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对象
一 语用思想
在讨论研究对象之前，我们需要将“语用”“语用思想”“语用学”三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语用即语言使用的事实，是一种有待认识的现象，语用思想是对这种现象的认识成果，而语用学则意味着进一步将认识系统化、学科化、专门化。后者包含了前两个因素，但同时具有理论和方法的自觉意识。孔孟虽然没有语用学的自觉，但并不缺乏语用思想。本书的研究对象便是孔孟的语用思想。
另需说明的是，语用思想应具备语用学的一些基本要素，比如话语/言语行为、语用意义、语用主体、语用原则/准则/策略、语境等等（王建华，2009:305—328）。这些基本要素都存在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广阔空间。但我们认为它们作为语用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只不过每一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和内部地位可因不同理论而有所差别。而正是这些不同，才体现了不同理论的特色。
正如陈宗明（1997:11）所说：“人们只要围绕言语交际，研究语境、意义及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话语的表达与理解以及相关问题，与此有关的理论或观念，我们都可以看成是语用学思想。”孔孟当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以上这些语用学术语并给予专门讨论，但其思想体系中已经涵括了这些术语指代的实质内容，因此借助这些基本术语来进行阐释，至少是比较方便的。
二 儒家的立场或视角
要把握孔孟开创的儒家语用思想的准确切入点，我们最好首先确定其根本的哲学立场。因为哲学立场是一切认识和行动的根基。
儒学是一种伦理本位的学说。它最大的特色是“将自然和人生的一切现象都赋予道德化的理解。在儒家看来，天地宇宙本身即含有价值，也即德性，而人是天地所生，因此人生的目的就是通过实践，使天德下贯为人德，人德上齐于天德，且归于天人同德”（张岱年、方克立，2004：254）。这种伦理本位的观点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比如：
蔡元培认为：“我国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而儒家，则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哲学、心理学，本与伦理有密切之关系。我国学者仅以是为伦理学之前提。其他曰为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曰国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是军学范围于伦理也；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学范围于伦理也；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我国伦理学之范围，其广如此，则伦理学宜若为我国惟一发达之学术矣……”[2]
梁漱溟从儒家视角出发，用“伦理本位”的概念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厚。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3]
张岱年也作了类似的表述：“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哲学，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则往往与伦理学相融，主要是一种道德哲学。这一点在儒学中体现得尤为鲜明。”[4]
由上述各位大家的共识中不难窥见，儒学实可看作一种伦理学说，但它不同于现代作为学科分支的伦理学，而是作为诸多传统学术的母体，因而可以看作伦理主义哲学。
三 儒家语用思想
正如梅（《语用学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所说：“要发现语言的功用，你必须找到使用者，以及是什么令他或她说话。”
基于儒家伦理本位的学说特色，直接导致其将人作伦理主体或道德主体的认定。因此也不难理解，儒家的语用思想，主要是围绕着语言使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展开的。在儒家看来，语言这个工具，是为了实现人的道德目的而存在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或至少没有更重要的目的。如果语用学是把语用意义作为核心论题的话，那么儒家眼中的语用意义，也就是语用道德。换句话说，儒家关注的是语言使用的善与恶，着眼的是语言使用的价值问题。
语言使用中的伦理道德在西方语用学中也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比如英美分析学派[5]所提出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是否具有伦理意义一直颇受争议。欧陆学派则赋予了语用道德更为突出的地位。比如哈贝马斯（Habermas）创立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将真实（Truth）、正确（Rightness）、真诚（Sincerity）（或者说真、善、美）作为理想交往行为的三个必备条件，并将“合法的人际关系”（Legitimat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置于其语用学的中心地位，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扭曲的交往行为进行批判，这使他的理论带有更强的伦理学色彩（Jürgen Habermas,1998:54-56）。而以批评话语分析（CDA）为代表的批评语用学（Critical pragmatics）则旨在“帮助语言使用者意识到自身所处的语言权力制度状况，并揭露甚至在需要时反抗这种权力制度，以促进自由和独立”（梅，2001:320）。这种研究同样具有道德色彩。
尽管如此，西方语用学并未将伦理道德视作讨论言人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因而不同于儒家的视角。将伦理主体对道德目的的实现置于一切语用问题的中心，这可以看作一种儒家语用思想的基调。而这一基调，正是由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所共同奠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