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思考

一 相关内容的研究

海外对苏北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苏北内陆高地峇达人的宗教信仰、移民及社会阶层的变化。主要如下：坎宁安（Clark E.Cunningham）的The postwar migration of the Toba-Bataks to East Sumatra；佩德森（Paul B.Pedersen）的Batak Blood and Protestant Soul：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Batak Churches in North Sumatra；基普（Rita S.Kipp）的The Early Years of a Dutch Colonial Missionn：The Karo Field；莱曼（Martin E.Lehmann）的A biographical study of Ingwer Ludwig Nommensen，1834-1918：pioneer missionary to the Bataks of Sumatra；罗登堡（Rodenburg）的In the shadow of migration：rural women and their households in North Tapanuli，Indonesia等。

主要观点有：（1）移民的原因。坎宁安认为苏东与峇达高原的经济差距以及峇达经济的破败是峇达人移入苏东平原的主要原因，他同时估算了峇达人移入苏东平原的数量，但是对于估算的依据没有具体说明。（2）移民的后果。峇达青壮劳动力向苏东移民，侵入了苏东种植园，使种植园制度日益遭到破坏。罗登堡认为留守在峇达高原的老弱妇孺依靠种植勉强维持自身的生存需求，无力修整日益破败的基础设施，使峇达高原落后日复一日。（3）宗教与殖民关系。峇达人早期信仰原始宗教，但是莱曼认为早期的传教人士在深入峇达高原的过程中，改变了信仰万物有灵原始宗教的峇达人的野蛮形象，使峇达高原成为信仰基督教的主要区域。佩德森认为宗教信仰的改变，使峇达人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西式教育，这对他们的职业选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为他们进入苏东融入殖民社会提供了助力。

其次是苏北的冲突，主要包括亚齐的分离活动、苏北的独立革命和其他叛乱活动。这些研究有：彭德斯（Penders）的The expansion of Dutch control on the central West-and East-Coasts of Sumatra，1816-1873；斯米尔（John R.W.Smail）的The Military Politics of North Sumatra December 1956-October 1957；兰根伯格（Michael van Langenberg）的National Revolution in North Sumatra：Sumatera Timur and Tapanuli，1942-1950；库克（Tonkin L.Cook）的Moral Courage，Resistance and Trauma Response in a Prolonged Conflict：An Example of Aceh。

主要的观点有两种：（1）革命的起因。兰根伯格认为“二战”前峇达人大量进入苏东种植园进行耕种，促使种植园经济崩溃，“二战”后，获得种植园土地成为峇达人支持独立革命的经济原因。（2）领导集体。库克认为亚齐反抗荷兰殖民的历史激发了亚齐成为战后独立革命中最坚决的地区，“二战”瓦解了荷兰对亚齐的殖民统治，亚齐的乌略巴朗成为独立革命的领导阶级。

再次是苏北的种植园经济和由种植园引发的土地占用问题，直接与苏北华侨华人有关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此。有：斯托莱（Ann Laura Stoler）的Capitalism and Confrontation in Sumatra's Plantation Belt，1870-1979；克拉韦伦（Marieke Van Klaveren）的Death among Coolies：Mortality of Chinese and Javanese Labourers on Sumatra in the Early Years of Recruitment，1882-1909；布雷曼（Jan Breman）著，李明欢译作《契约华工与种植园制：荷属东印度日里地区种植园政治剖析》；艾瑞斯（Christopher Airriess）的Port-Centered Transport Development in Colonial North Sumatra；兰根伯格（Michael van Langenberg）的Class and Ethnic Conflict in Indonesian's Decolonization Process：A Study of East Sumatra；霍本（Vincent J.H.Houben）的Coolie Labour in colonial Indonesia：a study of labour relations in the outer islands，c.1900-1940；里德（Anthony Reid）的Early Chinese Migration into North Sumatra等。

主要观点：（1）华人苦力死亡、受虐。克拉韦伦以当时丹绒乌拉哇医院中的报告为证据，精确计算了各族劳工的死亡率，认为种植园的劳工死亡率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总体而言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9]布雷曼主要参考了1904年荷兰检察官J.L.T瑞姆勒夫对棉兰种植园进行实地调查得出的报告，和阿姆斯特丹皇家热带研究院的文献，重点研究了苏东种植园经济形成时期的劳工体制。霍本通过数据表明对待包括华工在内的各族劳工的暴力活动，在不同时期有显著的差异，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虐待频率有明显的增多，在大萧条前后对苦力的殴打和袭击达到了顶峰，在其他时期劳工和种植园主的关系则相对缓和。华工的数量在1913年达到顶峰之后，一直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2）苏北经济发展与华工：艾瑞斯认为日里地区港口出产的烟叶的增长刺激了苏东种植园经济的繁荣，而苏东烟园经济的繁荣进而吸引了爪哇和华人移民充当劳工。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主要涉及苏门答腊北部的研究文章主要讨论了四个方面。

