩的危险性还小。从武夷黑茶生产中心建安（建宁）到福建大港福州之间的距离，只有385公里，可能需要5日航程。这就是说，西方茶叶贸易在福州有更多利润赚取。[9]

绿茶松萝茶的运途更加遥远。绿茶主要生产在松萝山西北端的徽州以及婺源，由此而产生了绿茶的名称“松萝茶”，而松萝山正是将安徽与浙江两省分隔开的山脉。绿茶的主要市场是小城钱塘，距杭州36公里。它们那里再沿桐江向西南方向运去，经过396公里的航程之后，便到达了江西省边境上的常山。茶叶被从那里卸船之后，又由脚夫们搬运而翻过群山，然后到达玉山；再经水路航行66公里的短程之后，便到达河口镇。绿茶与黑茶在那里汇合，再分别取道山路和江河航路，直达广州。这样算来，茶路全程就为1971公里，从而使从杭州或上海用帆船南运就显得是下策了。

茶叶市场的条件大致就是这样确定的。学术界尚需研究茶叶价格的演变以及在收益方面的影响。大家并不企求获得真正利润的一种确切的数据，因为这种合理的奢望，确是很难获得满足的。大家也只能做冒险猜测，而唯一可以做的事，便是将购价与售价做一番比较，见表1武夷茶与南京丝绸的毛利润比较[10]：

阿姆斯特丹的最早数字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直到1728年，在那里出售的所有茶叶均来自巴达维亚，或者是经巴达维亚转销的广州茶，其价格与广州茶叶的价格没有任何可比之处。但除此之外，其中也有两点显得很明确。首先是毛利润增减的态势。茶叶交易在1755年之前，其价格始终呈跌势。特别是在1741—1748年与1749—1755年，茶叶价格在阿姆斯特丹下跌近半，在汉堡的情况也基本如此。这恰恰正是欧洲进口茶叶从61000担猛增到88000担的时期。茶叶价格于此后的1755—1784年，特别是在1778—1784年，又大幅地上扬，此后又下跌到最低点。丝绸的行情却反向而动，于1756—1762年持续上涨。与1726—1733年间相比，其涨幅几乎增加一倍。此后，1770—1791年，又经历了幅度大小不均的下降。但茶叶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与丝绸相比，最多的差价达385%和最低为96.20%，在汉堡市场上分别为458.77%和149.60%。这就是说，茶叶量分别减少4倍、4.5倍、2倍和2.5倍。丝绸交易的降幅却不太大，仅达两倍（171.04%—87.66%）。

黑茶（即红茶）系和安徽松萝绿茶系，实际上是黄山—祁门茶。当然，其他地区和其他品种的中国茶叶，也不乏被合法或不合法地纳入了这两大茶系茶叶的例证，以利于出口和赚取尽可能丰厚的利润，由此而造成了欧洲市场上的中国茶叶的混乱。

广州是中国于18世纪向西方出口茶叶的主要港口，甚至在某些时期是唯一港口。“天子南库”中的一大项收益，便来自茶叶。广州港不仅对于海上丝绸之路，而且对于海上茶叶之路，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可以将广州作为海上茶叶之路的主要始发港。

广州经营出口茶叶，又依靠中国方面的十三行或外国人的夷馆。十三行在广州的对外贸易，特别是中国丝绸与茶叶的出口中，扮演着无可代替的经纪人的角色。广州十三行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如同西方那样自由贸易的机构，而是统制贸易的产物。西方夷馆也大肆向中国出售鸦片毒品类“商品”，具有严重的负面作用。但研究广州茶叶出口，离不开十三行。

欧洲诸国经广州港进口中国茶叶的品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各自的口味爱好决定的；进口茶叶的数量与价格，则与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欧洲在战争与经济萧条期间，进口的中国茶叶数量既少，价格也低廉。中国出口茶叶的数量和价格，也受中国国内形势的限制和政府政策变化的掣肘，并不完全受经济规律的支配，明显有人为因素的干预。

18世纪，在欧洲市场上销售的所谓“巴达维亚茶”“马来茶”“印度茶”和“锡兰茶”中，实际上有一大部分也是由广州转港运去的中国茶叶。

中国也通过“恰克图之路”向俄罗斯出口部分茶叶，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四川、云南、广西）向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出口茶叶，其规模和数量均无法与广州港同日而语，其兴旺期也应在19世纪之后，而且主要是供亚洲居民消费的，流入西方市场者甚少。

广州茶叶贸易所造成的效应，不仅仅是中国茶叶被运销西方，它导致了西方消费习惯的变化，促使中国茶叶文化与西方咖啡文化的交流、竞争与共存，甚至是取代。西方的许多近代先进技术和理念、全新的植物品种、近代机器设备和文化，也都在丝绸与茶叶的运销中，传入了中国，使中国加快了迈入近代社会的步伐。

