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五四浙籍作家流动的历史文化动因与现代意义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迁行的脚步从未停止，人口流动既反映了社会变迁趋向，也让我们看到不同民族/社群的生存发展之道。西方学者H.J.德伯里指出：“流动性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征，发达国家的人们为了各种原因而经常搬家，自给自足社会（尤其是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人们为了求生而不得不四处迁移。”[1]人类的流动往往因时因地而异，却也有其规律可循。从空间上看，有从一国迁往另一国的国际性迁移，也有国内地区之间的短距离迁移；从流动特点上看，有常态流动和非常态流动之别，前者是社会良性发展的结果，其中包含合法海外移民流、求学流、求职流、观光流，后者多是因王朝盛衰、战乱纷扰、自然灾害而引发的流民与难民潮；从时间上看，有永久性迁移与暂迁、回迁等。一般言之，人口流动多发于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期，史上历次大规模迁徙莫不如此，如公元前2世纪犹太民族的亚非迁徙、4—7世纪欧洲民族大迁徙，中国4—5世纪永嘉之乱晋室南迁、北魏迁都时的人口变迁、明清时期南洋移民潮、晚清至五四知识分子入出洋，以及近代史上五次大规模人口迁徙、新时期至新时代的进城热与务工潮等，而人口的自然流动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尤显。面对风云变幻，选择易地而生，由人烟稀少的穷山恶水转向人口稠密的富庶之地，其流动生活蕴含着宇宙苍生的生存智慧，虽搅扰了社会秩序，最终却能促进民族融合和生产力的提高。18世纪工业革命后，现代化浪潮推动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变化，由落后国家（地区）奔向发达国家（地区）、由乡间涌入城（镇）成为人口迁移的主流，此风延续数百年，一直影响至今。西方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曾作分析：“我们居住在都市世界中。地球上超过一半的人口现在住在都市地区，由联合国提出的、得认真对待的预测指出，未来三十年中，这个比例将达到三分之二。”[2]研究表明，中国“过去50年中，迁移水平和迁移率并非直线渐进，而是呈波浪式的起伏状：1950年代增长，1960年代因迁移控制而迅速下降，197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1980年代后又快速增长”[3]，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城市化、城镇化飞速提高，人口流动出现新的峰值。根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共有2亿6138万6075人的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比2010年增长81.03%，其中，不在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有2亿2142万6652人。国内大都市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成为外来人口的主要集中地，海外学习工作的人口、留学生再次膨胀，进城务工流浩浩荡荡，“2010年外出农民工802万”，虽然在政策引导下有所收缩，但2014年仍有“211万”。[4]
在历代流动人群中，知识者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群体。他们之所以频繁迁徙，不乏生计考虑，主要是为精神吁求，因此有别于一般的流动人口。中国古代“四民”之首的士游走四方，无论游学、宦游，还是云游、游历，其志在闻道寻道，正如余英时所言：“这是春秋晚期以来社会变动的结果。由于贵族分子不断地下降为士，特别是庶民阶级大量地上升为士，士阶层扩大了，性质也起了变化。最重要的是士已不复如顾炎武所说的‘大抵皆有职之人’。相反地，士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而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5]春秋战国时期，游士四方奔走，以期受到明君重用，春秋时期“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儒士追求内圣外王，孔子不甘户牖之内，推崇“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认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6]，自公元前497—前484年周游列国，首开士人周游之风，四处游说仁道思想，推行仁政，以图匡正礼崩乐坏的时代，显示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即使游春观水，孔子注重山水比德，“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断完善自我人格。