首先是苏门答腊北部的古国及与中国的关系，[10]观点：国家关系友好。这些文章结合了中国古籍资料和部分英文资料，主要强调了存在于苏门答腊北部范围内的古国内部的发展以及它们与中国在经贸上的友好关系。

其次是关于苏北亚齐的分离事件，[11]观点：民族分离。围绕亚齐的分离运动，探讨分离运动的民族、领导者、认同、宗教、权力分配、经济不均等问题。

再次是苏东种植园的契约华工贡献、作用等，[12]观点：华工贡献、受压迫。文章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但是实际写作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时值中印关系紧张之际，华侨华人被指责掌控了印尼经济命脉，在此背景下，这些文章围绕在苏东种植园对华工招募的原因、数量、花费，表明了华工对印尼苏东发展的贡献和受到的剥削压迫。桂光华等人的资料多数来自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即南洋研究院的前身）珍藏的荷兰文第一手资料和对归侨农场中曾经做过“猪仔”的老华侨的采访调查。

最后是当代棉兰华社新变化。[13]观点：（1）华社融合。21世纪民主改革背景下，印尼华裔改变与政治隔离的传统做法，参与地方选举，向多元融合方向发展。参政存在种族、宗教信仰、极端激进势力排挤、华族内部团结问题，民族融合道路发展漫长。（2）再华化。华族本民族文化断层问题，华文教育与印尼及中国国家关系、政策关系，华文教育发展现状、困境、展望。

二 相关主题与方法的研究

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生活形态、生活方式的学科，按照冯尔康教授的解释，它的研究范畴，包括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等方面，它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14]等学科具有交叉的内容。华侨华人社会史，顾名思义，将社会史的研究聚焦到华侨华人群体中，从多学科的角度出发，研究华侨华人社会史中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中、微观世界。大到一洲小到一个村落都可以面面俱到或对某一具体的问题进行深入挖掘研究。本书在写作中多有借鉴和参考的论著有以下一些。

（一）以大洲或国家为范围的社会史研究论著

1.华人社会复原：陈依范的《美国华人发展史》。把华侨华人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以来临、排斥、融合概括其发展的特征。在旧金山唐人街的描写中，作者插入了唐人街的街区平面图示，并标明了街区中一些重要场合所处的位置，对纽约唐人街，作者则以翔实的数字列举了唐人街银行业和其他商业繁荣景象。这种复原方法对研究早期华人社会的面貌有重要参考意义。

2.阶层划分：施坚雅教授的《泰国华人社会：一种历史的分析》[15]。以19世纪后半期的暹罗华人社会为例，施坚雅按照财富分为五个阶层，分析了从事各种职业的华侨的祖籍地，发现相同祖籍地的华侨一般垄断了一个行业，根据该行业的财富分配资源，造成不同祖籍地的华侨其社会地位相差悬殊。华侨祖籍地的不同又造成偶像崇拜的差异，不同籍贯的华侨具有各自的公墓，华人社会的各个组织的关系是直线关系，包含有各个阶级，而不是横线的关系。施坚雅还以个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华人社会地位流动的现象，发现华人在暹罗社会地位的上移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事实。

3.社团组成关系：魏安国的《菲律宾生活中的华人1850—1898》[16]。他把菲律宾华人社会组织划分为两大类：中式社团（Chinese-style）和西式社团（Western-style），中式社团包括：以血缘、地缘、业缘组织的团体，西式社团则有：商会、狮子会、校友会、教会等团体。华人社团出现发展的四大因素包括：人口、社会环境、菲律宾本土化、社团与中国的关系。

4.华人多元认同：王赓武《东南亚与华人》。提出了多元文化认同的理论，他按照政治活动把海外华人社会分为三个集团，甲类是倾向于中国事务的大多数华人；乙类华人根据实际利益选择不同身份；丙类华人则在政治上归属于东道国。并认为：“近百年来东南亚，绝大多数华人始终属于乙集团。”[17]1985年，他提出了华人认同的多种模式，即华人具有种族、国家、阶级或经济和文化认同，以及理想中的认同，即最终的多重认同。

5.华人发展史：李学民、黄昆章合著的《印尼华侨史（古代至1949年）》、黄昆章的《印尼华侨史（1950至今）》、蔡仁龙的《印尼华侨与华人概论》等。这些著作多数分人口、经济活动、教育、国际问题、同化问题、外交等方面，对印尼华人发展的过程进行论述，反映了华侨华人社会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特征。蔡仁龙还与温广益合编《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史》，专门研究了苏门答腊日里、邦加、勿里洞的契约华工问题。该书按照华工南来的背景、种植园的管理制度、契约华工的劳动、待遇生活问题分别进行研究。从华侨史的分期上，可以看出该书具有明显的中国中心观的色彩。其他一些台湾地区的著作，如台北华侨志编委会编写的《印尼华侨志》和廖自然的《印尼华侨社会史》，这些文章提供了不少亲台华人社团的资料。