三 广州海上茶叶之路输往西方的茶叶数量、品种和价格

中国茶叶实际上成为了欧洲船舱中的真正商品。当然，船舱中还有南京生丝、丝绸、瓷器和漆器，但所有这后一些产品汇聚在一起，也只勉强占全部使用资金的五分之一。茶叶的采购则耗费了剩余的全部资金。任何希望赴华从事贸易的人，都执着于采购这种已经变得珍贵而又著名的中国小草。但商人们则必须经过多次考验，才能获得大量有质量的茶叶，并对它们进行分析与比较。许多到过一次中国的人，就可以获得选择中国茶叶的某些基本原则，经过几次磨炼之后，这些人便自信可以胜任大班（Supercargues），返欧之后，便可以找到一份职业了。但中国的商客们，却不正当地利用了这种有利于推销其低端质量商品的形势。

茶叶贸易的最大不便之处，那就是即使船舶满舱，在欧洲也从不缺乏资金。那么船东们都将会知道，同一产地的小种茶（Saotchaon）茶叶箱本来价值32两白银，他们却要支付36两。这一品种的茶叶根据其质量不同，其价格也徘徊在30—55两白银。他们也会猜测到，被抬高到30两白银的工夫茶（Camphou），本来可用28两白银就能购到。

此外，当时还存在另外一块绊脚石或障碍，即迫使那些近期升任或长期缺席的大班们，都不了解茶叶运输过程的贸易变化。当时已经在广州周围加工各种质量的茶叶了。这些伪造的茶叶很难与真正的茶叶分辨清楚，这种混淆是很残酷的。因为实践证明，广州茶叶运到欧洲时，几乎都成了渣滓，或者至少是无法销售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曾向其大班们退回过一批2400箱的松罗茶，因为它们在欧洲被检验出是假茶。这样的事实曾多次出现，尤其是在1784—1785年，东印度公司将1000—1100吨“碎屑茶”（Rubbish）销毁[11]。甚至有一支16名的警察队于此案中受骗。

“茶在福建语言中读作thé，在中国的其他省份则读作tcha，指茶叶干叶和茶树灌木的名称。它一般均以灌木丛的状态生长，3年后可以采叶。其叶酷似桃叶，其花排序成玫瑰花状，其籽酷似大胡椒粒。欧洲人当时所了解的主要是闽皖浙茶叶，尚完全不知道中国西南的大树古茶。所以他们对茶叶的描述便落入陈臼。但这些灌木丛也有许多品种。而且种植茶叶的土质也会对茶叶的质量产生巨大影响。这就是当时的欧洲人根据当地人向他们提供的描述，以及对他们在广州所获得的茶树标本所作的研究，而留下的记述。”[12]

法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贡斯当于其《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回忆录》中，对于当时闽、皖、宁浙地区的茶叶采摘的情况做了详细记述。茶叶每年采摘三次。第一次采摘在4月间，可获头等茶叶，枝杈顶端的茶叶名列其首。二等茶叶采摘于夏季，其茶叶质量比于秋季中期第三次采摘的叶子要稍好一些。这些鲜叶都必须放在铁盘中焙炒。当它们开始干瘪时，再把它们倾倒在席子上，女人们用手翻卷它们。人们再把它们放在大盘子中，并用力搅动，直到它们显得干枯为止。人们将茶叶放在席子上晾干之后，再第三次用焙制。任何茶农都很熟悉的这一套程序，它也出现在许多论述茶叶的著作中。但这些资料远不会使研究这种商品的人感到满意。不可否认，人们现知的所有茶叶都可分成互有区别的两大类，这就是分别出自福建的“黑茶”（红茶或乌龙茶）和出自江南（主要是安徽）的绿茶。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烘焙的方式，而不在于茶叶的品质本身。“白毫茶”（Pekao）以其白色幼芽及其柔和的香味，而有别于其他所有的“黑茶”。

因此，所有茶叶都涉及了这两栏中的任何一种。大家只要略作审视，便可证明，在绿茶和黑茶之间，确实存在着制作方面的差异，但其差异却主要存在于茶叶的品质问题上。但贡斯当却认为：“茶树有两类：一类产黑茶；另一类产红茶。但这些茶树分别生长在相距很远的地区。”当时在欧洲还流传说，绿茶是在铜盘上晾干的，呈铜绿色，饮这种茶水肯定对人体健康有害；而所有黑茶都是在太阳下晒干的，从而使它较其他茶叶都更有利于身体健康，但它却失了所有绿茶中以其香味而自豪的汁液。

中国茶叶的产量，在1741—1748年和1785—1791年这两个年代段，增加了近3倍。但是，茶叶消耗的下降几乎呈常态趋势，仅在1770—1784年略有上升。在1763—1769年和1785—1791年，武夷茶（Boui）的价格在广州下降36%，在伦敦下降41%，在阿姆斯特丹下降44%，在汉堡下降45%。特别是松罗茶和普通绿茶的价格，在伦敦下降45%，在汉堡下降39%。但随着黑茶等级的提高，这种差价也就逐渐减少了。如对于小种毛尖红茶（Souchong）来说，在阿姆斯特丹下降34%，在伦敦下降33%；对于工夫茶（Congou）来说，在伦敦仅仅减少14%；但对白毫茶（Pekoe），在阿姆斯特丹则增长了27%。这些差异反映了西方对于中国茶叶需求质量的变化，在1780年，欧洲消费者们越来越追求更好的和更昂贵的茶叶品种。

