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豪尔赫·爱德华兹

豪尔赫·爱德华兹（Jorge Edwards），智利作家，1931年生于圣地亚哥。曾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当过记者、律师和农民。1957年涉足外交界，被委任为智利驻哈瓦那代表。1961—1964年担任《时代日报》社社长和蒙得维的亚大学出版社社长。1971年阿连德大选获胜后，他前往法国，作为外交秘书协助当大使的诗人聂鲁达工作。聂鲁达称他是“一位杰出作家和有才干的职业外交家”。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皮诺切特上台。爱德华兹辞去外交职务，流亡西班牙，直至1978年回国。

爱德华兹以写短篇小说开始文学生涯。195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庭院》。经过近十年的沉默后，又出版另一本集子《城市人》（1961）。1964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重的夜晚》问世。1975年出版他根据在古巴的见闻写的《不受欢迎的人》一书，对古巴20世纪70年代初的社会、政治等情况作了评述。此书在当时的拉美文坛引起强烈反响。在此之前他还出版了一本文集《主题与变化》（1969）。其重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从龙尾巴开始》（1977），长篇小说《石头般的客人》（1978）、《蜡像馆》（1981）和《世界的起源》（1996）。1994年获国家文学奖，1999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

《沉重的夜晚》的故事发生在智利社会急剧变化、党派斗争激烈的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粉墨登场，某些政治集团和大家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命运。在这种背景下，小说描写了圣地亚哥一个尊贵的家族由于最后一位女族长患病和死亡而陷入全面危机的情景。女族长克里斯蒂娜的寿终，意味着一个豪门世家的安定局面彻底结束，这个破败的家族永远陷入了空虚和无依无靠的逆境。关于女族长的葬礼，第七章即最后一章作了描写。她的儿子——一个酒鬼和赌徒——豪阿金与家族的第三代子孙、年轻的弗朗西斯科参加了葬礼。前六章描述了豪阿金和弗朗西斯科等人在女族长克里斯蒂娜患病期间的生活和作为。例如弗朗西斯科在学校里不专心听讲，不尊重师长；在家里不敬重家长，和女佣人挑逗；在社会上为非作歹，干伤风败俗的坏事。此外，在这些章节里还不时地介绍女族长的生活片断和患病的情形。小说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智利圣地亚哥上层社会的生活，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情世态。弗朗西斯科和豪阿金是小说的主要人物。豪阿金对生活和学业缺乏起码的责任感。他是女族长的儿子，是家族的希望，但是他却吊儿郎当，法律专业毕不了业，连最简单的工作也干不好，更可恶的是他嗜酒成癖，经常出入赌场，成了个败家子。弗朗西斯科也不是个好东西。他精神空虚，把学业抛在一边，却热衷于读乌纳穆诺的情节离奇的小说，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一个偏僻小巷里的老妓女幽会。虽然神父令其忏悔，让他反复诵读诵天主经和圣母经，但是他依然如故。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有力地体现了作品所表现的富有的阶级必然走向没落的思想。小说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有三：一是运用闪回技巧，如在故事的叙述中对女族长昔日生活的介绍；二是人物的心理描写，如弗朗西斯科在见一个姑娘晒衣服时所做的如梦如痴的想象；三是充分采用对话形式，直接展示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及其感情世界。