（二）以地区或城市为范围的华侨华人社会史研究

1.华人文化变迁：云达乐的《三宝垄的华人：印尼变化中的少数民族》[18]。在分析华人的商业社会与宗教信仰活动的基础上，他揭示出了华人文化变迁的必然趋势。以宗教为例，他分析1955年三宝垄的华人约有10%是基督徒，这远远高于20世纪初的比例，并且华人基督徒的比例还在稳定的增长。分析华人在三宝垄1955年之前的历史，作者在对华人的商业社会与宗教信仰活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变迁理论。

2.华社不同模型：麦尔福德·威斯（Melford Weiss）的《山谷城：美国的一个华人社区》[19]。将当地的华人社会划分为三种模型，（1）传统主义的系统，他们组织同乡会、会馆，目标与活动主要围绕保持中华文化传统展开；（2）现代主义系统，他们主要是第二代华人，他们的生活围绕着同学会、俱乐部，目标是维持美籍华人的认同；（3）激进主义系统，他们加入在地国主体民族的社会中，目标是融入主流社会。

3.华社内部斗争与合作：台湾学者陈祥水的《纽约皇后区新华侨的社会结构》[20]、李亦园的《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21]。

陈祥水在描述华人社团参与非华人社区的活动时，指出华人社团的山头主义是他们团结困难的根本。

李亦园发现麻坡华人的以八大方言群为基本结构的方言帮社会，在处理华人内部事务时，各方言帮必须以各社团的执事关联为纽带，建立交往的渠道。充当社会首领的人物必须在经济贡献力、与英政府关系、与土著关系方面胜人一筹，出现这种与传统不同的变化，是华人社会在海外文化适应的结果，在研究麻坡镇华人社会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文化调适的理论。

（三）专题性的华侨华人社会史研究

1.华人文化、生活：克劳婷·苏尔梦《在雅加达的华人，寺庙和集体生活》《望加锡华人社会，集体生活和组织》，前著研究了雅加达尚存的华人寺庙和社团，中国人定居雅加达的时间，并分析了华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情况。后著追溯了华侨定居望加锡的历史，重点强调了华侨的人文特质，试图恢复1965年以前望加锡华人社会的真实面貌。

2.土生、新客：澳大利亚学者占梅·梅吉教授（J.A.C.Mackie）编纂的《印尼的华人》[22]，包括有五篇论文。其中强调较多的是土生华人和新客华侨区别，认为新客华侨是新近的移民，他们说华语，文化上朝向中国，而土生华人群体，他们使用土语，日常文化上既不完全是华侨也不是印尼土著人。

3.华人与土著关系：查理尔·柯柏尔（Charles Coppel）《危机中的印尼华人》[23]，关注的是华人政治上的适应性问题。一般认为华人由于对政治活动的疏离是导致他们被原住民不信任和猜忌的原因之一，通过“政治上的同化”能够帮助他们改变在原住民心目中的外国商人形象，提高他们的安全感。但是柯柏尔教授认为在政治系统不稳定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卷入政治生活可能会有相反的结果。如在50年代，中印尼虽然签订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印尼华人仍是非常容易受到伤害。

4.华社转变：著名学者梁英明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24]特别强调了战后东南亚的华人世界，已经由华侨社会转化为华人社会，这是需要中国特别注意的地方，在与华人打交道时要避免因身份的不同产生对他们的误解。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的华侨华人社会史研究存在着以下几点特征，一是海内外研究的发展情况不同。海外华人社会研究兴起较早，有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中国大陆的研究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迅速，对华人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化。二是社会史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材料来源从单一走向多样化，最初只有文献资料，后来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并重。三是国别类的研究和专题类研究居多，而地区或城市这些小范围内的华侨华人社会史研究较少。上述论著可以为本书的研究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和可借鉴的方法。但是他们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可以深入的地方，主要表现为：

第一，苏北华人的历史发展、特质问题。前辈学者研究华人契约工人时，研究了华人进入苏北的历史、原因、商业活动、贡献等，但是华人在苏北的商业网络是怎样展开的？是集中于棉兰一地？或是扩张苏北深入农村僻壤？

苏北除小商业者外，还存在华人农民问题，特别是在40、50年代华人农村繁盛一时，华人农民、农村如何而来？又为何衰退？苏北是华人文化氛围最盛的区域，苏北华人的国籍选择与印尼本岛有何不同？

第二，华人与他族关系问题。苏北既是华族集中之地，也是印尼峇达、亚齐、爪哇人等族聚居之所，峇达人从高原进入平原后对华人的商业活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华人为什么特别容易受到暴力与种族伤害？除人数稀少原因外还有哪些问题？

第三，“二战”后华社发展繁荣问题。前辈学者已经关注过华社分化的表现问题，但是“二战”后为什么左派势力热衷于组建、改组社团、侨校？爱国的表象下，其深层次原因有哪些？

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报刊资料和采访资料，本书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