在1741—1748年和1785—1791年这两段时间点，中国茶叶的价格共下降40%，从每磅4.68荷盾降至每磅2.77荷盾。武夷茶在1740—1769年的价格，在开始时曾有过与其销售量成比例的增长。其外销数量增长372%，价格仅增长25%。但从1770年起，广州港茶叶的外销量却下降23%，价格下降22%从每磅17.2荷盾下降到13.4荷盾。因为，广州武夷茶外销量的减少，与西方人口味的变化有关。西方文献档案中经常出现的Bou-i茶，实为Wou-i（武夷）之音变，是一种名声很好的生茶，以福建建宁府的崇安与建安之的丘陵山脉武夷山而著名。它以“精质茶”而闻名。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其声誉远胜于松罗绿茶[17]。

我们必须针对此表而指出，英国人习惯上每年只向中国派出8艘运茶商船。但在1766年，由于特殊的形势，他们共向中国派出15艘茶叶商船，英国茶船每艘只能运载50万磅茶叶。法国人于同年派往中国的4艘商船的情况也应属特例，因为法国人一般均于每年向中国派出3艘茶叶商船。

但在1776年，丹麦人却派出3艘商船入华运销茶叶船。他们的船既很大，又制造粗糙，几乎始终都会有一艘船中途抛锚。我们根据这些表格便可以推算出，如果说2000万磅的进口茶叶量超过了欧洲通常的消费量，那么1380万磅茶叶却又显得不足。如果欧洲人的茶叶需要不超过1380万磅这个数目，那么英国人就必须找到办法推销他们库存的茶叶数量。他们已经不再如同平常那样每年销售400万磅，而是必须销售500万磅以上，而且其条件是欧洲其他大国不增加他们派出运茶商船的数量，也不能出售得比英国人更便宜。

当时最普通的计算，是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茶叶消费，占据了进入全欧洲茶叶的三分之二。我们从这种假设中便可以计算到，他们于1766年共从中国运回2000万磅茶叶，而英国人共消费1400万磅。但就在同一年，法国人多派出了一艘船，英国人则将其赴华茶叶商船增加一倍。这样就使欧洲有了一大批茶叶库存，价格也大大下降。1766年，欧洲进口茶叶的总数超过了其消费额。这一年，欧洲进口的中国茶叶总数不再是2000万磅，而更应该是1500万磅，其中有1000万磅是英国消费的。

原状茶叶在英国的价格为每磅1.18镑，其1000万磅茶叶应赚取5800万镑，英国只赚25%。人们估计其进口茶叶价值为1100万镑。因此，总共会产生4400万镑的价值，有1400万镑的差价。这项差价款是通过法国人、荷兰人和瑞典人于该国走私茶的手段，而进入英国。另外一种计算也与上述统计相当吻合。那就是人们假设英国及其殖民地有300万人饮茶。如果他们每人从两种茶叶中各取走重6磅的价值3英镑的茶，那就共需要5400万镑采购价，而不是上面提到的5800万镑。另外一种计算认为，如果欧洲共消费1800万磅茶叶，那么英国及其殖民地就要销售1400万磅。

西方商船从中国进口茶叶主要有武夷茶、工夫茶、小种茶、松子茶、宝种茶、白毫茶、松罗茶、东溪茶、熙春茶、皮茶、珠茶、珠兰茶、三味茶等品种，其中数量最大和价值最高的是武夷茶。

（1）武夷茶

在清末，广州出口的武夷茶共有两个品种，即真正的武夷茶和安溪茶（Ankay）。巴尔盖里指出：“优质安溪茶由一种带浅红黑色的大叶组成。其中掺有一种大绿叶，但数量很少。它很重，在手压下有弹性，具有一种令人不太讨厌的青草味。它可以泡出一种浅红色的茶水，其辛香味不太强烈……茶叶的颜色取决于采摘的时间与烘焙。”[19]贡斯当则认为，大叶武夷茶（Boui）为棕褐色，用手压下去不至于破碎，略掺黄栌，似乎有弹性，具有一种不太难闻的青草味。其漂亮的金黄色的茶水，具有一种强烈的甜味。但当时在西方，并不将“武夷茶”视为单一种产品，而是不加区别地采摘的各种叶子的一种粗糙的混合茶叶，只要这些叶子能够弯曲起来并具有一种类似茶叶的颜色即可。贡斯当指出，在福建的奥边，还出产一种与欧洲人交易的两种武夷茶几乎完全不同的茶叶。它既不是真正的绿茶，也不是黑茶（乌龙茶），无性系之别，其叶子呈黄色，唯有中国人消费它。茶农采摘它们，既不粉碎叶子，也不掺杂碎末，甚至还要在干燥后使用簸箕清理，其价值为每担70两白银左右。由此而产生各种细茶叶末的废物，它很廉价，但绝不会被丢弃掉，而是被运到广州，再混入武夷茶，必须在交付给欧洲人之前混入其中。奥边茶末被商客们收益甚丰地利用了，因为他们为每担茶末只支付1—2两白银。欧洲商人在武夷茶中发现的大量浅黄色的叶子，正是出自这种混合物，而这种茶却并不是很坏的茶叶。实际上，欧洲人当时已经对真正的武夷茶倒胃口了。他们在1785—1786年的广州发货量中，武夷茶的出口量比前几年大为减少，从而使茶叶价格在普通一年间下降到每担12两白银。还有另外一种武夷茶的造假品种，出自广东省广州市西南30公里处的佛坪，也叫奥边茶。这种茶最不受中国人看好。