道家学派主张通过游历寻真访道，达到至高的哲学境地。老子向往道法自然，“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现实中却只能出关西行，寻一处修道净地。胸怀鲲鹏之志的庄子，不愿束身于乡曲，认为“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7]，神驰北海南冥，展现出更深广的时空观，进入自由的哲学境界。两汉开设太学，养天下之士，引得士人云会京师，游学之风日盛，“游学诸生，遂至三万余人，为至今未曾再有的盛况”[8]。受察举制和门阀制度的影响，士人广泛穿游士林，滋生“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的攀附习气。[9]魏晋国子学、隋唐科举制兴起后的千余年，庶族士人日趋活跃，一代代文士踏上漫游之路，或千里赶考宦游，为官一方，或为功名所累、科考坎坷、仕途失意，转而游历山川，寄情田园山水。
中国近现代知识者的流动，始于清中后期、兴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延至抗战至世纪中后叶。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入侵和国内忧患的双重背景下，古老的中国进入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革，人文地理遽然变化，中国文明的重心明显地由地域向城市倾斜。传统之“道”通行不畅，新“路”亟待开辟。去城市另拓民族生路，成为众所认可的选择。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通过签订《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烟台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在中国沿海沿江开通商埠，划分租界，从五口通商开始逐步扩大势力范围，染指南北各沿海沿江甚至内陆地区，迫使中国门户开放，使之深陷民族危机。清政府为了改革图强，先后开展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1861—1898年洋务运动三十年间，在天津、南京、上海、福州等城市发展早期军工业，开办江南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以及各类外语学堂，并公派留学生赴欧美、日本，出洋学习现代科技，如1872年公派赴美留学生，正式揭开了知识者远渡重洋的序幕。1898年维新运动，效仿西法全力推行政治、经济、社会、教育革新，发展农工商和铁路实业，废八股改策论，设立京师大学堂、编译学堂，推动各省设立新式学堂，鼓励官员游历考察，形成了兴办实业、推崇新学的炽热风气。1905—1911年的晚清新政几乎重演变法，1905年废止科举考试，要求翰林编修、各科进士学习中西各科，明令各省改书院、建学堂，鼓励兴学游学。这些变革措施，加速了士人阶层的分野与流动，一部分传统士绅回归乡治文教，不少传统士子转向新学，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国内外城市的学堂中日渐成长。这样，以地域家族为中心的传统文明逐步瓦解，近代文明正在城市拔地而起。“失去生机的农民也来到城市寻找工作，他们往往在外国人或中国企业家的工厂里聊以度日，越来越多的条约口岸成为中国金融、工业和人口集中之地，如上海、南京、广州、汉口和天津都发展成为相当规模和拥有一定财富的中心城市。城市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的成长，勾勒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10]因此，知识人群迎来了高频流动期，呈现出章太炎所言的“乡邑子弟，负笈城市”[11]的景象。“愈海负笈，月计百计”[12]的留学生涌向海外都市，国内的知识者纷纷离乡进城，掀起求学流、求业流，直至五四时期仍绵延不绝。学者张灏将之称为知识人群的“社会游离性”：“现代知识分子多半脱离了他们本乡的乡土社会，寄居于沿江沿海的几个大都市，变成社会上脱了根的游离分子。”