《石头般的客人》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阿连德总统被推翻后的日子里。1973年10月，一群来自同一个地方（拉·蓬塔）和同一个阶层（大资产阶级）的外省人聚集在同乡塞巴斯蒂安·阿奎罗家中，庆祝他的生日。法西斯军人政变得逞，民主政府倒台，这对他们来说自然是一件快事。所以，家宴一直持续到宵禁钟敲响。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一面吃喝一面交谈，谈论他们每个人的过去和一些不在场的朋友的过去。那些朋友之所以缺席，显然是由于政治环境所致，他们不愿意参加在极端危险的时刻举办的这类微不足道的活动。除了这些具有政治倾向人物的故事外，作品还讲述了许多趣闻逸事，这些趣事涉及这些人物的前辈。例如在蓬塔，有人用石头砸碎了一位族长的雕像。围绕这一事件，小说又引入了另外一些人物。其中有英国佬威廉姆斯，他是一个骗子，热衷于纵酒狂欢。他利用蓬塔一个家庭喜欢英国的特点勾引他们的一个女儿并与之结婚。但是后来他却逃走。小说结束前他又来到蓬塔，要把他朝思暮想的儿子吉列尔莫接到他从事酒吧和妓院生意的英国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人们聚在一起交谈的时候，直升机却在优美的城区上空盘旋，监视着人们的行动。人们谈论的内容是某些人的生活，特别是西尔维里奥·莫利纳的生活。通过对他的生活经历的描写，把智利的政局变化，尤其是人民统一阵线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状况生动地展示出来。西里纳是共产党员，由于他用刀捅过一个伤害他母亲的男人而受到监禁。后来他和一些左派朋友建立了联系，并和一个女党员结了婚，工作中有所晋升。但在军事政变后死于非命。“石头般的客人”是指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而未能参加朋友们的生日聚会的人。但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小说的主要叙述者的看法却很含糊。“他们是最诚实的、最坚忍不拔的”，还是相反，“是最绝望的、头脑最不清楚的人呢？”作品直到最后也没有作出结论。小说除了在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方面运用了讽刺、幽默和漫画手法外，并没有新奇之处。但是作品表现的思想内容却相当深刻。作者通过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暗示：右派也好，左派也好，其实都是各自的思想体系的支持者、实践者和牺牲品。作品既抨击了大资产阶级反对和敌视革命的态度，也批评了左派的自私、堕落和政治上的盲动与幼稚。因此，这部小说成为受到拉美批评界特别关注的优秀政治小说之一。

《蜡像馆》的故事发生在智利社会动荡不安的20世纪70年代。游击队从事的革命活动成为支配人们的情绪和心理、决定社会安定与否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爱德华兹在小说中描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故事。主要人物是比利亚里卡侯爵。他妻子比他小30岁，既年轻貌美又不甘寂寞，不久即对一位钢琴师产生好感并暗中幽会。侯爵得知此事后恼羞成怒，决定进行报复。于是命人在妻子和钢琴师偷情时为之塑像，使它永远流传。蜡像塑成后，蜡像馆就成了发生那件丑事的房子的精确复制品。侯爵以为如愿以偿，但是不料爆发了一场革命。革命过程虽然短暂，却摧毁了他的蜡像馆。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他无可奈何，只好在他妻子居住的地方了却一生，他的财产最终被他的厨娘全部占有。故事不乏讽刺意味，侯爵试图把活人变成怪物，他自己却成了幽灵。他试图把真实的东西变成蜡制品，他自己却变得连蜡制品也不如。在打碎一切现有秩序的游击队员们看来，他是荒唐可笑的。而一切现实事物又何尝不荒谬可笑呢？他的马车、传统的党派、俱乐部里那些醉心于无休止赌牌的食客的贵族气派，以及日本步话机、流动雕塑家和年轻的游击队员，无不如此。而最可笑、最可悲的还是侯爵老爷。他穿着黑色大礼服，绑着灰色护腿，系着大领带，俨然一副绅士派头。但是当革命的风暴掀起，他便像他的蜡像馆一样摇摇欲坠、自身难保了。

进入新世纪后，爱德华兹出版了5部长篇小说，即《历史之梦》（2000）、《家中无用的人》（200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房子》（2008）、《蒙泰涅之死》（2011）和《绘画的发现》（2013）。

《历史之梦》讲述的是一个人从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下流亡国外多年回到智利后的故事。这个人实际上就是作家本人。当他1978年回国时，独裁当局依然存在。就在那时，他读到了一本欧亨尼奥·佩雷拉·萨拉斯写的《智利王国的艺术史》，其中有一章描述了意大利建筑师华金·托埃斯卡修建智利历史上的标志性建筑拉·莫内达宫的情景。此人的故事迷住了他。托埃斯卡大约1750年生于罗马，成年后移居智利，名叫曼努埃尔·阿尔代-阿斯佩的主教聘请他完成圣地亚哥大教堂的修建工作。作者萨拉斯在书中引证了一个18世纪的故事，说的是托埃斯卡爱上了一个年轻而貌美的智利姑娘，但这个姑娘轻佻而放荡，她叫曼努埃利塔·费尔南德斯·德·雷戈列多，托埃斯夫把她关在一家修道院里，但是她像只猫一样爬墙逃出，去和情人幽会。爱德华兹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他便到历史文献里去挖掘，结果发现这一对男女经历过三次跟他们有关的公案：一次是姑娘的母亲控告一位名叫索夫里诺-米纳约的主教，因为他也非法地把她女儿关在远方的一家修道院里，主教因其有权有势而赢了官司。后来，曼努埃利塔又爱上了托埃斯卡主教的接班人戈伊科莱亚，但戈伊科莱亚和一个富婆结了婚，曼努埃利塔则爱上了一位西班牙上校的儿子佛朗西斯科·迪亚斯，上校反对他们结婚，想提起诉讼，说是曼努埃利塔道德败坏，儿子则反诉其父干涉他的婚姻。小说讲述了这个发生在殖民地时代的故事，那是在独立战争前夕，有一些人密谋，试图推翻西班牙殖民当局，改变殖民地社会。爱德华兹觉得殖民地的历史和皮诺切特独裁统治下的智利历史十分相似，比如存在着审查制度，白色恐怖，对居民的严密控制等。