茶农采摘奥边茶叶是很匆忙地完成的，然后按一定比例与近期采摘的叶子相混合，或者与西洋船开走后留下的陈年茶相混合，人们再将这种混合物塞进竹筐或其他具有一担容量的容器中。茶农再将它们装入仓库中，以在被置于这些建筑物中心的几个火炉的作用下，而使它们再发酵和结块。人们过去将武夷茶区别分一等、二等和三等叶，其分别是以前文提到的三季采摘为基础的。茶农们还注意在合同中约定要供应一等茶叶。这种精挑细选逐渐地毫无意义了，因为三级武夷茶的叶子并不比其他等级的叶子更不受人好评，被欧洲人称为“过冬茶”。它们占据了当时欧洲茶叶船舱的近三分之一。[20]

武夷茶采摘自中国福建省，主要是武夷山（Bouis=Moui=Woui），并由此山而获名。武夷山位于福建省的建宁府。它在福建方言中作Boui-i，而在广东方言中作Mou-i。它后来变成了专指一种高质量茶叶的名称。它们一般均于每年11月初用带有很薄铅箔的竹箱运往广州。这种外包装制作得非常认真仔细，因为人们首先用数层纸张而尽力避免茶叶与铅箔相接触。

他们选用多张双层纸包裹装满茶叶的茶叶箱，再用铅箔密封焊接，此前还需要在铅箔与纸叶之间填充大片干透的竹叶。尽管采取了这些防范措施，中国商人们还是声称运往广州的武夷茶，仍然无法处于适宜外销状态，还必须再焙烤，以去除旅途中沾染的湿度。人们经常提到的那种混合，就发生在这最后一次去湿过程中。这种焙烤又激活了一种酵素或酶，其作用是加强了茶叶的香味。但这种习惯性的操作法，显得令人质疑。一名训练有素的大班不会不知道，在火的作用下产生的浓烈香味，非常容易吸引人。但这种香味随着加热而从茶叶中飘逸出来；但随着冷却，茶叶又变得无香味，或者是又恢复了被加热掩饰起来的难闻气味。但我们不应该断然地指责这种作假，因为它有利于优质茶叶的保护。这种处置方法，一般都是在出售茶叶之前的四五日内完成，以给茶叶留下充分的冷却时间，甚至有时要等到很晚的季节，因为收购者明确提出要采购只具有微温的茶叶。这种湿度不但无害于商品，而且会对之更加有利。实际上，一直到1720年，武夷茶在荷兰和英国，一直比其他品种的茶叶更受好评，其价格也更占优势一些，被称为“优质茶”。它在阿姆斯特丹每磅价值38—44荷兰盾（银币），而普通绿茶只值29—32旧荷兰盾；在伦敦，其价格分别为46.3荷兰盾和37.5荷兰盾（stuivers）。[21]

后来，西方市场上甚至用“武夷茶”统称来自中国的茶叶。它在欧洲外贸市场上与绿茶价格的颠倒，主要是发生在1720—1730年。

欧洲茶叶商人一般都是把3筐茶叶作为一个普通大箱，至少是中国茶商在交货时是根据这样的数字计算的，而西方茶商们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每次接受200大箱茶叶。在接受茶叶的前夕，茶商们抢先赶到，称茶叶箱的皮重，而且是连同铅箔和箱子盖同时一一地称重，然后再依次而登记，并标上它们要被装上商船的印记，然后将其编号用剪刀剪成孔状，以便在遇潮的情况下，也能在于欧洲出售时找到各自的茶叶箱。此外，公司职员们负责仔细地查验茶叶箱上的铅封，因为其中经常出现铅封断裂或焊接不牢的情况。次日清晨五点钟时，大班们来到茶叶供应商们的商行，经常会在那里发现有排列整齐的600—700筐茶叶，以供查验。他们随机提取检查200多筐茶叶。当他们确信其质量完全一样时，便着手倒箱装船。

在这些主要是用于接收茶叶的商行中心，有一间用护壁板装饰得非常漂亮的房间，通过使用两个滑轮的方法而用横向排列木板封闭其宽敞的大门。对于那些被认为可以接受的商品，大班们站在进口处查验，那些苦力或脚夫们搬出茶箱放在自己脚下，从每个茶叶箱中抓出两三撮茶叶。如果没有遭损货物，那么整个流程仍会不停顿地继续。这种抽检过程要持续两三个时辰，他们经常会被茶叶埋到腰部。既具腐蚀性又细微的茶沫灰尘使人睁不开眼睛。人们沿茶叶箱堆攀缘而上，当到达茶箱堆顶时，便不再传递茶叶箱了。这种工作会使人累得掉头发、眼睛受到伤害，甚至被累得吐血。