[13]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千流奔涌，去往城市追求世界文明已成风尚，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受19世纪俄国“到民间去”运动、日本白桦派与新村主义运动的影响返归农村，如梁漱溟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李大钊《青年与农村》倡导的农村改造运动、留法人员提倡的工读互助运动、周作人开展的新村运动实验、王拱璧回到青年村开展的乡村教育等，其思想火花产生于城市游走的途中，而且只是时代洪流的一个支脉，未改变知识人群行动的主方向。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两浙地区，由于因缘际会，较早盛行知识分子外迁之风，其人数之众、其风之炽，在全国名列前茅。浙人较早负笈东瀛与欧美，中国近代首次公派赴美留学幼童中，浙江出游人数处于第三位，“广东84人，江苏21人，浙江8人，安徽四人，福建二人，山东一人……几乎都来自于南方”[14]。第一批、第二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中，浙江各有9人、14人，仅次于江苏。近代浙江留日学生更具规模，1899年日华学堂有26名中国留学生，来自浙江的共有9人[15]，人数居首位。直至1906年留日最高峰，浙江和江苏、湖南、湖北、福建、四川等地都是全国留日学生的主要来源地，“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16]。回国后，浙籍留学生大多集中于杭州以及京、沪等地。与之相比，当时在国内求学和谋业的人数远超留学生，晚清至五四，越来越多的浙籍知识分子转移城市，形成一股不可扭转的风势，呈现出章太炎所言的“入都出洋”[17]的景象。五四开始，又有一大批浙人相继脱颖而出，闪耀全国文坛，据陈坚统计分析，20世纪上半叶来自浙江的作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多达129人，“《中国新文学大系》附载作家小传共142人，浙江占了42人，近四分之一”[18]。而且，他们同属于流动一族，都是在异地闯荡中实现自我新变，并集聚到一起，组成阵容庞大的文学队伍，纵横驰骋30余年。对此，王嘉良独出机杼地阐述道：“在‘异乡’流动，又在流动中建功，乃是20世纪前半段各地作家的共同特点，不独以浙江为然，只不过浙江作家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19]
究其主因，这与中国近代历史文化情势有直接关系，同时与两浙的地缘环境以及地域文化积淀息息相关。近代历史变局与城乡分立，是五四浙籍作家流动的大背景，清末知识者闻风云而动，争做科学实业人才，为五四浙籍作家流动上演了前奏，蓄足了气势。生于世纪之交的一代浙籍作家，大都是被风气所驱，在众流千帆中出门远行，由崇尚科学实业转向文学启蒙，逐渐雄踞现代文坛，占了半壁江山，可谓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一，在近代史转型过程中，两浙地区是传统与近代文明遇合碰撞的先发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宁波被列入五口通商口岸，温州、杭州随后开埠通商，1876年《烟台条约》宣布温州开户，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把杭州作为通商港埠，为近代外来文明登陆顿开门户。两浙周边，环绕着许多新兴的通商城市，北邻上海，靠近长江入海口，又与南京、镇江、厦门、广州等南北商埠车船相通。这一地缘条件，使浙人较早接触西方工业文明，见识现代工商实业，当然也为此饱受西祸，开户通商地区，往往是西洋文明席卷的重灾区和民族主义的高发地。中国近现代史上，率先通商的闽、粤、浙、苏、京、津等地区，无不饱受西潮侵袭，经历国土割让、民族屈辱后必然迸发民族主义热潮。在沿江沿海城市，西方工业文明长驱直入，民族近代工商业起步生长，却常常被猛烈的西风席卷，一夜凋零，在坚船利炮至上、工业化迅猛的情境下，广大农村的矛盾处境逐日显现。从国内观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至清末新政，数十年间在城市兴办早期工业实业，并亟于培养新式人才，在沿江沿海省份选拔和公派留欧留日学生，广开新式学堂，一系列改革图强运动的得失成败，时刻影响着两浙地区。新兴文明远在城市，而浙地乡村更显黯淡，直至20世纪上半叶，“由于人多地少，天灾人祸，浙江农村中破产的失业人数呈增加趋势。除了几个重要都市有一定的新兴工业，能吸收部分失业农民外，浙江大部分地区尚处在封建或半封建状态”[20]。对于严峻的外来挑战和惨淡的清末改革，浙地知识者近闻目睹，深感切肤之痛，对帝制旧学渐失信心，激发救亡图存的一腔豪情。在此十字路口，像张元济、蔡元培等大量仕宦文人辞官改道，蔡元培“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请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21]。青年学子纷纷改弦更张，从本乡走向城市，另寻立身救国之道。