《历史之梦》既再现了18世纪以来智利历史的发展过程，又讲述了皮诺切特晚年的生活和政治活动，抨击了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黑暗。作者借助不同人物之口大胆描绘出一幅复杂的风流与人物画。小说在语言运用上独具一格：严谨、准确、有力，既具讽刺意味，又不乏伤感的、塞万提斯式的幽默。

《家中无用的人》将小说、传记、自传、历史和虚构融为一体。讲述了智利作家华金·爱德华兹·贝约的一生。爱德华兹·贝约生于1887年，卒于1968年，他是爱德华兹的父亲的表弟，一个“家中无用的人”、一个多余的人、一个矛盾的人、一个不正规且超前的作家，20世纪活跃在帕尔帕拉伊索和圣地亚哥文化界的新闻工作者，辛辣的散文家，一个头脑聪明却玩世不恭的知识分子，他曾多次获得国家文学奖和新闻奖。爱德华兹描述了他表叔半个多世纪前在圣地亚哥、巴黎和马德里的文学活动与感伤经历，以及在巴黎和智利的财场上加倍下注的情景。在作者的笔下，爱德华兹·贝约显然是一个失败的、悲剧性的、滑稽可笑的人物，一个以押注把自己引向不幸甚至死亡的不可救药的赌徒，最后他以张扬的自杀行为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作者描述故事的笔触灵巧、敏捷、语言丰富，书中充满了智利的方言土语和大量非文学的语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家》以流畅而有趣的笔调描述了智利诗人恩尼克·林一生的三个重要时期。一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作为诗人初登文坛的情景：那是在贡萨莱斯·魏地拉掌权的时代，他的诗作开始在《光明》和《青春》等大学期刊上面世，读者觉得一位波德莱尔式的诗人正跻身诗坛；二是他前往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旅行的时期，旅行期间他曾同特雷莎秘密相爱，但他的心中始终不曾摆脱“恐怖的智利”；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古巴的逗留，他在那领取了1966年度的美洲之家诗歌奖，经历了古巴诗人帕迪利亚受迫害的事件。小说以诗人的葬礼结束，作者提到了参加葬礼的、以E开头的诗人的名字，如爱德华多等，还描述了在公墓对面著名的基塔佩纳斯酒吧举行的追念诗人的酒会。

小说在描述这位著名诗人恩里克·林的故事的同时，还讲述了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智利一代文人墨客的故事。其中有特奥菲洛·西德、爱德华多·安吉塔、奇科·莫利纳、豪尔赫·卡塞雷斯、罗伯托·乌梅雷斯、路易斯·奥亚尔孙等，还有一些女诗人，他们在植物园里，在圣卢西亚小山坡上，在智利大学的校园里散步、演说、喝酒、高谈阔论，他们谈论波德莱尔、里尔克、荷尔德林等欧洲国家的名诗人。

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家”，是20世纪50年代圣地亚哥的一所破房子，诗人恩里克·林的住所，也是旅行的作家和画家们逗留的庇护所。那所房子几乎是一座要倒塌的废墟，它位于市中心，是一幢两层的小楼，墙皮已经脱落，墙上挂着褪色的图画、广告。诗人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开展对他的学生们的教学工作。市中心、郊外的居民区、社会下层、破败的村落等，到处流传着这位诗人的故事，在人们的心中他是一个传奇人物。