一旦商船被装满茶叶箱，供货商的装卸工便将茶叶筐排列在同一空间，使人能够在各行茶叶箱之间自由行走，以便自由地从事检查工作。当时在习惯上是委托某个人去检验铅封，当确信他们都很完整时，便让人在每个茶叶箱中装进两个大茶筐，约占整个茶箱的四分之一容量。这是清理茶叶保持警惕的最佳时刻。人们必须从茶叶中检出木片、纸屑、竹篾等。如果不把这些杂物剔除，它们会使出售的茶叶严重掉价。如此细心的工作应由海员们来完成，因为他们只需要提醒那些中国人能够发现自己的漫不经心。在8时许，商行的大门便被打开了，它们便被200多名脚夫包围，每个人用脚搓揉一个茶叶箱中的茶叶。这些人如同一批苦难贫穷之士，衣衫褴褛，浑身沾满污泥，有的人是瞎子，有的人带有令人恶心的伤口，甚至还有人出现了麻风病斑点。这些临时招来的苦力杂乱无章地跳入茶叶箱中，同时又大声地争吵。

对茶叶箱的踩压是以一种强有力的粉碎而开始的，通过脚踵的搓揉，使茶叶碰撞茶叶箱木壁而被打碎。工人们如同疯狂般地蹦跳，很快就会大汗自全身流下，粉末变得比在倒箱时更加浓厚。欧洲的茶叶消费者们对于一种小草如此处置的场景，永远也不会看到，而且也不会产生任何想法。但负责接货的大班或商船文书们必以其厌恶情绪或反感，义务要求他们留在茶箱群中间以监视那些装卸工们。其中有的人借助于武装以钉子尖的鞋后跟而将茶叶几乎踩踏成碎末，另外一些人则由于踩踏用力过大而使茶叶箱两侧框架破裂，那些不愿意整理茶叶箱的人便将它们原封不动地装船，还有人撕碎铅箔而毫不顾忌可能会出现的事故。这些混乱只能以使人疲劳的小心而预防，所以人们一般是委托船员们来完成那些具体工作。一旦当发现茶箱中的茶已被充分踩碎，而且使每箱的平均重量不超过毛重385磅，等到使经过那里的所有茶叶箱被倒空。装卸工们有时便会使每箱茶叶的重量增至400磅，但其中有许多粉末。人们还发现，茶叶最好是在寒冷的气候下被压碎和装船。

当茶叶箱被装满时，苦力们便展开几张包装纸和几张铅箔叶子，以便与四侧的铅箔焊接，再加上一个盖子，再于角落和接口处用几条纸封起来。中国人为完成这后一道工序而使用一种粗糙的涂料，系用牛油和石灰制成，叫作“篆”（chuan）。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强力胶，而它很容易干燥，而且蛀虫也不蠹。几个时辰之后，人们再于茶叶箱的上部涂一薄层植物油。其主要的特性是阻止其标记不因被磨损而消失，而且只有在过秤之后才涂这种油。待一整套手续完成之后，茶农便与商家约定交货时间，最谨慎的做法是让商人签订下面这样一张明细账：

本日收到商人A某200大箱武夷茶，已经按照如下程序过秤。即：1—200号，200大箱，称重

毛重　　　　　　　　　00000L

皮重　　　　　　　　　0000L

每箱钉子和纸张1磅　　 000L

净重　　　　　　　　　00000L

共计10万磅，确定为000担000箱

广州　　　　　　　　　　本日

在这里，人们很注意用汉语向欧洲茶商们表示同样的质量，以至结算账目时，使人不会感到有任何困难；当人们并未很好地按规则办事时，困难必然会不失时机地显现。每箱减去一磅的铁钉和纸张的重量，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一箱武夷茶一般称重如下：

毛重　　　　　　　　　380—390磅

皮重　　　　　　　　　56—60磅

净重　　　　　　　　　324—330磅

当时只接受其中的四个大木桶。中国供货商必须在商船的滑轮下交清所有货款和税款。[22]

欧洲商人在接收普通武夷茶时，肯定比对其他细茶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并保持更大的谨慎。因为当人们从一个样品茶叶箱中采购精细茶叶时，都会随机在一批1000—1200箱茶叶取出的七八撮茶叶进行比较。但商人们并不是要打开所有的茶叶箱，而是偶然性地从中取出一打左右，倒空它们，以查验它们是否符合现行规则。欧洲商人们坚持让人尽快将武夷茶装箱。实际上，这种方法具有一种有害的轻率，是否存在着一种接收所有品种茶叶的方式。但如果向一名欧洲商人提供一定数量的处于装船状态的茶叶，那么武夷茶就不一定是最纯洁和最优质的茶叶。如果有近一打装茶叶的箱子未经选择而应该被打开，如果他们从中发现了几箱茶叶与陈列样品的质量不一致时，那应该保留拒绝接受权。由此可见，出售茶叶应该遵守某些条件，有关的中国供应商应最好地满足这些条件。由于每个采茶的个人，都会于茶筐上标注其名字或一种区别符号，由此而出现了一个指同一批来源的茶叶（80—400箱）的名称 chappe（标签）。所有这些标签都带有不同的名字，以用来辨认茶叶，明确地指出了茶叶的来源地。此外，标签还被用来区别武夷茶和工夫茶。从事这种贸易的人也被人指责忽视了质量。所有从事贸易的公司，都应该在经办过程中有改革的想法。

