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大体上是一本关于魏晋时代的文学人物传记新编。之所以称作《魏晋才子传笺证》，缘起于傅璇琮先生的提议。是接续《唐才子传笺证》与《宋才子传笺证》之后的专著，也是先唐才子传笺证系列中的第一本。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以才情气质为美的年代，才性之辨与有无之辨、言意之辨成为著名的玄学三辨。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更是对于作家个性气质与才情的肯定，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受魏晋以来“才性论”和曹丕“文气说”的影响，重视“才”和“气”，因为它是“情性所铄”，对作品风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决定一个人的“才”和“气”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是“志气”。刘勰说：“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他在《才略》篇中指出：“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最后赞曰：“才难然乎！性各异禀。一朝综文，千年凝锦。”刘勰极为重视才略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从才子传角度去整理与研究魏晋南北朝作家与作品，确实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模式。

魏晋南北朝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点，晚近以来，更是成为热门。研究的模式，既有传统的文献整理，也有现代西方输入的文学学科的论著模式。如何借鉴中国传统的研究模式，与现代学术理念与方法相融通，有着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采用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的路数进行研究，是傅先生所开拓的古今会通的一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模式。傅璇琮先生在《唐才子传》的基础之上，踵事增华，编著成《唐才子传笺证》、《宋才子传笺证》，获得成功，得到学界的认同。

关于这种笺证体的研究模式，傅先生总结出了三条：（一）探寻材料出处；（二）纠正原书所记史实错误；（三）补考原书未备的重要事迹。除此之外，傅先生还强调现代学术规范的笺证方式，科学地集中和概括作家生平事迹研究的成果。我认为，除此之外，从古今会通的角度来说，可以通过原始材料与现代考证的结合，剔除那些不实记载，加入最新的研究成果，提供研究信息，同时融入作者自己的研究观点与理论思维。司马迁说他写作《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唐才子传笺证》与《宋才子传笺证》，则较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我认为，将这种模式引入先唐文学研究领域，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魏晋文学作为先唐文学发展时期的中古阶段，处于由上古向隋唐之后转变的关捩，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史实记载远未达到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丰富，处于先秦两汉文学向后期演变的过渡阶段，许多史料有待勘证与更正，对于其解读与阐发，需要作者的理论识见与考论。因此，将原始文献与现代考论融为一体的先唐才子传笺证模式，应当说，是一种较为有效而便捷的模式。所以，当2010年傅先生提出让我主编一套《先唐才子传笺证》时，虽然当时本人面临着繁重的行政与教学科研任务时，还是允诺下来，与清华大学的孙明君教授分别承担了《魏晋才子传笺证》、《南北朝才子传笺证》的编著工作。

这种模式在先唐时期较六朝之后，更具有价值与意义。理由是：（一）魏晋才子传史料，正史中主要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与唐代房玄龄编修的《晋书》，以及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但是陈寿《三国志》中的文士资料，许多是依赖后来的裴松之的注解而得以发现。比如阮籍、嵇康的传记资料，主要保留在《三国志》中《王粲传》裴松之的注解中。这说明关于竹林名士的记载，在陈寿编著《三国志》时就语焉不详，幸亏有了裴松之的注解而得以流布。所以现在我们编著《魏晋才子传笺证》，可以依据后人与今人的发现，镶嵌进去许多新的史实与材料，借以补充史料与纠正前人的讹误。（二）初唐房玄龄招集文士所编修的《晋书》中关于文学家的记载，大都采用《世说新语》与梁代刘孝标的注，将笔记小品中的许多传闻作为信史来记录，这就更需要后来的笺证者作辨析与订正。（三）魏晋时代的许多文学家，自古以来就聚讼纷纭。而魏晋人又喜欢拟古与作伪（见王瑶先生《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拟古与作伪》一文），通过笺证的方式，可以对此作出辨正与论述，提出研究者自己的观点。我自己在《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中采用的就是这种将编年与论证融为一体的方式，也获得了学界的认同。所以，通过笺证体来对魏晋才子传作出新的考论，可以得到许多新的收获。

因此，本书的写作基本以《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等正史记载作为基础，融合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再加上作者的观点，组成笺证的主体部分，间或加入一些文献与研究的信息，以供检索之便，重要的人物每篇后附有相关参考文献。一般的文学人物单独列传，个别人物由于史料欠缺则并传，借鉴钟嵘《诗品》的做法。

另外，在编著时，感觉不少问题还有待解决。最大的问题便是，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中的“才子”概念与范畴，是指科举制度下的产物，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因此，士人欲入仕途，诗赋为必不可少的功课。因此，科举与唐代文学是重要的研究内容。魏晋时代则是门阀士族左右社会与政局，文学创作也受制于士族群体及其文化形态，士族与文士趋于一体化，他们与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下的才子身份与文学心态并不完全相同，当然，在崇尚个性才华方面，有时更甚于唐宋统一皇权形态下的文士。所以，我们在界定与选取魏晋才子时，颇费周折与心思。我们大体是这样考虑的，魏晋才子的概念基本定位于“文学人物”这一领域，因此，举凡在文学创作上有成就的人物，便可收入其中，而无论其身份与地位。曹操、曹丕、曹植等帝王也收入其中，如果这样重要的文学人物不收入，那么这本魏晋才子传的范围便会很有限。况且魏晋时代也没有纯粹的才子文士这类人物。既然本书冠之以“才子传”，适当的扩容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将曹操及其儿子们纳入才子传的范畴确实有些勉强，但实出无奈。当初本想就此类问题集中向傅璇琮先生求教，而未及讨教，傅先生遽尔离世，思之怃然。傅先生对于此书的写作与出版十分关心，经常催问，对于发表在《郑州大学学报》上的《嵇康传笺证》等三篇作品，充分肯定，同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本书的出版，凝聚着傅先生的心血，也是对先生的告慰。

这本书是我们师生之间合作的结晶。由我撰定体例，然后大家分工写作。国学院的教学注重师生互动，实行导师制，有许多读书班，大家在读书的同时，承担学术项目，通过魏晋才子传笺证这种写作方式，既让学生学会了如何阅读与辨正原始文献，又锻炼了理论思维。同时为他们学位论文的酝酿打下了基础。全书由我确定写作体例，制订写作要求。参加写作的有博士生黎臻、高丹、杨康、李小青、徐晓，硕士生刘睿、刘安妮等，我作了最后的修改与定稿。这项工作从开始到定稿，已有四年了，其中有些学生已经获得学位，毕业参加工作了。回想讨论时师生之间其乐融融、教学相长的情形，令人感慨。至于此书的不足之处，也希望得到各方的指正。

本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大国学研究文库”的一种，能够将这项彰显国学院特色的成果奉献各方，也是一种荣幸。衷心感谢各方对于此书问世所作的努力。

2016年5月2日于北京南郊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