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六朝佛教文学研究

六朝时期是作为异质文化的佛教文化和中土固有文化大冲突大融会的时期，佛教的音声、义理、仪式对六朝文学和六朝文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六朝文学和六朝文论的历史进程。经过百年来的努力，这一历史进程的轮廓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

佛教音声对六朝文学的影响是这一领域最早引起关注的话题。陈寅恪指出，入声和平上去合为四声，平上去三声之分别是依据及模拟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四声之说由沈约等人创立于南齐永明年间，乃在于审音文士和善声沙门对四声研究甚众且精而恰逢时运于竟陵王京邸结集发表；五音与四声乃体与用的关系，前者是中国传统之理论，后者是西域输入之技术。[39]许云和进一步指出，转读之于永明四声说的影响，在于其在中土形成了一套声病原则，为永明四声八病说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在他看来，永明四声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模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即汲取五言偈赞的转读原则和做法。此外，他还认为，六朝歌诗极哀特征的形成，实出于梵呗哀亮特征的推助。[40]丁永忠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标题和咏叹主词——“归去来”一语是佛教阿弥陀净土信仰流行赞辞这一现象得到启发，钩稽今存日本的释僧亮《归去来》《隐去来》佛曲，指出《归去来兮辞》的创作受佛曲影响，其内容当含佛理，体现了玄佛合流的时代精神。[41]关于中国七言诗的渊源，梁启超、陈钟凡、容肇祖、逯钦立、青目正儿等断定七言诗系从楚辞脱胎而来，罗根泽、余冠英认为七言诗脱胎于秦汉的民歌和谚谣，陈允吉则认为早期汉译佛典中数量众多的七言偈在中土流布，对于七言诗形式结构上臻于成熟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来龙去脉可以概括为：汉译佛典七言偈—梵呗七言诗颂、唱导七言歌赞—文人所作的七言诗颂—梁末成熟期的七言乐府[42]。

佛教义理对六朝文学文体、题材的影响是这一领域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关于前者，范子烨有一个很精彩的个案研究。他指出，中古僧侣学者的格义风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合本子注”现象进入佛学的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杨衔之所用，造就了《洛阳伽蓝记》正文与注语合体构成的新文体特征。[43]关于后者，则涉及山水诗、玄言诗、宫体诗的兴起和兴盛。蒋述卓指出，玄学和佛学思辨性的理论及其方法给山水诗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晋时期玄佛二家对理想人格的讨论推动了山水审美观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山水诗的产生，佛教造像以及玄佛二家在“形象”认识上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也对山水诗的产生发生了较大影响。[44]张伯伟指出，魏晋玄学与佛学的交融促进了玄言诗和佛理诗交融，前者的交融具体体现为僧人注重外学、名士留心佛典、僧人与名士交往频繁以及佛、玄互阐，后者体现为许询、孙绰、支遁等人大规模地在玄言诗中渗入佛理，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佛教中国化的轨迹。[45]关于梁代宫体诗的创作，汪春泓较早关注到宫体诗与佛教的关系。[46]对于学界将宫体诗写作归结为作者的低级趣味的做法，许云和深表怀疑。他考察了梁代君臣对现实声色生活的态度，指出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的社会风气表示了强烈的批判态度，并有了切实的整改措施和行动；徐摛写宫体诗实际上是响应梁武帝以佛法化俗的号召，以诗歌的形式来为之鸣锣呐喊，为梁氏君臣所接纳并大力倡导；徐摛创为宫体的确寄寓了模仿佛经极演欲色异相以说法化俗的深刻用心；宫体诗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行是为了否定女色，这一传统完全来自佛经对女性丑恶天性的否定，其理论依据则是佛教的修不净观想。[47]

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佛教仪式也对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伎乐供养作为一种希冀随愿得福的礼佛仪式刺激了六朝声伎、歌舞的发展，使得六朝言情歌诗的创作更为活跃，并呈现出淫艳的诗风。[48]陈洪从宗教仪式的角度考察中古小说，清理了八关斋的渊源及其在中土的演变，指出八关斋仪式从其功能、性质和程式三方面赋予南北朝小说以佛教精神，并模铸、制约了小说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由此认定佛教仪式是佛教文化影响中国小说的一大中介环节。[49]

学者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佛教义理对六朝文学观念的生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普慧指出，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审美虚静说的真正确立、形成是与佛教分不开的：慧远把“虚静”从宗教扩展到了审美和艺术领域，但其虚静说是和禅智论粘连于一体的，着眼点在于佛教本身；宗炳有意引进虚静，并着意于艺术上的运用，着眼点在佛教与审美的结合；刘勰虽然还在禅智论的背景下把虚静运用于艺术领域，但已经完全着意于审美规律。[50]又如，汪春泓指出，刘勰在顿悟、渐悟之争中秉持折中态度，并将这种态度移用到文章之学中，从而决定了《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使其文论思想不偏不倚，成为后世文论的“万世师表”，其般若中道的“折中”意识对后世最具正面意义。[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