其二，两浙地区农工商互渗的经济基础、经世致用的人文传统，使近代知识分子向外进取，走在时代前列。钱穆曾论及文明发展的一大特点：“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不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22]浙江地处东南富庶之地，素有文化之邦之称，其文化渊源不同于黄河流域中原腹地。两浙自然地貌具有“七山二水一分田”[23]的特点，丘陵与水域面积较大，平原地区只集中于杭嘉湖、宁绍一带。浙江东部地区紧依东海，拥有宁波、温州、临海等滨海商港，北部毗邻长江三角洲，南通闽广，金衢盆地位居钱塘江上游，占据交通枢纽地位，浙南丽水盆地扼守瓯江中游的水路要道和括苍古道。浙江的水稻渔猎、茶叶种植、养蚕缫丝有四千余年历史，不长于千耦其耘的农业大生产，家庭手工业和海河商贸异常活跃。浙江自古不乏行商坐贾，唐宋以来，两浙地区商务繁盛，生活富庶。唐代两浙路农贸和丝织、造纸等手工业十分繁荣，钱塘地区“万商所聚、百货所殖”，五代十国时期“钱唐富庶、盛于东南”[24]，茶叶、蚕桑及手工商贸业尤其繁盛。宋代出现了杭州、明州等具有全国影响的对外贸易大港。南宋时期，随着北民南迁和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浙江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明代中叶以后，两浙的丝织业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标志着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江浙是清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多地狭的两浙环境，造就了农业与手工商贸交融的区域商品经济，使浙人不再固守一分田地，另求新机、兴业聚财，源源不断地培育出行商走贩和行帮商团（如明代的龙游商帮、近代的宁绍商帮与江浙财团），进而家园昌盛、物资丰衍，这种离土开拓的传统，无形中影响着浙地的人文精神。另外，这些活动为家族子弟读书开蒙提供了经济保障，促进书院和私学教育的兴盛，激发建功扬名的文化世风，助兴了许多诗书传家的名门望族，浙地状元进士在全国科名录中遥遥领先，直至近代公费与自费留学兴起，浙地学人常常先人一步。从思想层面，则生成为经世致用、务实重利事功的地域文化传统。南宋永嘉学派提倡农商一体、义利并举，明末清初余姚籍思想家黄宗羲独抒己见，“一反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鲜明地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25]，发出近代启蒙之先声。由于继承了经世致用的地域文化血脉，近代两浙知识分子在外患内忧中识清实务，敢于冲破礼教藩篱，率先追赶潮头、积极投身新学，而不是像对待洪水猛兽一样唯恐避之不及。他们在近代文化转型夹缝中显得游刃有余，自觉地接受法政、工商、军工、交通、路矿、医学等新学教育，大多数人在学成后进军实业，后又转向文化启蒙与文学立人，闯出一条传统士人不曾走过的新路，如“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教育家蔡元培、出版家张元济、科学教育与出版家杜亚泉、报人邵飘萍、赴日学医的鲁迅和郁达夫等。
与古代游士一样，五四浙籍作家亦是天涯游子，但城市流动性更明显，受城市空间与文化环境影响更深。中国素有安土重迁的传统，如《论语》所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26]。《汉书》记载汉元帝明令昭告天下安土乐业，“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27]。传统文士出行多属于游说、游学、宦游或游幕，有论者将此总结为八种：“一是游学，二是应试，三是游宦，四是游幕，五是游赏，六是流贬，七是隐居，八是移民”[28]，其目的大多相似，常常以干利禄，通过入仕伸展自我之志，或者光耀门庭，“游方于内”比“游方之外”[29]更受古代家族、社会的嘉许。无论身处何方，古代士人游子从未忘自己的游钓之地，始终把乡梓作为生命归宿，渴望早迎归期，“少小离家老大回”，他们内心恪守家族和传统道德信条。现代浙籍作家的迁移，几乎是连根而起，与故乡渐行渐远，从此与侨居的城市产生密切关系，内心虽与故乡藕断丝连，偶尔回乡探望，却鲜有回迁。有研究者认为：“‘五四’人物大多背乡离井，他们或者从异国归来，或者告别故乡并接受了西方文明，他们丧失了传统文人与‘乡土’或‘地方’的联系和亲近感，因而在自我感觉上成了传统秩序的流放者。”[30]该文忽略了五四知识者与乡土的隐秘联系，但所讲的“疏离感”确乎存在。当然，浙籍作家一生跌宕起伏，流动生涯中亦有安静时分，会出现寓居、久居与定居现象。有些作家因避难或失业待业闭门不出，身居寓内专事文墨；有的作家因为工作、家庭等缘故长居一地，甚或就此定居，这期间的出行多为短暂游历。天地无涯而生命有限，大多数人到了中晚年行脚渐缓，在第二故乡度过余生。他们时走时停，“动”却是常态，特别是五四前后，这些新文学作家正值青春年盛，脚步如飞，迎来社会与文学活动的黄金时期，取得的历史功绩甚伟。