《蒙泰涅之死》是爱德华兹献给《随笔集》的作者、法国作家、“一切时代最自由的人”——米歇尔·埃康·德·蒙泰涅——的一曲动人的赞歌。在前往巴黎的一次旅行中，蒙泰涅遭到激进的耶稣教徒的抢劫。这种攻击是他们对天主教徒的报复，他们以前就曾在这条路上袭击过胡格诺派教徒。蒙泰涅所受的惊吓不止于此，到了巴黎后，他被他们推推搡搡，最后被关进了巴斯蒂亚城堡，这一次是由于他们的一位地方首领被监禁而对天主教社团的报复，不幸的蒙泰涅在两条战壕里遭到了鞭打。由于他在上流社会的影响才得以获得自由——“亨利十四国王是他的学生，他颁布了南特斯法令，规定了法国信教的自由，从而也结束了大屠杀。”

蒙泰涅是一位在启蒙运动到来两个世纪之前就启发人们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自由、个性发展的文化人，是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中的一位先辈，他的养女玛丽·德·古尔内也是一位先驱。她早就是妇女权益的维护者。他们在1588年相识，他55岁，她23岁，她非常崇拜他，她曾给他写过一封信，希望跟他约会，虽然他早已结婚，但还是接受了她送给他的手套，二人终于成为一对恋人。这种关系给年迈的蒙泰涅带来很大影响。爱德华兹在小说中写道：“蒙泰涅很清楚，婚姻和性爱会沿着相反的路线走。对他来说，婚姻跟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一种维护社会秩序和延续家族烟火的制度，但是肌肤的快乐是另一回事。”蒙泰涅认为必须如此，所以他的婚姻很好，他和他的合法妻子一直生活到生命的终点。他于1592年9月13日逝世于波尔多，晚年他在继承下来的乡间领地过着自由、静谧与安闲的退隐生活，把自己关于那座高楼上的书房，潜心研读古希腊罗马作品，随手写点心得笔记，不再闻窗外事，打发着他的风烛残年。

《绘画的发现》以虚假的自传形式和第一人称讲述作者的一位亲戚的故事。其亲戚叫豪尔赫·伦希弗·米拉，是母亲的表哥，是波尔塔莱斯时代杰出的财政部长曼努埃尔·伦希弗的后代，著名女画家米拉姐妹的侄子。在家中，大家管他叫丰弗或伦希丰弗，他在一家企业的制锁部工作。他相貌出众，身材高大，有一双蓝眼睛，只可惜不修边幅。由于他是一个普通职员，衣着不可能特别讲究。再说，他又是一个光棍儿，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周末和亲朋好友欣赏莫扎特、舒伯特等人的经典乐曲，和朋友们一起练习绘画，去离圣地亚哥城不远的地方写生。星期天，作者的家中常有音乐表演。那时作者还是个孩子，音乐表演由他的异父兄长主持。丰弗的绘画作品经常在阿尔汉布拉宫中展出，但是总不是很成功。显然，丰弗从来也没有正式学过绘画，他的米拉姨妈们也没有教过他绘画，“也许是他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领会了绘画艺术”（作者语）。若干年后他认识了一个名叫卡里达德·卡萨雷斯的孀妇，并与之结婚，其前夫给她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此外，她还是一位退休的女法官。这一切，自然大大地改变了丰弗的生活。夫妻双双很快就去了欧洲，丰弗在那里兴奋地见识到欧洲所有重要博物馆里的绘画，特别是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陈列的贝拉斯克斯的《侍女》和《镜中的维纳斯》，这些作品和其他高水平的画作让他惊恐万状，竟晕了过去。然而，这次欧洲之行似乎害了他，因为在观赏了那么多奇妙之作后，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继续作画了。这样的“绘画发现”把他压垮了。不久他就死了。这给作者留下了磨不掉的印象。

无疑，伦希弗是一个荒诞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他痴迷绘画，却对绘画一无所知，他连智利的绘画作品都不屑一顾，他的绘画渴望来自内心的某种奇怪的念头，他像个小学生一样爱提问题，提的问题稀奇古怪，对青少年来说，这个人物可能有点神秘。作家说，这部小说源自他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那时他认识一个很像主人公豪尔赫·伦希弗的人。“我正在写回忆录，当写到四五十年代一群年轻诗人在一家小酒馆里聚会的时候，这个遥远的人物出现了。我认识这个人，我知道他对绘画的爱好和热情，为了欣赏绘画，为了见到戈雅、贝拉斯克斯和伦勃朗的作品，他不惜横渡大西洋。我对这个人，这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这个自以为才能过人的人物产生了一股奇怪的热情。”这样，这个人物就成了他的小说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