（2）工夫茶

“工夫茶”的字面意义是“精选茶”或“用功选茶”，中国人称为Congo或Congou。它是由武夷茶中的最佳叶子组成。这就是说，当青叶一旦采摘下来之后，人们便选择其中最鲜嫩、最肥壮和最健康的叶子，以制成工夫茶。因此，制成武夷茶的茶叶应具有各种品质。味道比较强烈，而同时又比较甘美，茶水呈清澈的金黄或略显淡绿色，叶子要完整而又大小适中。如果这些品质同时聚于一叶，那就是小种茶。所以，我们在寻求工夫茶时，不应过分苛求。在这种工夫茶中，实际上有许多安溪工夫茶（Camphou Ankay）。由于世人很容易在此问题上搞错，所以欧洲人为了防止中国茶商的欺骗，他们更喜欢寻找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去指导采购。

有的茶农将安溪茶作为工夫茶出售，由于质量的原因，工夫茶的价格是安溪茶的一倍。但武夷茶与安溪茶之间的差异很难发现。因为武夷茶的一个造假品种便是安溪茶，它们是经过厦门的帆船被运往广州的。生产安溪茶的灌木也生长于现在的福建省（安徽）安溪市，此地与生产优质茶叶的地区完全不同，只有很熟悉真相和专业人员，才能区别它们。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国人和葡萄牙人是唯一毫无怀疑地经营这种他们所喜欢的混杂茶叶的国家，并且合理地付款。其实，人们只要查验一下装这些茶叶的箱子，便可以辨认出其中所藏的安溪茶来，它一般比真正的工夫茶更现出一种浅墨绿色，少灰末。其标签上写满了文字，特别是其铅箔薄如纸，而真正的工夫茶的铅箔则要结实得多。武夷茶显得透着一种棕灰色，而安溪茶则透着一种橄榄绿色。武夷茶的叶子大而饱满，而安溪茶的叶子卷得很紧而又很圆实，包装得很好。其浓烈气味也差异明显。安溪茶则具有一股强烈的青草味，酷似以猪油和水银为基础的汞软膏的味道。武夷茶在比重方向略胜一筹。人们通过浸泡是揭露作假的最佳手段。

工夫茶大部分由嫩细茶叶组成，由驶往北方的船舶运载。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谋求在英国和北美消费的绿叶茶费尽了心思。德国、瑞典、丹麦与荷兰更喜欢黑茶（不再含水的茶叶）。我们可以从工夫茶中区别出多种品质的茶叶，它们均出自产地的土质或采茶人的精心程度。其质量有时会影响商品价值的25%—30%，商客们可以用18两白银收购一担普通工夫茶，而其他最好的茶则要每担出售24—26两白银。这些茶叶每次分500—600箱运到，带有清楚的标签，上面写着采茶地的名称。中国人非常注意在茶箱中保持整体上的同等质量。这些批次的茶叶在欧洲人中称为Chappes（标签）。因此，当一个批次的茶叶从陆地上运来后，需要获得茶叶的行商们，或者是为市场商人工作的经纪人，便为每个商行发送一箱陈列品。人们对它们做了检验之后，便开始交易。当一个批次的茶叶以此方式售罄时，便从各种行中撤回了样品。装入船舱的优质工夫茶，一般都是以60净长提（Catis），二毛重、98.1卡提，皮重24，净重74。人们有时也会发现25和10长提的茶叶箱。由于载重量和关税的问题，茶箱越小，茶叶越贵。每箱25长提的工夫茶，一般都被称为捡焙茶。

巴尔格利还曾指出，工夫茶是一种经产地土壤性质改进的武夷茶。产工夫茶的同一棵茶树，也产检焙茶，后者实际上是一种高级工夫茶。

（3）检焙茶

中国广州向西方出口的第2种茶叶是检焙茶（Campouy,Canphoui,Camp' houi）是指经过选择和反复加热的茶，或者是更加精心制作的茶，其本意是经挑拣出来再焙炒的茶叶。它呈现出一种介于工夫茶（Camphou）和小种茶（Saotchaon）之间的色调。这就是中国人对它所下的定义。因此，人们称呼一种比工夫茶更精细的茶叶为检焙茶。其茶水比工夫茶水更加呈浅绿色，其叶子更为完整，也更小一些。人称它们是在更柔软和更娇嫩的茶叶中挑选出来的。比尔格利指出：“工夫茶是一种由其土质特征所钟爱的武夷茶。生产工夫茶的同一种茶树也生产检焙茶，它仅仅是一种高级工夫茶”茶商。其他外国人可能并不像法国人那样钟情于这种茶叶，他们可能要偏爱味道更强烈和更为滋养的工夫茶，外国人将工夫茶和检焙茶认为是一种茶，他们称为Cong。