在近现代转型的特殊背景下，城市对五四浙籍作家产生的影响是多方位的，涉及生活、心理、创作等层面。其城市流动具有丰富的意味，既有漂泊谋生之意，也蕴含着不甘于现状、追寻理想、再造民族文化的现代精神。此概念有别于古人宦游、游学、山水游，不同于生活漂泊与抗战流离。城市文化环境本身兼有现代性文明病，对他们既有正面濡染，也有深深的刺痛。客观来讲，正向推动作用最为显见，负面影响隐隐存在。从青年时代开始，浙籍作家基本上都是满怀憧憬、毅然决然地迈向异乡城市，迎接路之尽头的曙光。出走城市，是每位作家意义重大的人生转变，他们以此辟出一片崭新的生活天地，同时在情感心理、社会交往、思想意识、文学创作等方面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放弃了回乡隐没的旧道，踏出一条由乡土通往城市的新路，把衰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贯通起来。这无疑给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创造了诸多先机。
在生活方面，城市社会让浙籍作家更为如鱼得水，找到了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他们跻身政府机构、教育、报刊、出版等行业，通过多种途径自谋其职、自食其力。当求职无门时，许多现代文人卖文为生，抑或弃城而走，另起炉灶，方能安身立命。由于辗转多地，人生变得开合自如。他们不再拘束于故乡一隅，也逐渐摆脱了对庙堂的依附。流动生涯，势必充满艰辛坎坷，四方奔波、脚步匆匆。然而，经济自立，方有立身之本、理想之基。城市流动为五四浙籍作家的独立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这正是鲁迅所提倡的“生存”与“噉饭”思想：“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31]他多次忠告青年友人要爱惜“饭碗”，向宫竹心建议：“先生进学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辞去职业，我以为是失策的。”[32]此番肺腑之言，饱含着这位文学巨匠几经闯荡城市的丰富心得，一语中的地指出科举时代后知识分子立身之道，显示出他对于五四个性解放热潮洞若观火。
在情感层面，五四浙籍作家在城市游历中，体验着社会的明与暗，尝尽酸甜苦辣，情感世界更趋饱满。不少浙籍作家出生于封建家庭，少时曾有包办婚姻、反抗不果的遭遇，他们远走城市后才落得一个自由身，自主交往而获真爱，冲破传统枷锁，如鲁迅、郁达夫、胡愈之、许杰等诸人。在城市流动途中，浙籍作家在他乡广逢知己，不仅遇到一些本地乡友，而且广泛结识其他府州县的友人，亦即周作人所称的“大同乡”，“有些完全乡谊关系的朋友，大概可以许季茀、陈公侠、邵明之、蔡谷清为例……杭州的蒋抑卮、海宁的张协和，那是大同乡”[33]，各府州县均出现小同乡交往圈，最终又聚少成多，把浙东和浙西的同道聚为一处，形成更大规模的同乡群体。乡友之间自然亲近、同路人之间惺惺相惜，让羁旅生活多了意趣，并生成一种强大的聚合力和向心力，推动文学同人群体的发展。群力十足，正是五四浙籍作家声势惊人的重要缘由。在奔行过程中，五四知识者度过苦乐年华，既要时时面对异地谋生的希望与艰辛，还要经受心潮跌宕与文化纠葛，积累下甘苦交加的丰富体验，情感世界显得格外饱满而深沉。求生压力与个人意趣长相矛盾、对城市的爱与憎复杂交织、前行意志与万斛乡愁交互缠绕，此番人生五味，在五四新文学作家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确是古人不曾有过的复杂体验。
从思想层面看，五四浙籍作家离开故土后，扬弃经学义理，蒙受西学新说，自觉地追赶世界文化新潮，为民族文学与文化变革注入新鲜血液。人类文明长河起伏消长，总需源头活水才能永流不息，常因社会变迁与知识者奔走而气象更新。西方人类学家朱利安·史徒华曾就文化变迁发表灼见，在他看来，“没有任何文化会因为它对环境的调适是十分完美，以致于停滞不变。在任何地区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前后阶段之间的差异不只是复杂性增加，也包括了性质不同之新模式的出现”[34]。古老的华夏文化绵延数千年，扎根于乡土大地，如梁启超有言：“欧洲国家，积市而成。中国国家，积乡而成……是故我国百家之政论，未有不致谨于乡治者……可谓孔子极喜为乡村的生活。儒家好礼，而其所常习之礼，则乡饮酒与乡射也。”