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在“之间”的“中—间”
杨慧林
阅读这部新书的一个特别感受，也许是其中从香港学者梁元生著作借用的概念——“之间人”。按照梁元生《边缘与之间》一书的说法，他之所以栖身于传统与现代、儒学与基督教“之间”而非“中间”，乃是因为“‘中间’只有一线，但‘之间’有许许多多的线；‘中间’会有一元化的倾向，而‘之间’则一定是多元的选择。……许多当代学人的成功，在于其为‘之间人’，而不一定是‘中间人’”。[1]
要追寻利玛窦所谓的“西士”与“中士”、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学等复杂关系，确实无法执着于单一（甚至往往是单向）的线索，而必然诉诸“许许多多的线”。这应该正是刘丽霞《近现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因此她从民国报刊查考了大量几近湮没的资料，使这一颇受关注的论题重归文献、言出有据。书中述及天主教与新教之“文化事工”的微妙差异、白话译经与新文学运动的相互关联、传教士对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文学的评介及其与中国作家的交往等，恍若隔世，又耐人琢磨。不同的读者，当有多方面的不同收获，生发多线索的不同联想。这大概也是“之间”所结成的殊胜因缘。比如对我而言，来自美国的女传教士亮乐月（Laura M. White）和另一位“准传教士”赛珍珠（Pearl Buck），便是文化交往“之间”极富解释力的典型。
亮乐月是正宗的传教士，在华四十多年，曾于1912年创办《女铎》，并为中国读者撰写文章、翻译文学作品。赛珍珠也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四十年，后来不仅成为特别看重“中国小说”和“中国世界”[2]的“美国作家”，而且为各种刊物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3]之所以只能称其为“准传教士”，乃是因为她虽然生在传教士的家庭，也参与过一些传教工作，却似乎是早有“反骨”。正如刘丽霞注意到的：其广为流传的小说《大地》“只字不提基督教”，彻底“惹恼了”教会；而这可能反映着她多少有些耸人听闻的一贯看法：“传教士在中国没有成功过”，“传教士是世上遭非议最多的人”。
直到多年以后，赛珍珠仍对某些“粗俗愚钝”而又“彼此之间刻薄尖酸”的教会中人耿耿于怀。她发表在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的一篇文章记起小时候的往事：一个又脏又饿的美国人到她家推销《圣经》，吃饱喝足并换上干净衣服之后居然不想离开，在赛珍珠家里住了几个月，“险些儿把我们安宁的教会家庭破坏了”；终于被送走的时候，“他所有的《圣经》都卖给了我的父亲……衣袋里装饱了我父亲微薄的银钱”。[4]
与赛珍珠的文字相比，亮乐月断不会如此不留情面。1914—1915年，亮乐月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改译为《剜肉记》，在她主编的《女铎》连载[5]。我对其中一个有趣的细节印象尤深。
《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二场有波希霞的一段话：It is a good divine that follows his own instructions：I can easier teach twenty what were good to be done，than be one of the twenty to follow mine own teaching.[6]通行的中译本大都忠实传达了原意，比如：“只有好神父才遵守他自个儿的教诲。让我指点二十个人做人的道理，倒还容易；可是要我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奉行自己的教训，就没那么简单啦。”[7]从赛珍珠笔下的传教士可以想见，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这类自嘲大概颇合她的心思。
但是，身为传教士的亮乐月，却难免担心这会误导中国的闺秀们。于是在她的《剜肉记》中，上述台词的意思已经完全不同：“我要劝二十个人按本分行事，爱怎样说便怎样说；若要使一个人遵我的劝去做，恐怕就没有把握了。”传教者不能“奉行自己的教训”，怎么会被“翻译”成受教者“不能遵我的劝去做”？亮乐月不可能读不懂莎士比亚的调侃，然而只有将其暗中转换为惯常的道德教训，也许才符合人们对神职的想象，才不至于通过《女铎》再造出一群中国的赛珍珠。
刘丽霞就此描述“来华女传教士在信仰体认中出现的挣扎状态”，进而以多年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包贵思（Grace M. Boynton）为例并不断追问：为什么“笃信宗教的包贵思”会同女共产党员杨刚“结下特殊的友谊”？
无论如何，赛珍珠作为“教会中人”对教会的反思、亮乐月作为《女铎》创办者对翻译作品的改写、包贵思作为教会大学教授对共产党学生的理解，都印证着更深层次的“之间”；从而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当在文学之外启发进一步的思考。
如果回到梁元生关于“之间”与“中间”的分辨，或可说前者正是法国学者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所谓的“间距”（écart）。他坚持用“间距”的概念取代“差异”（différence），恰恰是因为结构性（productive）而非描述性（descriptive）的“之间”可以由此凸显。[8]在这样的意义上，汉语构词的先天张力刚好表达了当代思想所关注的in-between-ness，因为“中间”本来就是“中—间”。这“中—间”未必不是相互的生成，正如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之间”的长期纠葛，亦如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多重结果。
[1] 梁元生：《边缘与之间》，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两说分别出自赛珍珠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及其著作《我的中国世界》。
[3] 参见杨慧林《赛珍珠在抗战时期的政论短文及其特别关注》，《人文杂志》2015年第7期。
[4] 此文后由俞亢咏节译为《白种人在远东的未来地位》，收入上海出版的《国际间》1941年第二卷。
[5] 见上海图书馆所藏1914年9月—1915年11月《女铎》。
[6] Shakespeare，“The Merchant of Venice，”see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Hertfordshire：Wordsworth Editions，1996，p. 390.
[7] 方平译：《威尼斯商人》，见方平主编《新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8] 朱利安：《间距与之间》，见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