（4）小种茶（Saotchaon,Sia Tchong tcha）

西方茶商认为，“小种茶”出自汉文字，意为“小心制作的茶”。英国人称之为Souchong茶。这种茶叶仅仅采摘自当年生的枝条，而且人们还特别关注恰到好处的卷叶和晒叶。巴尔格利指出：“小种茶是一种工夫茶，出产于一种风调雨顺的土壤中。这种茶叶出自一棵树，生长在一片满是岩石的山崖地。在不同的小种茶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精选度。爱喝茶的中国人对于拥有武夷最好茶叶而感到得意扬扬。每个人都在宴庆的日子里都带在身上的小袋子中，装有这种茶叶。大家都述说其茶的高等级，就如同在人群中争夺自己烟草的好名声一样。这在中国人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西方商人确实是成舱地采购小种茶。他们要求小种茶呈一种浅棕或略显紫色的漂亮颜色，卷得很好的大叶，具有弹性。其味道是可口的，与一种熟透了的甜瓜的味道具有很多相似性。其茶水呈金黄色。小种茶那略呈红色的干叶子还有另外一种缺陷。因为这种茶叶是由鲜嫩和新鲜的叶子组成。最佳小种茶叶在手中掂量时很重，其颜色不太深，但既不能是暗灰色，又不能是灰绿色。安溪小种茶则以其略显绿色的色泽、郁烈的香气和茶水的色泽而别具一格，尤以在浸泡时留在茶碗盖上的余香而引人注目。如果茶水蒸气没有任何香味、甜味和美味，而只有强烈的香料味，那么它就是安溪茶，虽然其辛香味道远不如武夷茶与安溪茶的混合品。法国人一般均采购低质量的小种茶，而丹麦人、荷兰人与瑞典人则抢购走了该品种中的上乘茶叶。从此之后，有的小种茶每担价值30—55两白银。质量决定价格，大班能公正地确定商品的质量，尽管中国供应商也极善于夸大其茶叶的质量与价格。一个人必须非常熟悉情况，才能确定每担分别为2两、4两、6两和10两白银的茶叶的质量。这类茶叶每箱净重60—65卡提。经过外国经销公司的研究比较，以下几个批次的捡焙茶质量最好（见表9）。

（5）松子茶（Sonchay,Song tze tcha）

这是一种小种茶，其子卷成了小球状，中国人在对它做干燥处理过程中，加入了相当数量的黄栌，这是一种酷似梨树的灌木开的花朵。这些花朵以很小的串状挂在叶子的根部，比木樨草花大不了多少。由于它还可以以其香味而使人联想到松子的香味，因而它比普通小种茶更具有香味。这是欧洲大班们在所有茶叶中的最钟爱者，而且它也比其他所有茶叶都更容易保存。由于这种茶叶的收获往往在雨季，所以它只有在店铺中被彻底晾干，人们又把它们搓成球而放在阳光下晒干。制好的松子茶只需放在阳光下暴晒几个小时就够了。但如若缺少阳光，那么其质量就会受影响了。在此情况下，只有从中掺入劣质茶来解决问题。中国茶商很少会成箱地出口这种茶叶，它们都以20—25卡提重的小筐首先运往广州，再远销欧洲。

（6）宝种茶（Paotchong）

宝种茶又叫普种茶，它一般是在小种茶中逐叶精挑细选的，在200箱的一个批次的小种茶中，只能挑出一箱宝种茶来。中国人对宝种茶的偏爱超过了其他所有茶叶，它是以3两重的小包被装箱运往广州的，而且要非常精心地装舱。人称每只茶筐都是以不同的木枝编成的。茶叶的叶子要大，略加卷曲，不带任何灰尘，呈略带绿色的棕色，其甘美的味道不太强烈，其沏水清亮而呈碧绿色。有许多不法茶商用小种茶经鲜花熏香后，冒充宝种茶出售给欧洲商业经销商。

（7）白毫茶（Pekao,Pehrao tcha）

白毫茶（Pekao,Pehrao）在英文中有时也叫作 Peko 或 Pecco。它包括许多个亚种，如“上香”“君眉”和“红梅”等。“白毫”（Pehrao）在汉文中意为“白色茶尖”。有人颇有理由地认为，生产这种茶叶的茶树，正是产小种茶或通称武夷茶的茶树的一种特殊品种；其他人却反称，它们是春天发出的第一批嫩芽，尚无时间发育长大，这些长长的叶子上长满了白色的绒毛，是枝条的幼嫩毛尖。人们成舱地贩运这种茶叶，很少会有不混杂其他茶叶的情况。白毫茶叶应该有些很长的叶子，上面布满了一种白色绒毛。这种茶叶很脆嫩。其味甘美，其水清澈透亮，呈略显绿色的草黄色，其叶子较小，呈卷状和具白色。它很难保持其香味，从而使其出口量并不太大。它被以装小种茶那种箱子运往广州，但其价格较贵，每担40—60两白银。