[35]每次思想文化高峰，都与士人跃动、思想激荡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思想家多变思，如庄子主张“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36]。近代史开幕后，王纲解纽，新潮迭起。许多知识者由旧学转习新学，不再满足于乡间文化环境，也曾有过被乡间守旧势力围攻的遭遇，最终失望而走。蔡元培曾回忆绍兴中西学堂被旧派文人排挤的经历：“互相驳辩，新的口众，旧的往往见诎。此种情形，为众学生所共闻，旧的引以为辱……旧派的教员，既有此观念，不能复忍，乃诉诸督办，督办是老辈，当然赞成旧派教员的意见，但又不愿公开地干涉。”[37]五四知识者因乡土疮痍而转至城市，呼吸文化新风却看到城市亦有沉疴新病，为此甘于漂流，成为思想文化变革的开路者。胡适痛彻淋漓地控诉“恶浊的旧村”[38]。陈独秀抨击农村文化积弊，认为“皖南、皖北老山里头，离上海又远，各种报都看不着，别说是做生意的，做手艺的，就是顶呱呱读书的秀才，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坐在家里，没有报看，好像睡在鼓里一般，他乡外府出了倒下天来的事体，也是不能够知道的”[39]。鲁迅一生常念及故乡，却始终不愿重归“乡村”，断定“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40]。五四浙籍作家艰难地破茧重生，切身感到民族飘摇文化沉寂，冲破乡间罗网却又直面城市文明病，进入天地悠悠而人无归处的孤独境界。他们在远行中广泛吸纳进化论、卢梭的自然说、尼采哲学、新村主义等先进思想，积极借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他们在倦游时回望传统，眷恋古典思想艺术的自然之道。浙籍作家在流动中与古今思想对话，传承古代士人的问道精神，更多地汲取19—20世纪启蒙者的求索思想。哲学家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勇于冲决西方古典理性传统，盛赞像查拉图斯特拉一样的行者。他说：“一个游历过几个大洲，见过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旅行者，当别人问他在各地所发现的人类的共同的特性是什么，他回答说：‘人们都倾向懒散’……只有艺术家才恨过这种在人云亦云的态度及易于被采纳的意见下的懒散生活，才能揭露隐秘，揭露每一个人的劣根性，同时道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奇观。”[41]鲁迅等浙籍作家发扬这种不甘现状的行路精神，并进行民族化改造，在五四个性解放热潮中大放异彩，给近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带来蓬勃生气。
中国新文学迄今已走过百年历程。世纪沧桑，物是人非。物换星移之间，故人旧事显得兴味悠长；尘埃落定之后，光辉的战绩会永留史册，不因时间流逝而褪色。20世纪的前半期特别是五四前后，正是浙籍新文学作家星光闪烁、绽放异彩的时期，他们走出浙地，远行四方，在漫漫长路上艰难跋涉，留下了一串串扎实有力的足迹，这些文化旅人相逢于他乡，结伴同行，合力创出了一段文坛盛事，探索和开拓出了一条有益于后人的新路。现代文学史家严家炎指出：“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这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实在很值得研究者去思考和探讨。”[42]王嘉良论述道：“在这个历史时段内，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或从这片神奇的土地走出），浙江人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现代神话。因为在一个并不太长的历史间隙里和一片并不开阔的地域范围内（在全国的版图上还是最小的省份之一），汇聚了那么多文学精粹，积累了那么丰厚的文学库藏，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奇迹。”[43]文学浙军的形成，是一个多重原因促成的文学奇观，原因既在于“神奇的土地”（原籍地）中，也在于他们“走出”的途中（迁入地）。
新文学已走过百年历程，我们重温那段动人心魄的历史，追怀英魂辈出的时代，无疑颇有意义。一方面，本书是与浙籍作家的一次跨时空对话，一表景仰之情，同时重返浙籍作家的人生现场，追寻他们的足迹，领受先驱者的宝贵经验，期望变换一种学术视角，增添一束话题，以对浙江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建设略有增益。另一方面，本书重拾五四，恰如“朝花夕拾”，是对中国百年新文学的一次回眸，仰望万里星空，猜想云中奥秘，以期有助于探询新文学作家活动与空间环境的内在关系，为五四新文学研究拓展一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