（8）松罗茶（Songlo）

这种茶叶是所有绿茶中最普通和最劣质的茶叶。其大叶子未被精心地卷起来，其颜色是夹杂着淡黄的绿色。茶农们必须抛弃那些混杂有许多老黄叶的茶叶。因为它们往往是在茶树上枯萎了，因而很少有香味。这种茶叶是茶农们最后采摘的茶叶，从而往往又造成了对茶叶装船的延误，船商们必须耐心地等待这些茶叶到港。松罗茶出自松罗山，那里是最早种植这种劣质绿茶的地方。欧洲商人们非常谨慎地提前签订这种茶叶的合同，以便能使他们最早供应自己。这种茶叶质量低劣，也可能是由于它于晚期采摘的恶劣季节之原因所致。欧洲茶叶商们还十分注意，不接受在广州附近制造的这种伪茶叶。第一种区别其质量优劣的方法是把茶叶浸在水中4个小时，劣质茶的茶水变成黑色；第二种方法则是将茶叶放在空气下晒一段时间，叶子也变成了其自然色——黑色。茶农们必须选择已经卷好的叶子，要灰绿色的，其沏水要绿而清澈。最后，茶商们最多的是将它与熙春茶（Hayssuen）相比较。人们必须致力于研究旧绿茶，因为它们随着岁月而会失去其味道和颜色。

（9）东溪茶（Tonkay）

对于这个品种的茶叶，西方茶商了解甚少。它与松罗茶基本上属于同一类，仅仅是头等的松罗茶。茶农们应该从最接近熙春的茶叶中选择它，其价格每担徘徊在24—28两白银。

这种茶叶非常适宜栽种于江南的山坡中。出产在湖南山区的这种茶，其质量一般要优质于该省其他地区所产的同类茶叶。栽种在一片合适土地上的茶树会产珠兰茶（Chu Lane,Schulane），其二等叶子是皮茶（Haissuen Skine）。生长在贫瘠土地上的茶树生产的头等茶叶为东溪茶，二等叶子为松罗茶。法国称这些茶叶为“优等绿茶”，而它们在中国则是劣等茶。在湖南的深山中，也出产一种叫作明沙的绿茶，在法国被称为“帝王茶”。这里实际上是指“毛茶”。“东溪”出自安徽一座小城的名称，位于徽州的西南。

（10）熙春茶（Hayssuen）

熙春茶是装舱绿茶中的最精品，也可能是最容易辨认的茶品。采购商们很注意茶叶的颜色、叶片的大小和茶香气味，还可以在水中反复进行这种试验。熙春茶的叶子很大，卷得很好，完整而又无灰尘，其味道甘美，有一点青草味和芳香味。在挑拣茶叶时，必须抛弃那些具有火烧味的叶子，其正常叶子为浅灰紫色，如同一种见到空气就消失的李子花气味。其沏水应为清澈和浅绿色，味道适口而略显辛苦。旧茶一般味道强烈、刺激而辛苦。这种茶在空气中容易消散气味。它自产地用仔细包装的箱子运往广东，其毛重80公斤，包装皮重20公斤，净重60公斤。

（11）皮茶（Hayssuen Skine）

“皮茶”在汉语中实指垃圾茶。人们很难知道欧洲茶商是从什么时候起，才从广州进口这种茶叶的，看来其历史不会太悠久，最早采购这种茶叶的人，可能上当了。中国人从来不饮用这种茶叶，他们的售价很低。因此，所有绿茶的这些垃圾都被投入了市场。其叶子与熙春茶的叶子稍有相似，颜色并不均匀。其气味强烈而又令人不适。这种茶每担售价为28—30两白银。

除了这些茶叶因其质量合格而被装舱之外，还有许多不大有名的茶叶，其价格高低不等。甚至有些茶叶是每卡提或每磅价值200两白银。但只有最底层的人才饮用这种茶，甚至这些人也很少饮用它们。

（12）珠茶（炮弹茶，Tchu tcha）

珠茶的得名，是由于它酷似炮珠大小。它被很精心地卷成了标准圆形。这种茶叶的质量要高于熙春茶，因为它们是在熙春茶中逐叶地挑选出来的。其味道可口、甘美，其叶小而鲜嫩，其茶水呈非常清澈的绿色。这是一种蹩脚货，很少会装舱外销。它只按茶箱出售，每箱可以售至70两白银。

（13）珠兰茶（Tchulan）

珠兰茶基本上就是珠茶，它仅仅是被更精心地挑选出来的，而且折叠和弯曲的方式也不相同。它是被用“兰花”熏制和香化的，由此而获名“珠兰茶”。它比“珠茶”更稀少和更珍贵，而且也只以小批量出口。

（14）三味茶（San ouï tcha）

“三味茶”确实是开始时呈苦涩味，其后稍微好一些，最后在口中留下了某种爽口的甘味。它每磅售6个玛斯（mas），而且很少为欧洲人所熟知，属黑茶一类。

（15）条枝茶

这是一种特殊的茶，基本上具有鼠尾草的颜色。人们连同其枝条一并采摘，然后在太阳下晒干。这种茶叶很罕见，中国人也可能根本未曾向欧洲出口过。

结束语

茶叶是中国的特产，号称“国饮”。茶叶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茶叶自隋唐时代起，开始向西域和阿拉伯世界传播，西域人有不少记载。自16世纪之后，由于入华传教士们的媒介作用，茶叶才逐渐为西方人所熟悉。18世纪之后，形成了海上茶叶之路的最兴旺发达的时代。茶叶在国外传播过程中，也使中华文化传向了全世界，茶饮、咖啡、红酒和碳酸饮料形成了世界的四大饮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